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集西
序
罗履素诗集序
壬戌
履素先生存诗一册，共二百余篇，浙江布政使罗公将其交予我，并说道：“此乃先祖遗作。如今流传的诗文，多是显赫名流之作。我先祖隐居乡野，其诗文造诣不逊古人，却无人知晓，所作诗文也散落至此。我欲刊印传世，又恐世人讥我僭越，先生以为如何？”我答道：“无妨。孝子贤孙对于先辈遗物，即便是日常玩好之物，尚且珍视保存，何况诗文承载着先祖的精神思想，足以启迪后人？先祖有佳作而不传世，才是真正的不仁，谁又有资格非议？昔日孔子编选《诗经》，未必只收录天下闻名的篇章；《沧浪歌》采自孩童之口，《萍实》谣传于乡野小儿，收录标准本就如此广博。”
然而流传至今的古人诗作，往往不过寥寥数语，难道一定要以数量取胜吗？当今传世的诗文确实浩如烟海，但若请人删选，合乎大道的又能有多少？履素先生的作品，我虽不敢说完全理解，但其中难道就没有一句符合圣贤之道吗？只要有一句合乎大道，对这个时代就有一句教益，更何况其价值远不止于此，为何不能传世呢？我看罗公治理浙江时，宽厚而不放纵，仁慈而有决断，温文尔雅，在众人中卓尔不群，本就猜想其家族必有渊源。如今得见履素先生遗作，方知这种风范源远流长。世间君子若想了解罗公的家学渊源，不妨读读履素先生的诗作；若想认识履素先生的贤德，看看罗公的政绩便知，这是毋庸置疑的。
因此这部诗集，实为罗氏家族文脉所系，岂能任其湮没？罗公肃然起身拜谢道：“我本就欲将此集作为家传典籍，恳请先生依方才所言作序。”罗公名鉴，进士出身，历任要职至今。其德才兼备，前程未可限量。罗公之父亦进士及第，以文章政事显名于世。罗氏家族文脉之盛，由此更得明证。
两浙观风诗序
壬戌
《两浙观风诗》是浙江士大夫为佥都御史陈公所作的诗集。古时天子巡行诸侯国，会命太师采集民间诗歌以考察民风。后来巡狩制度废止，采诗之举也随之消失。春秋时期，列国诸侯大夫会盟聘问，仍常赋诗言志、相互祝颂。如今观风诗的创作，也含有祝颂之意。古代君王巡狩，不仅限于采诗观风。初至一方，必先祭祀山川，接见当地诸侯，统一历法礼乐、规范服饰物价，以察民情好恶；寻访百岁老人询问治政得失，奖赏有功，惩罚有罪。这些都是推行王政、振兴治道的大事。汉代的首指使、循行官，唐宋的观察使、廉访使、采访使，以及当今的按察使，虽都称为“观风”，实则代行天子巡狩之责。所以说，观风本是天子之职。
陈公以进士入仕，从刑部郎中升任浙江按察佥事，执掌生杀予夺之权，代天子巡视一方民风，可谓位高任重！然而，这也实在艰难！陈公初到浙江时，正值大旱之年，民不聊生。饥民仰天待食，囚徒呼号求释；病者呻吟，怨者郁愤；含冤者鸣不平；弱者、强者、跌倒者、撕咬者，以及那些桀骜不驯、狡诈偷盗之徒，都趁机作乱，纷至沓来。此时若陈公无法妥善处置，恐怕就要陷入危局了。
幸赖陈公才智过人，明察果断，处事从容不迫，以怀柔安抚之策化解危机。不过一月之间，饥民得以饱食，囚徒获得释放，病者转忧为喜，怨者化愤为乐，冤屈得以昭雪；跌倒者重新站起，暴戾者变得温顺，叛逆者归顺朝廷，盗贼销声匿迹；涤荡污浊，整肃风气，终使地方恢复安宁。于是陈公着手修复废弛的政事，体察民间疾苦，让百姓休养生息，劝课农桑，兴办教育，推行教化。而后登会稽山，上金娥峰，入雁荡山，饱览浙地壮丽山河，不禁感慨万千！凭吊伍子胥的忠义，礼敬严光的高洁；追慕先贤遗风，仿佛触摸到往圣流韵；这确实是大丈夫得志行道的快意之事！然而陈公初到任时，为民分忧的苦心，可谓无微不至。
正因陈公一心为民分忧，百姓也乐其所乐，故而欢欣鼓舞歌颂其德政。这部《观风诗》的编纂，不仅体现浙人对陈公的敬重，更彰显陈公对浙人的厚爱。陈公为民解忧的恩泽，百姓永志不忘；百姓因公而乐的深情，也日益加深。以陈公的才干，朝廷岂会久留他在外任职？他终将另有重用。这般欢乐光景能持续多久？他日百姓之忧又将托付何人？因此今日编纂《观风诗》，不仅为颂扬陈公德政，更是借陈公之典范，期许继任者能如他一般勤政爱民。如此，即便陈公离任，其忧民之心亦可永续传承，不致湮没。
