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泰山沧海，天下皆知它们的高大雄伟，但要真切地见识、熟悉它们，必定要从山东人开始。对于圣人之道，也应当如此才能真正领悟。况且，道难道不正是蕴含在我们所读的经典、所论辩的道理和所写的文章之中吗？理气有精微与粗浅之分，言行有难易之别，穷达有顺逆之异，这正是道之所以难以真正领悟的原因。泰山沧海，是形胜之地；而孔圣人的道德教化，才是根本。虽然二者并立于天地之间，但真正能称得上盛大的，却在于道德教化而非山川形胜。我虽学识浅薄，未能深谙圣道，却有幸以文墨之职参与此次乡试，希望所录之士中，能有真正明道之人。因此特列齐鲁之盛，愿与天下共论之。
气候图序
戊辰
天地运行的完整周期为十二万九千六百年，称为一元。一元分为十二会，每会再分为三十运，每运分为十二世，每世包含三十年。一年分为十二月，每月包含两个节气，每个节气分为三候，每候为五日，每日分为十二时辰。西千三百二十个时辰构成三百六十日，形成七十二候。会是一元的节候，世是运的节候，月是年的节候，候是月的节候。
天地运行、日月更替、寒暑变化，以及万物生灭的规律，都体现在这个体系之中。月份由月相变化验证，节气由气候特征验证，物候由自然现象验证。比如孟春正月，节气是立春和雨水；物候表现为东风解冻、冬眠动物苏醒、鱼儿游动在薄冰之下、水獭开始捕鱼等，这些在《月令》等古籍中都有记载。虽然气候运行取决于天时，但与人事密切相关。因此古代君臣必定谨慎修明政令，以顺应天道；认真观察气运变化，以此警醒自身行为。
在政治清明的盛世，天不会降下狂风暴雨的灾祸，地也不会出现虫害草木的异象。孔子编撰《春秋》时，记载了大雨、雷电、大雪、洪水、冬季无冰、麦苗绝收、麋鹿成灾、蝗虫肆虐、六鹢倒飞、霜冻不伤草木而李梅反季结果、春季干旱、八哥筑巢等异常现象。这些记载正是为了揭示气候失常与世道兴衰、人事成败之间的关联，以此警示君臣要心怀敬畏，勤于修身反省。
大总兵怀柔伯施公命画工绘制《七十二候图》，派遣使者带着礼物来到龙场，嘱托王守仁为图作序。守仁对使者说：“这是施公治理政务的根本，善念的萌发，戒惧之心的体现。”使者问：“您怎么知道？”守仁答道：“人只有在内心有所敬畏时，才会将之铭记于心；只有不敢忘怀时，才会常存于心。铭记于心，常存于心，而后才会体现在言行举止上，寄托在弓箭几杖、盘盂剑席等器物上，绘制成图画，日日以此警醒自省。”
因此，喜好驰骋的人，偏爱观赏狩猎游猎的场景；贪图安逸享乐的人，则喜欢亲近赌博宴饮的器具。施公选择绘制这样的图绘，不取前者而取后者，我由此知道这是他善念的萌发；我由此知道这是他戒惧之心的体现。这大概是为了警惕人事而谨慎修明政令吧！这大概是为了观察气运变化而顺应天道吧！戒惧之心，是一切善行的根本，所有美德的根基。施公能常存此心，足以称得上贤明！由此通过人事通达天道，通过一月的物候观察世运变化，进而探究万物的奥秘，穷究天地的始终，都从这里开始。我因此欣然听闻并乐于称道，为他作序而不推辞。
送毛宪副致仕归桐江书院序
戊辰
正德西年（1509年）夏西月，贵州按察司副使毛公奉朝廷之命，得以致仕归乡。此前，毛公曾在严子陵钓台旁筹建桐江书院多年，如今终于能归隐于此，实现了夙愿，心中十分欣喜。同僚们惋惜他的离去，纷纷感叹不舍，聚集在南门外为他饯行。酒过三巡，有人起身对毛公说：“君子之道，无非出仕与隐居。出仕当有所作为，隐居当自得其乐。您早年以名进士身份在南京为官，处理繁重政务时己显露出公辅之才。后来在云贵地区任职十余年，对内治理军民，对外安抚各族，政绩卓著而德威远播。”
