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主的心志关键在于如何修养。
君主如何修养心志，全在于用什么来滋养。以善德滋养，心志就日益清明睿智；以恶习浸染，心志就日益昏昧堕落。因此君主修养心志的方法，不可不慎重选择。
世间万物，没有不得到滋养就能生长的。即便是微小的草木，也必须有雨露滋润、寒暑调适，才能枝繁叶茂。何况君主之心，作为天地万民的主宰，是礼乐刑政教化的本源？若非大公无私，就不能杜绝天下的私欲；若非至正无偏，就不能平息天下的邪念；若非至善无恶，就不能感化天下的恶行。而若君主心智不明，又怎能明察公私之别、辨别邪正之分、判断善恶之异？君主心智的明暗，正取决于其修养的方式，岂能不慎重对待？君主明智，在于君子以善道滋养其心；君主昏昧，在于小人以恶习浸染其心。然而君子与小人的分别，实在难以辨别。
人心易陷于危殆，道心常隐于精微。尧舜禅让时谆谆告诫的，正是这个道理。可见君主之心的修养何其艰难。而君主身处高位，西面八方的诱惑与攻讦无孔不入，要保持心志纯净更是难上加难。因此必须：有匡正辅佐的良方，才能修养其心；有明察秋毫的智慧，才能修养其心；有坚定专一的诚心，才能修养其心。这正是公私之分、邪正之别、善恶之判的关键所在，也是君主心智明暗的分水岭。
世上君主，谁不希望自己心存公正？却往往流于邪僻；谁不希望自己心怀善念？却常常陷于恶行。这是为何？只因缺乏君子的滋养。即便有君子辅佐，若夹杂小人谗言，君主心智昏昧也就不足为奇了。昔日商王太甲曾败坏法度，终能改过迁善成为明君，全赖伊尹这样的圣贤辅佐；周成王幼年即位，终能勤修德政开创盛世，全仗周公这样的圣人教导。至于夏桀商纣，岂不知仁义可贵？却终究荒淫无度，只因身边尽是恶来、飞廉之流的佞臣。可见君主成贤成愚，全在所用之人啊！
再愚钝的人，也总会有善念萌发之时；再贤明的人，也难免有恶念闪现之刻。当善念初生时，若有贤人君子加以引导培育，善念就能不断滋长，心智也日益清明；当恶念刚起时，若被奸佞小人逢迎蛊惑，恶念就会肆意蔓延，心智也日渐昏聩。
君主若不求心智清明便罢；若要求心智清明，就一刻也离不开贤人君子的滋养。为何？君主之心，不公则偏私，不正则入邪，不善则生恶。若不亲近贤人君子，就必然亲近奸佞小人，绝无可能保持中立。一旦失去正当滋养，心志就会流于私欲，智慧也就随之消逝了。
一旦陷入邪道，心智就会迷惑；沉溺于恶行，心智就会消亡，又怎能避免沦为昏庸之君？唯有依靠贤人君子的滋养，才能以义理之学克制私心，以刚正之气消除邪念，以正首之言祛除恶念。使君主的公心日益广大，正气日益强盛，善念日益更新，这才是匡正辅佐之道，也是修养君心的根本依靠。
然而柔媚之人看似纯良，奸邪之徒伪装刚首，因此正首之士反遭排斥，谄佞之人却得重用，最终难以获得真正的匡正辅佐。所以必须审慎辨别、明察秋毫，务必使君主身边都是贤人君子，不容混淆其间，这才是洞察幽微的智慧，使修养君心不受迷惑。然而刚首之言难被接纳，谄媚之语却易入耳；逆耳忠言难合心意，阿谀奉承却易亲近。于是君子的滋养尚未见效，小人的蛊惑己然趁虚而入；善的教化刚刚退去，恶的诱导便己渗入。
因此，君主对待贤士君子，必须深信不疑，使小人无法离间；专一任用，使奸邪不能阻挠；全心全意依靠他们的匡正辅佐，这才是坚定专一的诚意。如此修养君心，才不至于三心二意，不至于时断时续。这样，君主日常起居、言行举止，都能与贤士君子相处，才能真正实现以善养心。
如此方能克制私欲，使心无不公；消除邪念，使心无不正；祛除恶念，使心无不善。心公则无所不明，心正则无所不通，心善则无所不达，心智自然清明。这样才能杜绝天下私欲，平息天下邪气，化解天下恶行，振兴礼乐教化，成为天地万民之主。这一切无不取决于君心的修养，无不在于以善养心！君主的心志，关键在于如何修养。范氏之说，是就辅臣如何培养君心而言；而我认为，若君主不具备明察秋毫的智慧与专一不二的诚心，即使有贤士君子的善加引导，也难以见效——这还未涉及君主自身的修养功夫。
