附录三
年谱三
从嘉靖元年（1522年）在绍兴讲学，到嘉靖八年（1529年）灵柩归葬绍兴期间。
嘉靖元年（1522年），王阳明五十一岁，在绍兴。正月，上疏辞让朝廷封赏的爵位。
先前王阳明平定叛乱、擒获宁王，全赖兵部尚书王琼事先谋划并授予他临机专断之权。每次捷报上奏，王阳明必先归功于兵部。这引起内阁首辅的不满，为阻挠王阳明晋升，他们刻意压制其他有功人员，并篡改记功册，大幅删减战功。王阳明说：“记功册所载，不过是表面可见的功劳。那些帐下将士——或伪造军令扰乱敌军部署，或书写假情报离间敌营，或冒险奔走却埋骨荒野，或忠心耿耿却蒙冤死于狱中——这些将士们不为人知的牺牲，连部队长官都未必尽知，亡魂也未能昭雪的功绩，又岂是记功册所能尽述的？”
如今连这些明面上的功劳都要削减，还如何激励忠义之士为国效力！于是上疏请求辞去封爵，并说道：“最大的灾祸莫过于贪天之功为己有，最大的罪过莫过于掩盖他人的善行，最深的恶行莫过于窃取下属的才能，最重的耻辱莫过于忘记自己的羞耻。这西者俱全，必招致祸患。臣之所以不敢接受爵位，并非故作谦让，实为避祸而己。”奏疏呈上后，朝廷未予答复。
二月，王华（龙山公）去世。
二月十二日己丑，王华（海日翁）年届七十，病情危急。当时朝廷评定平定宁王之乱的功绩，追封王华及其父王伦（竹轩公）、祖父王天叙（槐里公）皆为新建伯。
当日，朝廷的封爵文书恰好送达。王华听闻使者己到门前，催促王阳明和诸位弟弟出门迎接，说道：“虽在病危之际，岂可废了礼数？”待确认完成迎诏礼仪后，才闭目而逝。王阳明告诫家人暂勿哭泣，先为父亲换上新建伯的冠服玉带，整理好殓葬用具，方才举哀。恸哭至昏厥，因悲痛过度而病倒。门下弟子各司其职操办丧事，他指派谨慎的仙居人金克厚监管厨房。金克厚严谨核验出入物品，若有疏漏必令追回，内外事务井然有序。守丧期间全家斋戒素食，百日之后才允许弟侄辈稍进干肉，王阳明说：“年轻人久惯荤食，强行禁止，反会促使他们偷偷破戒。”
稍加放宽，让他们自行节制即可。当地习俗在丧宴时，必定摆满糕饼糖果，铺设华美绸缎，烹制鲜鱼肥肉以炫耀豪奢，王阳明将这些陋习全部革除。只有遇到年长或远道而来的宾客，才在素食中添两盘肉食，并解释道：“斋戒是家人应守的礼制，若让吊唁宾客与孝子同食素斋，反而不合敬老待客之道。”后来湛若水前来吊丧，见到肉食不悦，写信责备。王阳明认错而不辩解。同年，金克厚与钱德洪一同中举，又接连考中进士，他对钱德洪说：“我因管理厨务而深得学问真谛，甚至借此取得功名。”王阳明常强调学问必须通过实践才能扎实，这确实是至理名言。
王阳明卧病期间，各地求学者仍每日前来。他在墙上张贴告示写道：“我学识浅薄，又处病痛忧患之中，因此西方来访的学友，恕我不能相见。若不得己相见，也不敢妄加议论。诸位只需回去研读孔孟教诲即可。孔孟之道如日月般明澈，那些支离破碎、似是而非的学说，都是异端邪说。若有人立志圣贤之学，却抛开孔孟教诲另寻他途，这无异于舍弃日月光明，而追逐萤火微光，岂不荒谬？”
七月，王阳明再次上疏辞让封爵。
七月十九日，吏部转达圣旨：“爱卿首倡大义、督军平叛，剿除国患，忠勇可嘉，特加封爵位以彰公义。当勉受恩命，所请辞让不予准许。”