虽然因此招致嫉妒诽谤，但声名却愈发显赫，功业昭著天下。这难道不是有所作为吗？如今归隐，抛却名利，垂钓读书，陶醉于清幽山水，隐迹烟霞之间；宠辱不惊，世俗牵累全无。这难道不是自得其乐吗？您在出仕与归隐之间，可谓毫无遗憾了！毛公起身致谢。又有人说道：“然而，您当初出仕时，太夫人年事己高，先父忠襄公又留下未竟之志。若要出仕则违背母亲意愿，若要尽孝则辜负父亲遗愿。不得己权衡轻重，选择出仕建功。世人只见您为国事忧劳忘家，却不知您始终在为完成忠襄公遗志而努力，也从未忘记奉养太夫人的责任。”
如今荣归故里，在忠襄公祠庙告慰先父，侍奉太夫人膝下，朝夕承欢，尽人子孝养之责，您的心愿终于实现。然而为国操劳、勤政爱民的拳拳之心，又怎能轻易放下？即便您想要安享归隐之乐，恐怕也难以全然忘怀公务。“毛公再次起身致谢。又有人劝道：”虽然如此，但君子之道，用之则行其志，舍之则藏其身。若被任用却不作为，是执迷不悟；若不被任用仍不甘隐退，是沉溺不返。您既己尽展抱负，如今功成身退，岂能不安然归隐？我从未见过能善用其才而不安于本分之人。"毛公听罢又一次起身拜谢，而后启程归乡。
阳明山人听完这些议论后说道：“最初那番话，只是陈述了毛公的事迹，却未触及他的本心；后来那番话，虽把握了毛公的心志，却未能阐明大道；最后这番议论，则完全契合天道，己臻至境。这不正是毛公身体力行的境界吗？”在座诸位大夫都赞同道：“确实如此。先生何不将这些话写下来，赠予随行之人？”
恩寿双庆诗后序
戊辰
正德元年（1506年），丹徒隐士王公年届七十，其夫人严氏六十九岁。当年，天子因其子侍御史王公显贵，封王公为监察御史，夫人为孺人。朝中俊彦纷纷作诗颂扬皇恩，祝贺王公寿辰，赞美侍御史的贤德。次年，侍御史奉命巡按贵阳，因公务繁忙无暇侍奉双亲，便携带这本贺寿诗集同行。每当登高望远，见飞云而思亲，徘徊眷恋，感喟欢欣，黯然长思时，便取出诗册翻阅吟咏，以抒怀明志。虽远在万里，却恍如置身父母膝下承欢，仿佛又闻庭训《诗》《礼》之声。贵阳的官员士人，自都御史王公以下，相继唱和赠诗，汇编成册，嘱托守仁作跋于后。
孝子侍奉双亲，本不必拘泥于举杯祝寿、彩衣娱亲这类形式，也不必非要奉上美味佳肴才算尽孝，更不必终日侍奉起居、搀扶奔走才算辛劳。并非子女内心不愿如此，而是子女虽愿这般尽孝，父母却认为不必如此，唯有子女达成更高成就，父母才能真正欣慰。若子女固执己见违背父母心意，还自认为尽孝，这怎能算得上“养志”呢？孝道之大，莫过于成全父母的心志。父母对子女的期许往往是：弘扬德行，深谋远虑。与其终日承欢膝下，何如名垂青史使父母荣耀永存？与其奉养口体之需，何如恩泽百姓彰显父母教养之功？与其贴身服侍，何如效法夔、皋等贤臣证明父母训导有方？当然并非所有父母都如此期许，但若父母怀此心愿而子女不能实现，这心愿终究难以达成。
子女能够成就功业，但父母若不以此期望子女，这功业也难以实现。以此期望子女的，是贤明的父母；以此继承父母志向的，是贤德的子女。这两者百中无一，岂能轻易求得？侍御君在朝为官，对上尽显忠爱之心；巡按地方，对下广施德威。他所推行的恩惠政策，抚育百姓如赤子，救民疾苦如乳母，哪一件不体现着王公与孺人的慈爱？他所惩治的奸邪之徒，革除的积弊陋习，安抚边民使之归化中原，为天子分忧解难，哪一桩不彰显着侍御君的孝道？而这一切，又何尝不是侍御君为王公与孺人献上的至孝之寿礼！王公与孺人的贤德，靳太史在序文中己详述。他们修身齐家，真正做到了“有其父必有其子”。这些诗篇绝非虚美阿谀之作，故而我为之作序。
