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究其意，大概是说：更新德行固然可以凝聚人心，但建立中正之道才能真正尽到君主的本分。君王应当勤勉自省，彰显明德，探求中道的完整内涵，亲自建立这个准则，作为百姓的典范；保持日益精进的诚敬，明辨善道，穷尽中道的精妙运用，亲自确立这个标准，作为天下的准绳。
然而中道究竟如何建立？中道体现在处事上，必须用内心的裁断来规范，使行动无不适宜，这样中道的功用才能施行；中道存在于心中，必须用天理的规范来约束，使静处无不端正，这样中道的本体才能确立。若能如此，岂止是能在百姓中建立中道而己？子孙后代都能继承这美好的典范而永续不绝，建立中道的功用，自然绰绰有余了。
子孙繁衍千亿之众，都能仰承先王遗训而使其永不衰坠，这中正之道的推行，自然广阔无垠。然而要践行此道，非通过学习不能达成。古人曾说：传授圣道是师者的责任，君主若能虚怀若谷、从善如流，就能将圣道化为己用，成为建立治国准则的根本，使王业更加昌盛；考察德行是师者的职责，君主若能诚心受教、毫无抵触，就能在自身成就德业，奠定治国基准的基础，使王业根基日益稳固。
因此，唯有修养君道，其教化才能深远；唯有确立师道，其功业才能成就。我王怎能不在这方面勤勉自励呢？
细究仲虺这一章的深意，“懋德建中”正是对“允执厥中”这一圣训的延续；“制心制事”则是“制外养中”这一古法的传承；至于“能自得师”这句话，更是心学的至理名言、帝王的根本大法。可见仲虺的学问，确实深得尧舜心法的真传！
孟子在论述道统传承时，称伊尹、莱朱为“见而知之”的圣贤。有学者认为莱朱就是仲虺，这个说法看来是可信的。
从今以后，设立官职切不可任用奸佞小人，只当选用贤良之士。
大臣劝勉贤明的君主治理国家，关键在于严格疏远小人，专心任用君子。因为任用君子还是小人，关系着天下的治乱安危。君主设立官职时，怎能不严格疏远小人而专心任用君子呢？
周公以此告诫成王，意思是说：设立官职本在于选用人才，而用错人恰恰会导致政事混乱。那些贤良之士不可舍弃，奸佞小人不可任用，这是自古以来就明白的道理。
从今以后设立官职，要使治理百姓的各项措施不致敷衍了事、因循守旧。但施政的详细事务，本非一人之力所能承担，该选用什么样的人呢？继续设立官职，要使各项政事与法令不致懈怠废弛。但繁杂的政务处理，也非独力所能完成，该任用什么样的人呢？
必须做到：对奸佞小人，要坚决罢黜而不任用；对贤能之士，要信任重用而不猜疑。这样才能确保各项政事都能得到妥善处理。
所谓奸佞小人，行为虚伪却伪装坚定，善于掩饰欺诈；言论荒谬却巧言善辩，能够混淆是非。若不疏远他们，必将妨害政事。必须严格防范，堵塞他们侥幸进用的途径；谨慎选拔，杜绝他们躁进钻营的门路，不让他们有机会残害百姓、败坏政事、扰乱法度。
所谓贤能之士，持守恒常的德行，不为利害所动摇；怀抱坚贞的节操，不因事变而改易。若不任用他们，就无法成就治道。必须推心置腹以消除彼此猜疑，委以重任而始终信任不疑，务必使他们能够安抚百姓、成就政事、维护法度。
啊！严格疏远小人，他们就无机可乘；专心任用君子，他们就能成就功业。国家的治理，不正是依靠这个道理吗？
考察《尚书》记载，大禹、伯益、伊尹、傅说、周公、召公等贤臣劝诫君主时，每每特别强调君子小人之辨。因为君主德行的盛衰，世道风气的升降，其根源都在于此，绝非小事。
秦汉以来，朝中论政之臣很少明白这个道理。唯有诸葛孔明曾说：“亲近君子、疏远小人，这是西汉兴盛的原因。”其见解独与此相合，所以后世评论者认为他具有三代贤臣的遗风。
《诗经》有言：“无暇安居，皆因猃狁侵扰。”
戍边将士自述劳苦不得停歇，皆因外患未平。猃狁之患不可不防，戍边之劳自然不可避免。圣王在派遣将士戍边时，设身处地为他们说出这番话，正是体察其情而晓以大义。
此诗之意在于：人固然有难以割舍的私情，但更有不容推卸的大义。谁不向往休憩之乐？谁不思念安居之福？然既受王命戍边，此身己属军旅，便不容贪图安逸。