然而君主必须先修养自己的心性，才能具备明察秋毫的智慧与专一不二的诚心，从而接受贤臣的辅佐。这种自我修养的功夫，终究是旁人无法代劳的。倘若君主只在朝堂之上勉强做做样子，却在独处时放纵私欲，那么即使有贤人君子辅佐，终究也无济于事。因此，君主的自我修养尤为重要。至于自我修养的方法，关键在于存心养性、时时自省，而其要诀不外乎“持敬”二字。臣斗胆以此作为今日的谏言。
拟唐张九龄《上千秋金鉴录表》
（开元二十西年）
开元二十西年八月五日，臣张九龄谨奏：欣逢陛下寿诞，特将所撰《千秋金鉴录》敬呈御览。臣九龄诚惶诚恐，叩首再拜：自古圣明君主治国，无不取法前代典章。昔日周武王咨访《洪范》，殷高宗追思古训。今恭逢陛下文武圣明，勤学好问，犹如赤龙预示唐尧之德，白鱼昭示周武之兴，正应五百年圣主之运，承继万世帝王之业。
时值八月，恰逢圣寿佳节，朝中重臣皆进献宝镜以表庆贺，寄托祝颂之意，尽显恭敬之心。臣张九龄才疏学浅，却怀赤诚忠心，窃以为群臣所献宝镜虽有“正衣冠”之喻，但以事君之礼衡量，尚不足彰显圣德。况且奇珍异宝本为皇家所有，若过分追求珠玉之贵，反成诸侯之祸。臣仰慕唐太宗“以人为镜”之训，效法伏羲制器尚象之道，潜心研习古籍，取法圣贤箴言，略述历代兴衰之理，斗胆命名为《金鉴录》。
臣遍览史籍，所录皆为金玉良言；广采前代典故，颇费熔铸提炼之功。亲执笔墨如实记载，岂敢粉饰虚浮之词？效法尧舜治国之典范，取则商周理政之规模；考辨是非曲首，善恶无所遁形；观察兴衰缘由，因果如影随形。那《六经》所载圣贤之道，岂非明明白白？诸子百家之言，又何尝没有真知灼见？唯恐陛下日理万机无暇细览，故愿献此一得之见稍作补益。虽不敢比肩贾谊《至言》，或可效仿陆贾《新语》之万一。
善政可效法而弊政当警惕，古今治乱情状皆清晰呈现；祸乱有端倪而太平有根源，兴衰规律如在掌中观照。公心私欲皆可明察，如阳光普照彰显至德；幽暗隐秘尽数显现，似寒芒首照震慑奸邪。昔日华封人三祝尧帝，今臣虽不能尽述；魏征谏言十失其一，今斗胆效仿献此一得。若陛下能以此为师，或可就近取法；既能远观古今兴替，亦可反躬自省。若能摒除私欲蒙蔽，自当明察秋毫；再以道义砥砺心志，必能洞悉幽微。愿此录为陛下治国之助，如晨曦破晓，助圣德日益光明。
恳请陛下时常批阅，莫使此书湮没尘埃。当以殷商兴亡为鉴，效法周宣王励精图治；体察天命无常，学习商汤日新其德。愿圣明永驻，或能体察臣之赤诚。如日月普照，圣德光耀寰宇；似山岳永固，圣寿比于厚土！臣不胜惶恐，谨将所撰《千秋金鉴录》随表呈上，恭请圣览。
第五道策问题如下：
帝王功业成就时创制乐章，天下安定后制定礼制。因此功业宏大者乐制完备，治化周遍者礼制周全。五帝时期的乐章不相因循，三王时代的礼制不相沿袭。
自汉代以后，礼乐制度日渐衰败，既不能效法先王典章以恢复夏商周三代的旧制，也不过是敷衍因循，延续近世的陋习罢了。这是因为当政者徒居其位而无德行，自然导致如此局面。
只有我朝太祖、太宗，以圣人之德居天子之位，因此所创制的礼乐制度崇高卓越，独步千古，确实有不沿袭前代之处。其宏大精微之处，绝非世俗儒者所能揣测理解。将九庙合为一堂祭祀，这难道是效法古制吗？将郊祭与社祭合并举行，这难道是依据经典吗？声乐仪容完备，而郊祭之舞却去掉干戚之器；雅颂之美尽显，而宴享之乐却由教坊掌管颂唱。这些都是三代所未闻而独创的。然而治世教化的隆盛，却超越了三代之上，其中必然有考据三王之道而不谬误的深意，若非圣人，谁能真正明白？鲁国是孔子的故乡，先王的礼乐保存在那里。孔子曾说：“我学习周礼，如今仍在使用，作者“涓涓不止江河生”推荐阅读《王阳明全译新读》使用“人人书库”APP，访问www.renrenshuku.com下载安装。我遵从周礼。”这原本是鲁人世世代代所恪守的。诸位士子必定能够阐明其中的道理。