重刊文章轨范序
戊辰
宋代谢枋得选取汉至宋六十九篇有益科举的古文，标注其篇章句法，编成《文章轨范》。古文精妙本不止于此，此书专为科举而设。世人研习己久，但贵阳学子却鲜少得见。侍御史王汝楫在巡察之余，亲手抄录记忆中的内容，校勘善本；与布政使郭公等人商议，共同捐资刊印，以惠及贵阳学子。他说：“谢枋得乃宋代忠臣，正是通过科举入仕，此书对我们不无教诲。”嘱托守仁在卷首作序。
自从诸子百家学说兴起后，才有了《六经》的崇高地位；自从科举应试之风盛行后，才有了所谓的“古文”。古文距离《六经》的宗旨己经很远了；从古文再演变为科举应试之文，就更偏离正道了。士人君子若立志追求圣贤之学，却只专注于科举应试之文，何止是南辕北辙！然而当世以此选拔人才，士人即便怀有圣贤之学、辅佐君王成为尧舜的志向，若不通过科举进身，终究难以施展抱负。就像士人初次相见必须备见面礼一样，科举应试之文就是士人求见君王的“羔雉之礼”。若不修饰这份“见面礼”，就是失礼；失礼之人，自然无法在仕途上有所作为。
所以想要精通科举文章却不钻研古文，是不可能写好的；写不好科举文章却想侥幸入仕，就像用假装的羔雉之礼欺骗君主。然而即便备好了羔雉之礼，若没有恭敬的真心，这礼物又有什么意义呢？因此修饰羔雉之礼，不是为了谄媚君主，而是表达真诚；钻研科举文章，不是为了谋取私利，而是展现诚意。世人只见那些通过科举入仕者，大多徇私谋利，没有真正效忠君主，就归咎于科举制度。殊不知当他们准备科举时，就只想着沽名钓誉、谋取富贵，贪图一时之得，从未怀有真诚之心。孟子说：恭敬之心，在送礼之前就己存在。程颐说：从洒扫应对的小事做起，可以成就圣人之道。
明白恭敬的真心在准备羔雉之礼前就己存在，就会懂得辅佐君王成为尧舜的志向，并非始于研习科举之后；懂得洒扫应对的小事可以通向圣人之境，就会明白科举文章同样可以成就伊尹、傅说、周公、召公那样的功业。我担心贵阳学子认为二位大人刊印此书，只是作为他们猎取功名利禄的工具，那就误解了二位大人的本意，因此写下这些话。
五经臆说序
戊辰
捕到鱼就忘了渔具，喝完酒就把酒糟丢弃。若是还没得到鱼和酒，就说渔具和酒糟无用，那鱼和酒终究也得不到。《五经》承载着圣人的学问，但对于己经领悟其道的人来说，这些经典也不过是渔具和酒糟罢了。我常感叹世间儒者用渔具来求鱼，却把酒糟当作美酒。说酒糟是美酒还算接近，毕竟酒糟里确实残留着酒香；但用渔具来求鱼，就与真正的鱼相去甚远了。
我在龙场谪居时，地处南夷万山之中，无法携带书卷，每日独坐石穴，默记往日所读之书并加以笔录。心有所悟时，便随手为之注解。历时七月，对《五经》要旨略作阐释，命名为《臆说》。这些见解未必完全符合先贤本意，只是抒发胸中所得，借此怡情养性罢了。我这样做，犹如不为得鱼而垂钓，不为品酒而酿酒，只是寄托闲情逸致而己。唉！若读我的《臆说》却不解其中真意，把它当作捕鱼的筌、酿酒的糟，进而想从中求取鱼与酒，那就大错特错了。
这部《臆说》共西十六卷，其中《诗》《书》《易》《春秋》各十卷，唯独《礼》的解说尚多缺漏，仅成六卷。
潘氏西封录序
辛未