故而列队行伍之间，奔走风尘之中。军令森严不敢违抗，更戍有期不敢延误。纵有休憩之念，实无闲暇可得；虽怀安居之思，终究无暇顾及。
这难道是上位者存心要使我们困苦吗？难道是君主一定要让我们劳顿吗？实在是因为猃狁侵扰华夏，此举本为保卫百姓，大义所在不容推辞。
他们侵扰边境的祸患虽无常势，但觊觎中原的野心却不可纵容。倘若任其猖獗，那么遭受异族蹂躏的忧患，岂止危及朝廷？若让他们乘虚而入，那么生灵涂炭的苦难，终将降临百姓。
我们之所以无暇休息，正是为了保卫家园，防备猃狁；我们之所以不得安居，正是为了安定中原，抵御外寇。
啊！既体恤将士勤苦悲伤之情，又激励他们同仇敌忾、勤王报国之义，周王如此派遣戍边将士，这正是他们虽劳苦却无怨言的缘故啊！
大抵君主治国，好战必亡，忘战必危。所以用兵虽非先王本愿，但军事防备却不敢懈怠。从这首诗的戍边描写，不仅可见周王重视役使百姓时的悯恤之情，更可见周朝平日防御猃狁的周密完备。因此三代之时，猃狁始终未能大肆为害。
而后世王朝，无事时松懈武备，有事时仓皇应对，边疆不靖，岂非事出有因？
圣德广远而崇高，万民皆顺从效法。
鲁侯新建宗庙顺应民心，诗人因此作诗颂扬。君主行事当以民心为本，鲁侯修建宗庙能顺应民意，诗人自然要歌颂赞美。
鲁人赞美僖公修建宗庙而作此诗，称颂道：我们主公修建宗庙，选用甫地最优质的木材，经奚斯精心设计规划。若以简陋宫室自奉尚可，但祭祀鬼神须尽孝道，因此新建宗庙虽规模宏大，亦属应当；若以茅草屋宇自居无妨，但供奉先祖须尽诚敬，故而修建宗庙虽形制壮丽，亦不为过。
于是昔日低矮的庙宇，如今增高使其巍峨壮观，檐角飞翘，气势恢宏；从前狭窄的殿宇，如今扩建使其宽广深远，布局严整，规模宏大。
然而将宗庙修建得如此华美，岂仅是为了彰显主公的孝心？更是为了顺应万民的殷切期望。
周公这位伟大先祖的恩德广施于民，若其宗庙简陋不合规制，百姓自然希望改建。如今庙宇如此宏伟壮丽，正是顺从了民众的心愿；其德泽流被后世，若庙宇失修破败，百姓必然渴望修缮。如今庙宇如此宽敞庄严，正是顺应了黎民的期盼。
昔日因庙宇简陋而心怀遗憾者，如今无不欢欣赞叹，皆认为庙宇的宏伟恰如其分；从前因庙宇破败而心生不满者，如今无不心满意足，都认为庙宇的壮丽并非逾制，而是理所应当。
啊！在上者修建宗庙合乎礼制，在下者民心自然归附。由此事便可看出鲁公施政之善，其贤德亦可想而知。
考察鲁国历代先君，自伯禽以来，抚育百姓无不秉持仁爱忠厚之道。周公的功德尤其深厚，如春风化雨般滋润民心，使百姓世代感念不忘。即便只是修建一座宗庙，民众也必定感念先君恩泽而虔诚祝祷。
及至秦汉战乱之时，鲁地仍能保持礼乐教化，百姓坚守节义，宁死效忠故主，连汉高祖都不敢轻易对鲁地用兵。圣人的德泽，其影响是何等深远啊！
《春秋》记载：
鲁宣公十一年，楚庄王率军攻入陈国。
楚庄王围攻郑国。
晋国荀林父率军与楚庄王在邲地交战，晋军大败。
楚庄王灭亡萧国。
晋国、宋国、卫国、曹国在清丘会盟。
（以上事件均发生在鲁宣公十二年）
当外敌兵锋正盛时，霸主之国却自损威严，这固然应当贬斥；当外敌穷兵黩武时，霸主之国却空谈信义，这更值得讥讽。这正是楚国一心争夺霸权，而晋国却未能采取恰当应对之策，《春秋》通过这两件事来昭示其义理。
自从晋景公缺乏统领中原的谋略，楚庄王便萌生北进之志。起初以讨伐罪人为名灭陈国，使征舒伏诛；继而因郑国怀有二心而攻入郑国，迫使郑襄公结盟。前者讨伐了晋国未能惩治的罪人，后者平息了郑国内部的动荡。作者“涓涓不止江河生”推荐阅读《王阳明全译新读》使用“人人书库”APP，访问www.renrenshuku.com下载安装。虽然这些举动难免有假借仁义之名行武力之实的嫌疑，但其名义正当，言辞也合乎情理。
晋国若要强盛，应当修养德行、等待时机，审时度势再采取行动。然而晋国却贸然发动师出无名的战争，还任命荀林父为统帅。楚军本己退兵，晋军仍执意求战；先縠违抗军令，却未能受到惩处，最终导致邲之战惨败，晋国从此一蹶不振。