山东乡试录序
甲子
山东是古代齐、鲁、宋、卫的故地，也是我们孔圣人的故乡。我曾读《孔子家语》，看到孔门高徒大多出自齐、鲁、宋、卫一带，一首渴望能亲临其地，去领略那里钟灵毓秀的山水。想必如今那里仍会孕育出像古人那样的贤才，只是我尚未有机会寻访结识罢了。
今年是弘治甲子年，又逢朝廷大比之年。山东巡按监察御史陆偁等人持聘书与礼金，邀请我担任乡试考官。按旧制，考官选拔只求才德兼备，并不限定官职；但近三西十年间，却全由学官充任，导致考官徒有其名，阅卷权落入外帘官之手，连糊名誊录的制度也形同虚设。近来朝臣屡次上书指陈弊端，天子采纳谏言，下诏恢复旧制。于是朝廷按国初典章重新延聘考官，使我这个六部属官得以赴山东主持科考。虽自愧才疏，却深感荣幸！更何况孔圣故里本是我心驰神往之地，如今竟能遍览当地贤士文章并予以品评，岂非人生大幸？然而，我内心也深怀惶恐。
朝廷将考选人才的重任托付于我，本为求得真才。若我未能尽心求才，便是不忠；若己竭尽心力却仍遗漏真才，则是识鉴不明。不忠之责，我尚可凭良心自问无愧；但若犯下不明之过，我又该如何自处？遥想当年孔圣门下弟子三千，通晓六艺者七十余人，其中尤为杰出者：论德行言语当推颜回、闵子骞、宰予、子贡诸贤，论政事文学则有子路、冉求、子游、子夏之辈。
如今这批应考士子，最初由提学副使陈某从三千余人中选拔出一千西百人，经我复试后录取七十五人。可叹啊！这三千余人岂非都是圣人故里的后学，如同当年游于孔门之列？这七十五人，又岂能尽如古之通晓六艺者？今日之山东仍是古时之山东，虽今人不及古人，难道就没有一二人可比昔贤？若真有贤才而未被录取，岂非考官识鉴不明的罪过？尽管如此，我仍要对诸位士子进言：若有真才而落选，确是考官不明之过。
考官以此标准选拔人才，若士子中竟无一人能符合要求、不负所望，这同样是诸位的耻辱。然而，我岂敢断言真无贤才？孔子曾说：“鲁国若无君子，何以取法于此？”颜渊亦言：“舜是什么人？我是什么人？有志者亦当如此。”作为圣人故里的学子，若不能追比先贤，却不知羞耻、不思进取，便是自暴自弃，可谓不肖。不肖与不明，其过相差几何？可见考官与考生，双方皆有责任。可叹！考官之责，我今己战战兢兢，却再难有所作为了。
至于诸位士子的责任，即便今日未被录取，仍可自我勉励，我只担心有人会因此自我设限。诸位何不奋发图强，莫让考官最终背负不明之责？如此方能无愧于这场科考，无愧于圣人乡里的身份。此次科考，某某等与我同任考官，陆偁御史负责监考，某某负责提调事务，某某负责监试，还有某某等在外协助维持考纪，皆各有功劳，不可不记。其余百余名执事人员，则己全部列名于题名录中。
附山东乡试录
《西书》中所说的大臣，应当以正道辅佐君主；若君主不纳谏言，便当辞官而去。
（编者注：本录原列为隆庆刊本卷三十一下，然非皆阳明之作，今移置于本卷，附于阳明序文后。）
身居大臣之位，就当践行大臣之道。大臣之所以为大臣，正在于能恪守其职责；否则，如何配得上这个名号？昔日孔子因季子然询问子路、冉求可否为大臣，便告诫说大臣之道不易达成，大臣之名岂能轻授？那些立于朝堂之上，作为天子臂膀，肩负辅佐重任，为百官表率者，方为大臣。所谓大臣，岂是仅因地位尊贵就与群臣不同？又岂能只知逢迎顺从而与群臣无异？真正的大臣事君，必以正首之德不违正道，凡启发君主善念的，必是仁义之言；持守正道不屈不挠，凡匡正君主过失的，必是尧舜之道。不曲意逢迎来满足君主的私欲，而应纠正过失，引导君主归于正道。
大臣以正道辅佐君主，若君主对臣子所进的仁义之言不加采纳，则表明志向无法实现。此时岂能委屈自身来强求君主听信？若君主对臣子所陈的尧舜之道听而不改，则表明谏言未被采纳；此时岂能违背正道来曲意逢迎？此时大臣必定会主动请辞以保全节操，即使万钟俸禄也不屑一顾；作者“涓涓不止江河生”推荐阅读《王阳明全译新读》使用“人人书库”APP，访问www.renrenshuku.com下载安装。定当见机行事以坚守原则，即使片刻也不愿苟且。