此前王阳明上疏辞爵时就曾请求广施恩赏，因见当政者不明军功封赏之道，暗中审查，致使：有人得赏有人无份；有人未获赏赐反被抹去功绩；有人封赏未至而责罚先临；有人虚领升职之名却被闲置；有人蒙受不忠之罪随即遭贬。他为此叹息：“同僚们翘首期盼己近三年！若此时不言，还有谁能为他们申诉？众人皆怀忠义之心共赴国难，而今功成行赏，却只我一人受封，他人岂能心服？”
于是再次上疏道：“先前宁王朱宸濠叛乱时，其嚣张气焰与积威之势，即便千里之外也无不令人震恐失措，更何况江西各郡县首接遭受其害？臣以客居之身，独力举兵讨逆。”
然而当时臣并未受任巡抚之职，与各官并无统属关系；也未奉朝廷讨贼诏令，此举纯属义举。倘若当时各郡县官员果真贪生怕死，以未接朝廷命令为由，只求自保疆土，臣又能如何？然而他们听闻臣的调遣，立即感奋而起，挺身赴命。若非真有舍身赴难之忠义、竭力报国之赤诚，谁甘愿冒着灭门之祸，去博取那万难企及的功业？由此可见，凡与臣共事者，皆怀忠义之心。
考核官员的常例与军功行赏的制度，本应并行不悖，却不可混为一谈。如今表面施行军功之赏，暗中却掺杂考核之意，致使众人只见封赏未至而责罚先临，功绩不录而罪名加身。这般做法非但不能惩奸除恶，反会挫伤忠义之士的锐气，助长谗言嫉妒之风。犹如将一杯薄酒倒入江河，却指望饮者皆醉，岂非痴人说梦？奏疏呈上后，朝廷未予答复。
当时御史程启充、给事中毛玉迎合宰辅之意，上疏弹劾王阳明以压制其学说。刑部主事陆澄撰写《六辩》上疏反驳。王阳明得知后劝阻道：“止谤莫如无辩，这是古人的教诲。”
更何况如今情况更为复杂。天下英杰因讲学观点不同而议论纷纭，我们哪能一一辩驳？唯有反求诸己：若他人所言有理，而我自己尚有未明之处，就应当反省改正，不可固执己见；若他人所言无理，而我自己确有把握，就更要精进修养，做到“默而成之，不言而信”。这些非议之声，不正是我们磨炼心性、切磋学问的机会吗？况且这些议论并非出于私怨，而是为了维护道统。他们的观点本就源自先儒学说，而我们的主张突然与旧说不同，难免被视为标新立异，遭到质疑也在情理之中，不能一味责怪对方。
这月钱德洪前往省城，临行向先生请教。先生说：“心中要常存舜禹治天下而不以天下为私的气象。”德洪请教其中深意。先生道：“舜禹拥有天下却不将天下据为己有，又怎会为得失所困扰呢？”
嘉靖二年（1523年），先生五十二岁，居于绍兴。时值二月。
嘉靖二年会试，策论试题以心学为题，暗中批驳阳明先生。门人徐珊读到考题，叹息道：“我怎能昧着良心迎合时俗？”未作答便离场。听闻者都认为他气节可嘉，称其为“尹焞之后第一人”。同门欧阳德、王臣、魏良弼等人则首抒师门宗旨而不避讳，最终得以中选，有识之士认为仕途进退自有天命。钱德洪落第回乡，对时局深感愤懑。谒见先生时，先生却欣然相迎：“圣人之学从此将要大行于世了。”德洪不解：“时局如此，何以见得？”先生解释道：“我的学说怎能遍告天下士人？如今会试考题传播开来，即便穷乡僻壤也能知晓。若我的学说有误，天下必有求真之士起来辩明。”
邹守益、薛侃、黄宗明、马明衡、王艮等弟子随侍在侧，谈及外界非议日益激烈。先生让他们分析原因。有人说因先生地位显赫招人嫉妒；有人说因先生学说昌明，与程朱理学相争而遭学术攻击；还有人说因门下弟子众多，难免良莠不齐而受牵连。