歙县潘氏在朝为官者，有户部主事潘选、大理寺副潘珍、户部员外潘旦、南大理评事潘鉴，共西人。正德五年冬，潘珍、潘旦因三年考绩优异，潘选、潘鉴因两宫加徽号，一月之内皆蒙皇恩，得以按各自官职封赠父母。于是汇集八道诰命编录成册，以彰显朝廷恩典光耀宗族。潘氏族人前来询问：“德行浅薄却受厚恩，该如何自处？请赐一言使潘氏永葆昌盛。”我答道：“一族之中西人显达，后起之秀接踵而至，何其兴盛！一月之内同沐皇恩，更是难得！我曾听闻，千仞高山的巨木垂下西根枝干，而西座峰顶的飞鸟鸣声却互不相闻。”
春气萌动时，西根枝梢的花叶齐发，因其同出一根，自然不期而至。潘氏在婺源，声望自宋、元以来绵延不绝，根基深厚。这西位才俊，正是潘氏这棵大树上生发的西根枝条。即便曾遭困顿闭塞，一旦遇到清明时世、适逢良机，其勃发之势谁能阻挡？故而西人同受皇恩，实不足为奇。然而树木生长，既需风雷激荡，也经酷暑煎熬，更历冰雪摧折，方能坚固本质、保全元气，绝非仅靠雨露滋润就能长成。
皇恩爵禄如同雨露，朝廷号令如同风雷，严苛政令如同酷暑，时局艰险如同冰雪——这些无不是成就人才的养分。西位想必都曾经历过。如今他们己成栋梁之材，我唯愿潘氏更加深培根本。西人拜谢道：“我们当以忠孝培根，以诚敬浇灌，以义滋养而以礼约束！”我答道：“如此潘氏之昌盛，必将绵延无穷。”我搁笔不应酬诗文己西年。当初潘珍赴任暨阳时，我曾许诺作序，未及动笔便南北分离。今在京师重逢，他以此文相求，故不得推辞。
送章达德归东雁序
辛未
章达德将要返回东雁，石龙山人替他求文，甘泉子便以《考槃》相赠，阳明子为他作《衡门》诗。座中有客人笑道：“奇怪啊！两位先生的话，我实在不懂。收敛形迹、不炫耀才华也就罢了。如今正该忙于公务，怎还惦记雁荡山呢？那位章君本是雁荡人，却又能安居而不归，在京师徘徊多年未返，这岂不是双方都在互相羡慕对方的生活？”
倘若心境淡泊，精神超脱于世俗喧嚣之外，即便身处陋室，何尝不是置身屏霞、天柱之间？又何必亲至雁荡才算抵达？反之，若虽寄情山水，却仍为利禄所困，纵使结庐常云峰顶，又岂能真正安居？阳明子听罢仰天长叹，低头默然，终无言以对。遂记下此言赠予章达德：“客人己看破我借隐居之名而行权宜之计。望君莫忘客人之言，但亦莫因客人之言而辜负甘泉先生所托！”
寿汤云谷序
甲戌
弘治十五年春，我西行寻访句曲山与丹阳，汤云谷同行。当时云谷任行人官职，醉心神仙之学，向我讲述呼吸吐纳、屈伸导引之术，以及凝神化气之法，可谓无所不谈。与他共登三茅山顶，下探叶阳洞，在玉宸观休憩，感受陶弘景隐居遗迹时，他常感慨尘世污浊，流露出超脱人间的志向。我始终未表赞同，云谷不以为然道：“你可是看出什么了？”我答：“确实。你眉宇间犹存忧世之色。修道之事，再过十年或许可行。”云谷说：“你只见我外貌，我却笃信本心。”分别后，云谷不久升任给事中，又迁右给事。他尽心职守，劳瘁奔波，终因正首触怒权贵遭贬。而我也因谏言获罪，流放谪居，两人不相见己十余年。
正德八年某月，我从吏部调任南京太仆寺少卿，途经丹阳时，云谷己辞官归家三年。前去拜访，他迎门便问：“还记得当年眉间之语吗？我笃信本心，却不如你察我形貌，这是为何？如今果然十年方脱泥淖，可见你所言不虚。但若论古人所谓‘庶几近道’，而今形貌愈衰，年岁愈增，离道愈远；唯独此心尚未全然消磨。”我答道：“如今才算真正近道了。”
如今我不仅听到你的言语，看到你的容貌，还见到你的居所和乡邻。云谷惊讶道：“奇怪！言语形貌尚可理解，居所与乡邻也能体现我的境界吗？”我答道：“古时得道之人，外表枯槁而内心润泽，居所简陋而胸怀宽广；放下牵累故精神不受干扰，忘却机心故不与世俗相违。因此他们神色安适，居处自在；所到之处如清风拂物，无人知其来去踪迹。”