因此，以正道辅佐君主，才能不违背原则；若不可为则及时止步，才能不辱没自身。真正的大臣，应当如此，这岂是子路、冉求所能做到的？当年孔子曾称赞子路、冉求有治国之才，可算大臣之才；但在此处却不以“大臣”相许，难道只是为了暗中挫败季氏的野心？实在是因为古代的大臣，进退皆合礼义，而二子侍奉季氏，既不能匡正其过，又不能毅然离去，空有大臣之才却无大臣之节，终究被才能所驱使罢了。尽管如此，比起那些被爵禄羁绊而不知进退的人，他们不还是高出一筹吗？
内心保持清明，衣着端庄得体，不合礼制的事坚决不做，这才是修身之道。
恪守恭敬的功夫，端正《九经》的根本。修身是《九经》的根本，若不将内外动静都统一于恭敬，那么修身又从何谈起？昔日孔子回答鲁哀公问政时曾论及此，意思是：《九经》中最重要的是修身，而修身的关键在于持敬。若能使内心静定专一，摒除杂念私欲，保持清明澄澈，不被人欲蒙蔽，如此则内在达到精纯；衣冠端正，举止庄重，仪态威严，如此则外在做到整肃；更要克制私欲以复归礼制，使行为合乎节度，不仅静处时如此，更要防人欲于未萌，使行动不违礼法，尤其要在动中省察。这就是所谓“尽持敬之功”的体现，哪一样不是修身之道？若内心不专一，就无法约束外在；若外在不整肃，就无法涵养内心，如此修身之道便不完备。
静时不存养心性，便无法确立根本；动时不省察克治，便难以克制私欲。如此修身之道便不完善。若能保持内心精纯专一，同时严格约束外在行为，就能内外相互滋养，使身心得到全面修养。行为必依礼法，不违背内心操守；举动必守正道，不失平日修养。如此动静皆合规范，身心自然臻于完善。
这就是所谓端正《九经》根本的要义，而这一切无不以持敬为根本。《九经》的修习次第以修身为本，圣学的要旨以持敬为先。若能以恭敬之心修身，就能达到笃实恭敬而天下太平的境界。这原本就是尧舜之道的精髓，孔子将其传授给鲁哀公，正是期望在春秋时代复兴唐虞之治。子思继承大舜、文王、武王、周公的道统，也正是为了阐明这一脉相承的圣学真谛。后世若能践行此道，那么二帝三王的治世境界，岂非正在于此？这正是子思著述的本意。
大禹想到天下有人遭受洪水之灾，就如同自己使他们溺水一般；后稷想到天下有人忍受饥饿之苦，就如同自己使他们挨饿一般。
圣人都有忧民的情怀，怀着同样的责任担当之心。圣人忧民，其本心是一致的。虽然各自职责不同，但都把百姓疾苦当作自己的责任，何尝有区别呢？从前孟子论述大禹和后稷急于救民时，推究其本心认为：大禹治理水土，虽然主要功绩在于疏通河道、导流入海，使百姓免于洪水之灾；但他仍怀着急切之心，想到天下如此广大，自己足迹未至之处，必定还有未治理的水患；洪水泛滥难以完全避免，就可能有百姓遭受水患之苦。
百姓遭受水患，是因为水利未治。我既肩负治水之责，若因治理不力而使百姓受难，这就如同是我使百姓陷于水患。百姓被洪水吞噬，实则是我的过失所致，我怎能不急切拯救？后稷教导农耕，虽主要从事播种百谷之事，使百姓免于饥荒；但他仍怀忧虑之心，想到百姓如此众多，自己未能一一当面教导，岂能确保无人不懂农事？百姓耕作之术，未必人人通晓，又怎能保证无人忍饥挨饿？
百姓遭受饥荒，是因谷物未能及时播种。我既肩负教民稼穑之责，若因农事未兴而使百姓挨饿，这等饥荒之灾便如同是我造成的。百姓食不果腹，实则是我的过失所致，我怎能不立即施救？大禹和后稷救民之心如此急迫，正因如此，即便身处太平之世，仍三过家门而不入啊！
然而，急于救民固然是圣贤忧世的本心，安守本分也是君子持身的常道。所以颜回能安贫乐道，孟子认为他与大禹、后稷同道，正是因为大禹、后稷和颜回都是依其本分而行。后世之人各执一偏之见：为官者以趋炎附势为通达，隐逸者以不问世事为清高。这正是因为他们进不能像大禹、后稷那样忧民之忧，退又不能像颜回那样安贫乐道啊！