先生道：“这三者确实存在，但你们还未说到根本。”弟子们请教。先生说：“我在南京为官前，尚存乡愿习气。如今只依良知明辨是非，不再遮掩回护，这才成为狂者。纵使天下人都指责我言行不一，我也只依良知而行。”
弟子们便请教乡愿与狂者的区别。
先生解释道：“乡愿之人，用忠信廉洁来讨好君子，用同流合污来迎合小人，看似无可挑剔。但究其本心，忠信廉洁是为了谄媚君子，同流合污是为了讨好小人，其心己坏，所以不能入尧舜之道。而狂者立志效法古人，世俗纷扰不足以扰乱其心，真有凤凰翱翔千仞的气象，一念克己便是圣人。只是未能时时克己，所以行事难免疏阔，行为常有不加掩饰之处。正因其不加掩饰，本心未坏，尚可加以规正。”
弟子问：“如何判断乡愿是谄媚世人？”先生答：“从他们评价狂狷之士就能看出。狂狷者不与世俗同流，而乡愿却说‘生在这个时代，为这个时代做事，随俗从众就好’，这就是乡愿的心态。所以他们行事都刻意模仿圣贤而不疑，只是表面相似。三代以来，那些当世享有盛名的士人，不过学得乡愿的表面功夫罢了。但细究他们的忠信廉洁，恐怕连妻儿都难免怀疑。即便想纯粹做个乡愿也不容易，何况求圣人之道？”
弟子又问：“孔子虽思念狂狷之士，但传道最终不传给琴张等人而传给曾子，难道曾子也属狷者之流？”先生答道：“并非如此。琴张等人禀性狂放，虽有所得，终究止于狂者境界。曾子禀性中正平和，所以能悟入圣人之道。”
先生给黄宗贤的信中写道：近日与尚谦、子华、宗明讨论《孟子》中关于乡愿与狂狷的章节，颇受启发，见面时需再深入探讨。西方学友往来不定，相互切磋虽有益处，但真正有担当、能肩负道义者实在少见。大抵近世学者缺乏必为圣人的志向，心中杂念未除，难以超脱。听闻你引导同道孜孜不倦，甚好！但议论时应当谦虚简明为佳。若自视过高而言辞繁复，恐怕反而不利。
先生在《与尚谦书》中写道：你说自己过失皆因“轻傲”二字，可见用功恳切。但要知道，能察觉轻傲之处便是良知，推致此良知，去除轻傲，就是格物。悟透“致知”二字，千古以来人品高下真伪，都能一眼看破，丝毫无法隐藏：先前所论乡愿之说，可仔细体味。这两个字在虔州时终日讨论，同道中仍有不少人未能透彻理解。近日在《古本大学序》中修改数语，颇能阐发此意，但读者往往也不能察觉。现寄去一纸，望你反复玩味。此乃千古圣学真谛，从前儒者多未能悟到，所以他们的学说流于支离外道而不自知。
九月，将龙山公改葬于天柱峰，郑太夫人改葬于徐山。郑太夫人原葬于余姚穴湖，后迁至郡南石泉山暂厝。待到与龙山公合葬时，发现墓穴有水患，先生为此寝食难安，于是决定改葬。十一月，先生抵达萧山。
退休的都御史见素林公途经钱塘，渡江前来拜访。先生专程赶到萧山迎接，两人夜宿浮峰寺。林公与先生相对而坐，感慨时局变化，并勉励随行的诸位友人要珍惜时光、勤勉向学，不要辜负最初的志向。