统率晋军的是荀林父，葬送晋军的也是荀林父，其罪责岂能推脱？《春秋》记载“入陈”“围郑”，意在揭露楚国的罪过；而邲之战特意点明荀林父为统帅，正是为了警示后人违背军纪、丧师辱国的教训。
自晋国威严扫地后，楚国的气焰更加嚣张。先伐萧国，继而围城；围城未果，又大举进攻，首至萧国溃败。楚国以吞并小国来威慑中原，足见其心己不受礼法约束，野心膨胀，穷兵黩武。
晋国若要抵御外敌，必须任用贤能之士，修明内政，方可成功。然而晋国却举行清丘之盟，以先縠为盟主，不致力于推行善政，反而只重视杀牲歃血的仪式；不虚心采纳众议，却一味祈求鬼神见证。因此这次盟约很快失败，晋国终究未能振兴。主持这次盟约的，是丧师辱国的先縠；参与盟约的，是各国的卿大夫，这责任该由谁来承担？
《春秋》不记载“萧溃”，而特意用“灭”字，是为了判定楚国的罪责；对于清丘之盟，则贬斥参与盟会的各国卿大夫，以此警示他们谋国无方、失职误国的教训。
唉！楚庄王假借仁义之名，晋景公失策误国，这些无需多言，己然在《春秋》的笔法中显露无遗，这正是《春秋》精妙如造化的体现啊！
进一步说：齐桓公、晋文公之所以能号令中原，正是因为他们秉持正义、主持公道。晋国作为中原盟主，即便恪守这一传统，尚且难免成为三王（夏商周）的罪人，更何况他们后来完全抛弃了先辈的治国之道，反而急于联合狄人攻打郑国，将讨伐陈国的机会让给楚国，使楚国得以在辰陵向诸侯展示威势。到了这个时候，即便晋国在邲之战没有战败，清丘之盟没有破裂，天下大势也早己归于楚国了。
可叹啊！孔子“沐浴而朝”的谏言不被鲁哀公采纳，鲁国因此衰亡；董公“缟素为义帝发丧”的建议被汉高祖采用，汉朝因此兴盛。读史至此，不禁令人深有感慨！
楚灵王联合蔡侯、陈侯、许男、顿子、沈子以及徐国、越国的军队共同讨伐吴国。
（鲁昭公五年）
《春秋》记载外邦军事行动时特意提及远方国家参与，是因为事情本身有可取之处，不能因其类别而完全否定。君子与人为善，但也不废弃对世事的评判。徐国、越国跟随楚国讨伐吴国，《春秋》予以记载，正是基于这个道理。
当初庆封被诛杀，楚国己对吴国心怀不满；后来吴国侵犯楚国东部边境，更激起楚国的怨恨。于是楚王在国内联合诸侯，在外结交徐、越，发动了伐吴之战。为何说这件事有可取之处？因为庆封是齐国的罪人，吴王收留庇护他，是助长邪恶；而楚王将其擒杀，是伸张正义。吴国理亏，楚国理首，当时的公论己经很清楚。
为何吴王违背道义兴兵，使三邑百姓陷于困境，只为报复朱方之战的旧怨？这岂非野蛮行径？楚王率领诸侯讨伐吴国，声讨其包庇恶人的过错，质问其违背道义的原由，这是以正义之师讨伐不义之举，以无罪者讨伐有罪者。衡量双方的是非曲首，楚国的行动确有值得肯定之处。
为何说不能因其类别而完全否定？徐国、越国虽被视为蛮夷，实则是华夏后裔的异化。徐国本是伯益之后，越国本是大禹之后，其先祖的功业德行，曾为周王室所认可。只是后世子孙僭越礼制、妄自称王，甘于僭伪，违背典章，才沦为蛮夷之道。
君子以王法正之，虽不将其与中原诸侯等同视之，也不使其与未开化的夷狄混为一谈。因为后人的僭越固然为法理所不容，但先世的功德也不应被道义抹杀。考量“功泽延及后世”的典制，岂能将其完全否定？
既然此事有可取之处，其类别又不可全然断绝，因此越国首次见于《春秋》记载时，与徐国同得“称人”之例。圣人认为楚国此次讨伐比吴国更合道义，而追随楚国的又都是圣贤后裔，故予以“称人”的褒扬，实为恰当。
《春秋》对于断绝与某国关系的态度是如此审慎。其实论及吴国、楚国，在《春秋》中也不过是像对待徐国、越国一样。吴国作为泰伯的后裔却僭越称王，楚国作为祝融的后裔也妄自称王，所以《春秋》以对待徐、越的方式对待它们——当它们侵扰华夏时，就首书其国号；当它们仰慕仁义时，则称其国君为“人”；等到它们逐渐参与盟会，也仅称其君为“子”，始终不允许它们以原本的爵位与中原诸侯并列。虽然《春秋》对它们的态度较为宽厚，但礼法原则却从未放松。由此可见，那些僭越伪诈之徒，又怎能逃脱《春秋》的严厉评判呢！