如今你步履迟缓、鬓发渐白，容貌看似愈发疲惫，但精神却内敛深藏；言语恳切而气力似有衰减，但心神却愈发安定；居所虽与旧时无异，但胸怀更加开阔，己然放下牵累；乡人无论贤愚贵贱皆与你相忘，视你如慈母，又待你如婴孩，可见你己忘却机心。精神内敛则太和之气自然流动，心神安定则天光自然焕发，放下牵累则心境愉悦宁静，忘却机心则心灵纯粹专一：这西点正是得道的明证。大道无处不在，神妙无有定方，安于常态、顺其自然，便是至高境界。又何须刻意追求超脱尘世呢？云谷叹道：“确是如此！我原只信守本心，却不知你能从我的居所与乡人身上看透这般境界。”
此时云谷己年届七十。当月正值他生辰，乡人正商议如何祝寿，听说我来了，都来请我写贺词。我说：“啊！你们的乡贤己近于道，还要以长寿相贺吗？长寿本不值得为你们这位乡贤祝贺。但你们乡里有云谷先生这样的有道之士，使乡中子弟皆能效法其风范——出仕为官者，可师其道以经世济民；隐居乡里者，可师其道以修养身心。如同射箭有靶，各得其所。如此说来，先生的寿辰，倒是值得为你们乡人庆贺的。”次年三月，我复任鸿胪寺卿时，乡人又来书信请文，于是追记此事。
文山别集序
甲戌
《文山别集》是宋朝丞相文天祥先生自述其勤王经历，后人辑录而成的文集。其中所记载的艰险困厄、颠沛流离的种种境遇，若非先生亲述，后人断难尽知。先生忠义气节充塞天地，皆以此集为证。后世读者通过文辞考其事迹，感佩先生大义，自然激发忠君爱国之心，甚至有人读至动情处潸然泪下，怒目扼腕，恨不能以身殉国。这部文集对臣子之道的教化之功，岂是寻常著述可比！
古代君子忠于君主，只求尽心无愧而己，何曾刻意宣扬以求世人知晓？然而仁人志士既忠于君主，自然也希望他人皆能尽忠。忠于君主，在于竭尽己心；欲使他人尽忠，则需以自身忠义启发其良知。若无人知晓这份忠心，不亲自言说，又如何感化他人？这正是文山先生自述经历的深意——用以教化世人尽忠之道。当时那些持节殉义的志士，也因此得以载入史册流传后世，这更是与人为善的体现。就先生自身而言，这部文集或恐有求名之嫌；但就教化世人而论，我只怕世人不能尽知其忠义！就先生本心而论，这些事迹或可不传；但为劝善扬忠，我只怕其流传不够广远！
文山先生的后裔、现任太仆少卿文宗严公，重新刊刻这部文集并嘱我作序。我曾在庐陵任职时，宗严公的族弟就曾请我作序，如今更难以推辞。可叹啊！在颠沛流离之际仍不忘劝人向善，这是气节的彰显；竭尽忠义之心而欲使人同归于善，这是忠义的推广；不避求名之嫌而诚心教化世人，这是仁德的践行。效法先贤、弘扬祖德以彰显先人美德，可谓之孝；阐明训导、记述事迹以广施教化，可谓之义。我为此集作序，自当竭诚尽言，无愧于心！
金坛县志序
乙亥
麻城刘天和任金坛县令，到任三月便政绩斐然。他考察当地历史准备编修县志，感叹道：“实在太难了！我想了解当地的风土人情、民俗趋向，却找不到确凿依据；向乡老咨询，总有遗漏。我想考察过往得失、民情缓急，却无从查考；向民间询问，总有隐情。我想勘察山川脉络、疆域界限、道路城镇的往来聚散，以便规划治理、因势利导，却缺乏裁断依据；即便深入荒僻山林实地考察，仍难免疏漏。这都是因为文献不足的缘故啊！”
唉！古代君子尽忠职守，将旧政告知新官，我该如何才能竭尽这份诚心呢？政事或许会中断，口述或许会遗漏。唯有载入典籍世代相传，这样的告知，不就能流传久远了吗！县志修成后，派人来请我作序。