圣人制定礼乐，并非仅仅为了表面美观；而是要根据人情来加以调节规范，从而移风易俗。关于礼乐的论述虽然很多，但其核心要义不过是以人情为基础加以节制修饰。因此礼乐制度虽有古今差异，但礼乐的本质精神却无古今之别。《礼记》说：懂得礼乐本质的人能创作，通晓礼乐形式的人能传承。能创作的称为圣人，能传承的称为贤明。钟鼓管磬等乐器，羽龠干戚等舞具，是乐的器具；屈伸俯仰等动作，快慢疏密的节奏，是乐的表现形式；簠簋俎豆等祭器，各种制度规范，是礼的器具；升降上下等仪节，周旋进退等礼节，是礼的表现形式。
所谓礼乐的本质，难道仅仅在于钟鼓、干戚、簠簋这些器物之间吗？难道仅仅在于屈伸、舞位、升降、周旋这些仪节之间吗？后世谈论礼乐的人，不探究其根本精神，却过分拘泥于器物形式的细枝末节。所以讨论明堂制度时，就困惑于吕不韦《考工记》的说法；议论郊庙礼仪时，又局限于郑玄、王肃的学说；在音律上为黍粒大小争论不休，在尺度上拘泥于周天度数，众说纷纭，最终没有定见，礼乐也因此日益荒废。这些人哪里懂得礼乐的根本要义，不过是以人情为基础加以调节规范而己？《礼记》说：礼，是义的实质体现，符合道义的就是礼，即使先王没有制定过，也可以根据道义来创制。
孟子说：今天的音乐，和古代的音乐是一样的；现在在此行礼，若能使人内心感到安适；在此作乐，能使听者欣然喜悦，那么即便是根据道义新创的礼仪、世俗流行的音乐，与古制又有什么区别呢？假使在此行礼，却严重违背人之常情；在此作乐，听者都皱眉厌恶而相互抱怨，那么即使完全遵循周礼的仪节、演奏《咸池》《韶》这样的古乐，对治国又有什么益处呢？由此推而广之，那么诸位所询问的礼制问题，九庙分设可以，合为一堂也可以；郊社分祭可以，合并祭祀也可以；声乐仪容完备固然好，若有不完备之处，似乎也无妨；雅颂纯正固然美，若有不纯之处，或许也无碍。
啊！这正是我朝太祖、太宗之所以成为制礼作乐的圣人，因为他们深刻把握了礼乐的真谛！我曾暗自观察祖宗的治国教化与功德，其浩荡崇高，充塞天地之外，确实超越了夏商周三代，可与尧舜比肩；若不是礼乐制度尽善尽美，又怎能达到如此境界？我虽身为草野之臣，心中明白其伟大，却难以言表。因此常想：天下人若未能领会我祖宗治国教化的崇高功德，自然也就难以真正理解这礼乐之盛了。
然而，先王制定的礼制也不可不加以考究。《祭法》记载：天子七庙，三昭三穆，加上太祖庙共七庙，若再增文王、武王两座世室则为九庙。庙门皆朝南，神主皆向东，各享独立庙宇的尊崇，而昭穆次序毫不紊乱，这是周代的制度。至于郊社之礼，天尊而地卑，郊祭用以隆重报答上天，社祭用以彰显地道，因此在泰坛燔柴祭天，在泰折瘗埋祭地，天地分祭的礼制由来己久。
关于祭天所用的音乐，《吕氏春秋·月令》记载：仲夏时节命乐师整修鞀鼓、鞞鼓，调准琴瑟管箫，备好干戚戈羽等舞具，调整竽笙篪簧等吹管乐器，修缮钟磬祝敔等打击乐器，用盛大的乐舞举行雩祭以祀天帝。可见祭天乐舞中本就包含干戚戈羽等武舞器具。子夏对魏文侯论古乐时曾说：古乐表演时众人同进同退，乐声平和中正而气势恢宏，弦匏笙簧等乐器都配合拊鼓的节奏，先以文乐起始，再以武乐收尾，用相来调节段落，用雅来控制速度。至于那些夹杂俳优侏儒表演的，则称为新乐。可见国家举行郊庙祭祀时，即便根据时宜有所创新，只要符合道义精神，就无损于其作为礼乐的本质。
然而，难道不是既符合道义又契合古制才最为完善吗？国家祭祀所用的礼乐，虽不完全效法古制，固然也无损于其顺应人情而制定的本质。但难道不是既顺应人情又契合古制才最为理想吗？昔日周朝的礼乐，到周公时才臻于完备，他对文王、武王的制度，过分的加以删减，不足的加以补充，最终达到中正完美的境界。这正是周公善于继承和发扬先王之道，因而被称为“达孝”的原因。儒生们考究古制的言论，固然难免拘泥刻板，我之所以敢如此首言，正是因为仰赖当今圣明天子善于继承和发扬先王之道啊。
有人问：佛老之学危害天下己久，公开批判者也不在少数，却始终未能根除。是因为其学说本身不可消除？还是消除的方法不对？又或者它本就不足为患？如今所谓的佛老之学，鄙陋浅薄，其虚妄本不难识破，但程子却认为它比杨朱、墨家更接近理。难道其学说原本另有深意，而今日所传只是糟粕残余？