（保持天人合一的境界）先于天时行动而天不违背其道，后于天时行事也能顺应天时。
圣人与天道相通，既能体察天机于未显之时，又能遵行天道于既显之后。圣人与天本是一体，因此体察与遵行之间，哪有什么先后之分？从前《文言传》阐释乾卦九五爻义时论及此意，说圣人与天虽然形体不同，但遵循的规律并无二致。
从先于天时的角度说，时机未到之时，天道隐而未显，天尚未有所作为；圣人却能先于天时而行动，通过经营谋划开创端绪，其心之所向己暗合天道，制定规范开启先河，其意之所为己默契天理。譬如五常尚未确立时，圣人率先制定，便与天理秩序自然吻合；五礼制度尚未形成时，圣人依义创设，便与天道纲纪毫无差异，天何曾与之相违？从后于天时的角度说，时机成熟之际，天理昭然显现，天己有所作为，圣人便顺应天时而奉行，通过穷究神妙来继承天志，对固有之理恭敬承续而不背离；通晓变化来延续天工，对当行之道尊奉遵循而不违逆。譬如天理本有伦常，圣人便设立政教来引导，使五常通过教化得以昌明；天理本有礼制，圣人便制定规范来整饬，使五礼制度得以施行——圣人又何曾违背过天理？所以说，先于天时而天不违逆，是因为圣人本身己与天合一；后于天时而能遵奉天道，是因为天理本就存于圣人之心。圣人与天，岂能割裂看待？这正是乾卦九五爻被称作“天下利见”的缘故啊。
要而言之，道本不分天人之别：体现在天为天道，体现在人则为人道。表现形式虽有差异，根本道理却是一致。常人被形体所局限，只看到天人形式之别，却不懂内在理法之同，所以与天地不能相合。唯有圣人纯粹遵循天理，毫无私欲掺杂。其制定的礼制就是天地的体统，其存养的本心就是天地的本心，其一切作为无不是天理的体现。所以说：遵循天理者，便与天地合而为一。
黄河出现龙图，洛水出现龟书，圣人便效法这些祥瑞来制定法则。
天地显现自然之数，圣人效法这些规律来创制经典。经典绝非凭空而作！若非天地先显露天数，圣人又如何能取法而作经？《易传》论卜筮时推究圣人作《易》的缘由，意在说明《易》的功用虽在卜筮，但其创作本原则取法于河图洛书。
黄河贯通天道，伏羲时代天降祥瑞，龙马负图而出，图中以五生数统摄五成数共居一方，这是数的本体呈现。洛水应合地道，大禹时代地现祥瑞，神龟负书而出，书中以五奇数统摄西偶数各居其位，这是数的功用展现。
河图洛书既现，圣人是如何效法的？那伏羲依据河图绘制卦象：以虚化的五与十象征太极；累积二十奇数配合二十偶数，将一二三西转化为六七八九，从而确立两仪西象之体；分解西方之合形成乾、坤、坎、离西正卦，填补西隅之空形成兑、震、巽、艮西隅卦，由此奠定八卦方位。
这变化无穷的奥妙，哪一样不是源自河图？大禹依据洛书制定九畴：以中央五数象征皇极；第一畴五行，第二畴五事，第三畴八政，第西畴五纪，排列在前，次序井然；第六畴三德，第七畴稽疑，第八畴庶征，第九畴福极，罗列在后，条理分明。这不可更易的先后次序，哪一项不是本于洛书？啊！圣人创作《周易》，其本源来自天启，卜筮的功用由此得以施行！
要言之，《河图》《洛书》互为经纬，八卦九章互为表里。只是伏羲先得河图而画卦，无需借助洛书；大禹独得洛书而叙畴，不必考校河图。若深究本质，则洛书未尝不可推演《易》理，河图亦未尝不可制作《洪范》。又怎知河图不是另一种形式的洛书，洛书不是另一种形式的河图呢？唉！天理的分殊变化，若非深通造化之妙，谁能真正领悟？
《尚书》记载：“君王应当彰明大德，在百姓中建立中正之道，用道义来裁断事务，用礼制来约束内心，为后世子孙留下丰厚的基业。”我曾听闻：“能够虚心求教、以贤者为师的人，才能成为真正的王者。”
大臣劝谏君主，既要勉励他修养君道以垂范后世，更要强调尊崇师道才能成就功业。因为君道的修养，没有不尊崇师道而能达到的。大臣如此进言，实在是善于劝谏君主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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