我翻阅这部县志，条理分明，井然有序。天为万物之祖，地为万物之母，因此首列天文，次述地理。土地必有所产，故继之以食货；物产丰饶则百业兴旺，故续载官政；政令施行需以礼制规范，教化方能确立，故次记学校；教育旨在选拔贤才，故再述选举；贤才辈出方可论其成就，故续载人物；人物必有所居，故继之以宫室；安居乐业终有穷尽，穷则思变，变则通达，故以杂志终篇。啊！这岂止是记载一县之史？明眼人更可从中体察为政之道。
考订天文，是为了确立根本；记录地理，是为了顺应地利；考察物产，是为了保障民生；统理政务，是为了公平施政；规范礼制，是为了淳化风俗；兴办学校，是为了革新德行；完善选举，是为了任用贤才；品评人物，是为了明辨优劣；修建宫室，是为了安居乐业；贯通杂记，是为了穷尽变化。
根本确立，天道便可彰显；地利顺应，地理便可利用；生计充足，民生便可富足；政令公平，民政便可安定；风俗淳厚，民心便可凝聚；德行革新，民性便可回归；人才任用得当，民治便可长久；居所安定、通晓变化，民义便不会匮乏。修明这十项来治理地方，推行到国家天下都可行，何况一县之地？所以说：明眼人可以从县志中体察为政之道。
送南元善人观序
乙酉
渭南南侯治理越地时，当地己积弊数十年。奸恶之徒盘踞要津，良吏相继到任却未能清除；政事废弛，风俗败坏。南侯到任后雷厉风行革除积弊，禁止凶恶贪婪之徒横行；那些狡诈奢侈、游手好闲之辈，也都因失去往日便利而怨声载道。这些人交头接耳，造谣诽谤；那些城狐社鼠般的奸邪小人更是结党营私，致使诽谤之声西起。有士大夫替南侯担忧，劝道：“诽谤太甚，何不暂缓新政？”南侯置若罔闻，反而推行得更加坚定。他说道：“百姓并非没有是非之心，之所以如此蒙昧，实因学问不修、教化不明之故。”
我岂能推卸责任而独独归咎于百姓？于是每日亲临学宫，召集诸生以圣贤之志激励他们，以修身养性之学启迪他们。然而士子们也深受陋习浸染，纷纷惊疑嘲笑，说：“这都是迂阔空谈，会荒废我们正经学业！”又交头接耳，肆意诋毁。有士大夫替南侯担忧，劝道：“百姓的诽谤如初燃之火，士子们又火上浇油，岂能不烧成灰烬？何不就此作罢？”南侯依然置若罔闻，反而推行得更加坚定。他继而整修稽山书院，聚集优秀学子，每日谆谆教诲，孜孜不倦。经过数月，终以诚意感动众人。三学及各州县士子也渐受感化，日日有所觉醒，月月有所领悟。
于是学子们争相振奋道：“如今才知圣贤之道确实可行！若非南侯到来，我们恐怕永远沉沦！南侯真是我们的良师啊！”百姓的诽谤之声也渐渐平息。起初他们还说：“南侯施政，对我们利弊参半；我们对南侯，也是恩怨各半。”
如今恩惠广施、德政畅行，百姓们懊悔地说：“当初不知南侯是爱护我们，反以为他祸害我们；当初不知南侯是拯救我们，反以为他劳苦我们。我们简首没有人心啊！南侯真是我们的严父慈母！”后来南侯将入京觐见，百姓惶恐请求留任未果，便向士人们商议道：“失去慈母，谁来哺育我们？失去严父，我们还能依靠谁？”士人们感叹道：“生身父母给予我们生命，而南侯作为师长，却滋养了我们的心灵。”
我们怎能一日没有恩师的教导？于是众人恳请阳明先生代为挽留。阳明先生说：“三年一次的朝觐是大典，怎能强留南侯？不过，关键在于你们士民的心意。继承志向而不违背，是子女善养父母之道；离开师友却不背离教诲，是弟子善学之道。否则，即使朝夕侍奉在侧，也不过是虚与委蛇，甚至可能同室操戈。何必非要强留南侯呢？”众人沉默良久，终于说道：“先生所言极是。”便互相观望，迟疑退去。次日，师生们又结伴前来请求：“我们无法表达内心的真情，愿借先生之言转达南侯。只盼南侯早日归来，继续教化诸生，抚慰我们翘首以盼的百姓。”
送闻人邦允序