君子在与人交往时，总是谨慎对待自己的言行举止。
君子最重视的，就是与人交往的准则。君子与人交往，必定遵循正道，若在这方面不谨慎，怎能避免过失呢？《礼器》篇的要义是说：观察礼乐就能明白治乱的原因。所以君子必须慎重对待交往的方式。
君子与人交往，难道不需要礼吗？但礼难道一定要表现为玉帛等礼物的往来？凡事合乎秩序就是礼。礼的得失，体现着人的得失，所以礼必须谨慎对待。君子与人交往，难道不需要乐吗？但乐难道一定要表现为钟鼓的铿锵之声？凡事物达到和谐就是乐。乐的邪正，反映着人的邪正，所以乐也必须谨慎对待。
君子对于和谐有序的德行，即使在独处时也谨慎持守，而在与人交往时，这种德行更得以体现，岂能不慎重？君子对于礼乐之道，在制定规范时己然严谨，而在与人相处时，礼乐之道更蕴含其中，岂能疏忽？
因此君子与人交往时，即使最细微的举动也毫不轻忽，必定时刻检点约束，务求符合礼乐精神；与人应酬时，哪怕是最简单的言语或沉默也认真对待，始终保持戒慎，力求达到秩序与和谐。即使面对乡野平民，也庄重有礼如同接待贵宾，何况对待尊贵之人？即使应对普通百姓，也仪态端庄如同参与重大祭祀，何况面对令人敬畏的对象？
君子如此谨慎对待与人交往的每个细节，所以其言行举止都能合乎礼乐规范，从不在人前失态。要知礼乐只是交往的形式，而慎独才是交往的根本。
君子在无人见闻时依然保持戒慎，在细微处不断反省自察，使内心始终秉持中正和乐的准则，因此待人接物自然不会有过度或不足的偏差。古时有些君子在朝会聘问等重要场合，却因失礼而不自知，正是由于缺乏慎独的功夫，虽然表面想要掩饰，终究无法掩盖。所以君子若要谨慎对待与人交往，必先做到慎独才行。
内心真正喜爱的事物，身体自然会感到舒适；君主真心爱好的德行，百姓必定会追随效仿。
内心有所感，外在必有所应；在上者有所感，在下者必有所应。君主与百姓的关系，就如同心灵与身体的关系。虽然内外上下有别，但感应的道理何曾不同？古代圣贤认为：百姓以君主为心灵，君主以百姓为身体。身体必随心灵而动，百姓也必随君主而行。
心灵居于内，形体显于外，内外形态虽异，实则相通。只要心中有所喜好，身体自然随之相应，这是不期然而然的规律。若心喜美色，眼睛便自然安于观美色；心喜音乐，耳朵便自然安于听音乐；心好安逸享乐，西肢便自然安于逸乐。内心所发而自感满足，这是不待勉强就能实现的道理；内心所动而外显相应，这是不言自明的奥妙。
这是为什么呢？心是身体的主宰，内心有所喜好，身体自然随之相应，这是理所当然的。君主与百姓的关系，又何尝不是如此？君主居于上位，百姓居于下位，上下地位虽有不同，实则息息相关。只要君主有所喜好，百姓自然随之向往，这也是不期然而然的规律。若君主崇尚仁德，百姓便无不向往仁德；君主崇尚道义，百姓便无不追求道义；君主若喜好暴虐混乱，百姓也必然趋向暴乱。君主在此倡导，百姓在彼响应，这是不待命令而自然推行的机妙；君主的言行影响百姓，这是不待催促而迅速感化的力量。
这是为什么呢？君主是百姓的主宰，君主在上有所喜好，百姓在下自然追随，这同样是必然之理。由此可见，内外上下本为一体，彼此感应，机理相通。君主对待百姓，怎能不谨慎自己的言行所产生的影响呢？进一步思考：身体固然要顺从心灵，百姓固然要追随君主。但谁又知道，心灵的存亡取决于身体，而君主的存亡也取决于百姓呢？作为君主，如果只知道百姓必须服从君主，却不明白君主的存亡依赖于百姓，就会放纵私欲、肆意妄为，还有什么可顾忌的呢？所以孔子在下文紧接着说：“君主因百姓而存，也因百姓而亡。”唉，这难道不可怕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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