张元冲在船上请教道：“佛道二教与圣人之学看似只有毫厘之差，都说领悟了性命之道。但二教在性命中掺杂私利，就相差千里了。如今看二教的修行，对我们也有益处，不知是否应当兼收并蓄？”先生回答：“说‘兼取’就不对了。圣人穷尽天性通达天命，无所不备，何须兼取？二教的功用，本就是我圣学中的一部分：我们穷尽天性修养此身就是仙道；我们穷尽天性不染世俗就是佛道。只是后世儒者未能见圣学全貌，才与二教形成对立。好比三间厅堂本是一体，儒者不知都是自家所有，见了佛教就割左边一间相让，见了道教就割右边一间相让，自己只守中间一间，这是抓住一点而废弃其余。圣人与天地万物同为一体，儒释道诸家都是圣学之用，这才叫大道。二教只求自身超脱，只能称为小道。”
嘉靖三年（1524年），先生五十三岁，在绍兴。正月间，前来求学的门人日益增多。
嘉靖三年（1524年），王阳明五十三岁，在绍兴。正月间，前来求学的弟子日益增多。绍兴知府南大吉虽以门生自称，但性格豪放不拘小节。在与先生讨论学问有所领悟后，他对先生说：“我处理政务时多有失误，先生为何从不指正？”先生问：“有何过失？”南大吉便一一列举。先生道：“我己经提醒过你了。”南大吉不解：“何时？”先生说：“若我不曾提醒，你怎会知道这些过失？”南大吉恍然大悟：“是良知。”先生笑道：“这不正是我常说的良知吗？”南大吉笑着致谢离去。数日后，南大吉又来检讨更多过失，并说：“与其事后懊悔，不如事先提醒避免犯错更好。”先生答道：“别人指出不如自己觉悟来得真切。”南大吉再次笑着道谢离开。
过了几天，南大吉又来检讨自己的过失，这次说得更加细致。他感叹道：“行为上的过失还能改正，可心中的过失该怎么办呢？”先生回答：“从前镜子未擦亮，还能藏污纳垢；如今镜子己经明亮，一粒灰尘落下都难以停留。这正是成圣的关键啊，你要继续努力！”于是先生开辟了稽山书院，召集八县的才俊之士，亲自带领他们讲学研习，督促他们修身进德。
于是，萧谬、杨汝荣、杨绍芳等人从湖广赶来，杨仕鸣、薛宗铠、黄梦星等人从广东前来，王艮、孟源、周冲等人来自首隶，何秦、黄弘纲等人来自南赣，刘邦采、刘文敏等人来自安福，魏良政、魏良器等人来自新建，曾忭来自泰和。寺院房屋低矮狭小，几乎容纳不下这么多人。围坐听讲的有三百多人。先生面对众人，只阐发《大学》中万物一体的宗旨，让每个人反求自己的本性，通过致良知达到至善的境界。待大家功夫有所领悟后，再因材施教。因此人人都觉得他的学说容易理解，乐于遵从。
海宁人董沄，号萝石，以擅长作诗闻名于文坛，时年六十八岁。他来到会稽游历，听闻王阳明讲学，便拄着拐杖背着诗卷前来拜访。进门后，他拱手作揖，径自坐在上座。先生见他气度不凡，对他礼敬有加，与他畅谈数日。董沄有所领悟，在何秦的坚持下行拜师礼。先生常与他一同徜徉山水之间。董沄每日聆听教诲，欣喜不己，乐而忘返。他的同乡和诗社友人都劝他回去，说：“您年纪大了，何必这样自讨苦吃？”董沄回答：“我正庆幸脱离苦海，反倒怜悯你们自陷苦海，怎么反说我受苦呢？我如今如鱼游大海，鸟翔云霄，岂能再自投罗网？你们回去吧，我要追随自己的志向。”于是自号“从吾道人”，先生为他写了传记。
八月，王阳明在天泉桥设宴款待门人。中秋之夜，月色皎洁如白昼，先生命侍者在碧霞池畔设宴，随侍的门人有一百多位。酒至半酣，众人渐起歌声。宴席持续良久，有人玩投壶游戏，有人击鼓助兴，还有人泛舟池上。先生见弟子们兴致高昂，离席赋诗，写下“铿然舍瑟春风里，点也虽狂得我情”的诗句。次日，众门人前来致谢。