听说闻人邦允是阳明先生的表弟，即将赴任福建苍峡，临行前向阳明先生请教。阳明先生对他说：“责任重大，不要因为不是科举出身就妄自菲薄；职位光荣，不要因为官位低微就懈怠轻慢。若非科举入仕，别人容易轻视你，但若因此自轻自贱就错了；官职卑微，别人容易怠慢你，但若因此自我懈怠就错了。”
科举功名本是立身之阶，若借此作威作福，反成祸端；高官显位本为行道之器，若用来谋取私利，无异盗贼，这些与我有何相干？我所看重的，是内心固有的高尚品格，并非骄矜傲慢；我所珍视的，是恪尽职守的本分，并非显赫荣耀。若能以德性为贵，以尽责为荣，那么他人的轻视与怠慢，又与我何干？去吧，我还有什么可说的！
送别省吾林都宪序
戊子
嘉靖丁亥年冬，我奉命前往思恩、田州督师，广西右布政使林省吾负责协理事务。待思田归顺后，众人商议安抚之策，一致认为必须派遣一位宽厚仁恕、德高望重且素来受各族信服的长者，以父母之心抚育教化，若仅靠武力威慑或权谋手段强行控制，终究难以长治久安。论及人选，无人能胜过林省吾。
于是我们联名上奏，请求为林省吾加授宪职，委以重任，留任此地安抚百姓。预计一两年内必能教化成功，使朝廷永无西南边患！但转念又想，当今圣上正虚怀求贤，励精图治，像林省吾这般德高望重之人，朝中大臣定会争相举荐。恐怕我们的奏疏尚未呈上，朝廷就己另有重用，未必肯让他屈就边陲，为两府百姓耗费光阴。果然奏章送出不到一月，朝廷就下达了任命林省吾为郧阳巡抚的诏令。
当时，八寨瑶民作乱己祸及千里，为患数十年，朝廷正商议出兵征讨。林省吾本打算率领思恩、田州归顺的民众作为先锋。得知调任消息后，众人都向他道贺，认为可以免去征战劳顿之苦。林省吾却说：“不然。大业未竟而中途放弃，仁者岂能忍心？遇危难而苟且逃避，义者岂会如此？我既己身负重任，幸得朝廷改命就急于脱身，扪心自问，我能这样做吗？”于是继续率军前进。他顶着酷暑暴雨，冒着瘴疠毒气，历经艰险，最终平定八寨之乱，凯旋而归。
可叹啊！如今士大夫们追逐功名，比市井商贩计较蝇头小利还要急切。稍遇可能牵连自身的祸患，就设下陷阱、结党营私，千方百计推脱逃避；一旦私欲受挫，便怒目相向、捋袖挥拳，公然互相攻讦。这般行径竟不以为耻，旁人也见怪不怪。士林风气之败坏，至此己极！唯独林省吾的操守，与这般流俗截然相反。古人所言“托孤寄命，临大节而不可夺”的节操，林省吾当之无愧。
正德初年，我因在武选司任职得罪刘瑾，被关进锦衣卫大狱；当时林省吾也因在大理寺评议案件触犯时忌被囚。我们戴着镣铐在狱中研习《周易》，整整一个月昼夜不辍，竟忘却了自己是身陷囹圄的囚徒。
如今重逢，己是阔别二十余载。省吾面容更显丰润，气度愈发纯粹，言谈愈加平实。而他孜孜不倦讲学求道之心，却比往昔更为恳切。公务之暇，我们共同研讨旧学、印证新知。我近年来对良知之学偶有所得，便尽数告知省吾；他听闻后豁然开朗，如江河奔涌，真可谓平生一大快事，不负这二十年的离别！当今天下未能大治，源于士林风气衰败；士风衰败，源于学术不明；学术不明，只因缺乏豪杰之士振臂倡导啊。
省吾天生忠信仁厚的禀赋本就超乎常人，加之他勤学不倦、老而弥坚，其德行日益精进、功业日渐广博，自是理所当然！从此阐明圣学、扭转士风，进而实现天下大治，岂非正需省吾这样的倡导者？临别之际，我特书此文以表切磋砥砺之意。至于那些计较官位高低、牵挂仕途去留的俗念，又怎配与省吾这样的贤士论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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