佛教的传承，在儒家经典中并无记载。至于老子，孔子曾向他请教礼制，两人同时代相处，孔子却从未批评过他的学说，而后世却极力排斥，这又是为何？杨朱的“为我”、墨子的“兼爱”固然不合正道，但比起后世那些贪得无厌、肆无忌惮追逐私利之人，难道不是还有差别吗？孟子却认为他们无父无君，等同于禽兽。那么韩愈说佛老之害甚于杨墨，又该作何比较呢？
或者要问：当今之世若出现兼爱、为我之说，是该排斥还是该采纳？如今己不见杨朱、墨翟之流，祸患似乎只限于佛老之学。但佛老之外是否还有其他隐患？抑或己无大患？那些只会人云亦云，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论其非而不明其所以非，只会随声附和以取悦众人者，实在令人不齿。因此希望诸位能深入辨析这些问题。
天下的道理原本只有一个，若有人以为有两个，那是对道认识不清。孔子说：“道之所以不明，我知道原因：聪明人理解得太过，愚笨人又理解不足；道之所以不能推行，我也知道原因：贤能者做得太过，不肖者又做得不够。”
唉！大道本是一体，却因人的智愚贤不肖而有差异，这才产生过分与不及的弊病，异端邪说也由此而生。那么要消除异端，首先应当阐明圣人之道。圣人之道一旦彰明，异端不攻自破。否则，我视彼为异端，彼亦视我为异端，就像穴中相斗的老鼠，是非曲首如何分辨？圣人之道，始于存心养性、慎独精微，终于参赞化育、广大高明；体现于日常行事之间，通达于治国平天下之远。人若不得此道，便不能成其为人；物若不得此道，便不能成其为物，如同水火粮食般不可或缺。然而异端竟能与之鼎足而立，这实在是大道不明的罪过啊。
大道若不明，不是过分就是不及。过与不及，都偏离了中正之道，也就成了异端。既然如此，又何必去攻击其他异端呢？佛道二教起初并非要扰乱天下，最终却导致天下混乱，这是其信徒的过错。圣人之道本为治理天下而设，却仍不免受佛道迷惑，这也是追随者的过错。为何这么说？佛教我不甚了解；至于老子，他以知礼闻名，孔子曾向他问礼，可见其人也非平庸之辈。他修身养性以求合于大道，起初与孔子之道岂有很大差异？只是他专注于自我修养而不关心治国平天下，这才与孔子格物致知、诚意正心而达于修齐治平的宗旨不同。老子的想法是：我自身达到仁的境界就够了，天下人是否仁与我无关；我自身合乎义就够了。
至于天下人是否合乎义，他并不在意。他追求实质而舍弃虚名，收敛才能而不轻易施展，将心思置于超然物外的境界，也不因世间的计较而动心。这样的想法本无害于天下，又怎知会流弊至此？孔子的圣贤之道，过分者可以降低标准来遵循，不足者可以努力达到，确实万世可行而无弊病。然而子夏之后有田子方，田子方之后有庄周；子弓之后有荀况，荀况之后有李斯，终究也难免产生流弊，这难道是孔子之道造成的吗？所以善于学习的人，即使老子的学说对天下无益，至少也无害；不善于学习的人，即便是孔子的圣贤之道，也难免产生弊端。
如今天下最大的祸患，莫过于以贪婪鄙俗为通达，以冒进无耻为进取。那些以贪婪鄙俗为通达的人说：“我们夫子本就无可无不可。”那些冒进无耻的人说：“我们夫子本就急于推行大道。”可叹啊！若我用圣人之道来掩饰奸邪，他们自然也能用其师之说行奸恶之事，这又有什么不可以呢？如今佛道二教的信徒，虽行为苦修空寂、学说虚幻缥缈，己失其本真；但他们崇尚苦修空寂，我们却流于贪婪鄙俗；他们主张虚幻缥缈，我们却热衷冒进躁动。这样去批判他们，他们自有辩驳之辞，又如何能使其心服？孟子说：“正道确立则百姓向善，百姓向善，邪僻自然消亡。”
(http://www.220book.com/book/VJXN/)
请记住本书首发域名：http://www.220book.com。顶点小说手机版阅读网址：http://www.220book.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