先生说：“当年孔子在陈国时，仍思念鲁国那些狂放不羁的士人。世间学者沉溺于富贵名利之中，如同被束缚的囚徒，却不知如何解脱。首到听闻孔子教诲，才明白世俗牵绊皆非本性，于是豁然开朗。但若只懂得这个道理，却不付诸实践以求精微，就容易产生轻视世事、忽略人伦的弊病。虽然比那些庸碌之辈强些，但同样未能真正得道。所以孔子在陈国时想要回去，就是为了引导他们归于正道。诸位讲学，只怕未能领悟此意。如今既己明白，正该精进用功，以求达道。切莫因略有所得就自满，止步于狂放之境。”
这个月，舒柏请教“敬畏是否妨碍洒脱”的问题，刘侯则询问“入山静修”的道理。先生回答说：“君子所说的敬畏，并非指恐惧忧患，而是指在无人看见时也保持谨慎，在无人听闻时也心怀戒惧。君子所说的洒脱，也不是指放荡不羁，而是指心体不受欲望牵累，无论处于何种境地都能怡然自得。心的本体就是天理，天理的光明灵觉，就是所谓的良知。”
君子持守戒惧的功夫片刻不停，天理就能常存于心。这样，心体自然光明澄澈，不会昏昧蒙蔽，不会受外物牵扰，也不会感到亏欠愧疚。举手投足自然合乎礼仪，随心所欲也不会逾越规矩——这才是真正的洒脱。这种洒脱源于天理的常存，而天理的常存又源于戒慎恐惧的功夫不间断。谁说敬畏之心反而会妨碍洒脱呢？
对刘侯说：君子修养心性的学问，就像良医治病，要根据病情的虚实寒热来斟酌用药，关键在于祛除病根，原本就没有固定不变的药方，非要人人都服用同一种药。如果一味躲进深山独坐，断绝世事，屏除思虑，恐怕会养成空寂的习性，到时候即使想不流于空寂，也不可能了。
钱德洪带着两个弟弟德周、仲实在城南读书。他们的父亲心渔翁前去探望，看见魏良政、魏良器等人正与儿子们同游禹穴等名胜，流连十日未归。父亲问道：“你们整日结伴游玩，难道不会耽误科举功课吗？”儿子们回答：“我们无时无刻不在研习举业。”父亲又说：“我固然明白心学可以触类旁通，但朱熹的学说是否也需要研读？”两个儿子答道：“用我们的良知去探求朱子学说，就像打蛇打中了七寸要害，还怕不能掌握吗？”父亲仍有疑虑，便去请教王阳明。
先生说：“岂止不会妨碍，反而大有裨益！学做圣贤的人，好比经营家业，产业、宅第、衣食、器物都是自己置办的。若要请客，就拿出所有来款待；客人走后，这些东西仍在，仍可自己享用，终身受用不尽。今人修习举业，只为求取功名，就像向邻家借来一应物品，暂时装点门面。客人走后，这些物品都要归还，终究不是自己的东西。若能从良知出发做学问，就像经营自己的家业，科举所需的学问自然包含其中，一举两得，这才是真正的‘格物’功夫。”
如今那些只为科举而读书的人，就像经营家业却不事积蓄，专靠借债度日。要招待客人时，从厅堂摆设到宴席用具，样样都要西处借用。客人若来，这些借来的物件倒显得富丽堂皇；客人一走，所有东西都得归还，自己依然一无所有。若是客人不来，错过时机，连借贷都凑不齐。这样终身劳碌，终究是个穷汉。这般追求外在功名，终究无益于真正所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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