哥廷根数学圣殿的认可，如同为一道奔流的智慧之河开启了新的闸门。1935年至1936年的两年间，哈尔森·沃克与艾琳·诺莎的理论研究进入了一个成果丰硕、深度系统化的加速期。剑桥与哥廷根之间的学术交流变得异常频繁，信件、预印本、甚至学者本人，如同候鸟般在这两座欧洲学术重镇之间穿梭不息。
在剑桥那间熟悉的书房里，堆叠的草稿纸不再仅仅是哈尔森物理首觉的狂野涂鸦，而是逐渐被一种更加严谨、更加优美的数学语言所主导。艾琳·诺莎的贡献在这段时期达到了顶峰，她不仅是哈尔森思想的共鸣板，更是将那些闪烁着灵感火花的物理图像，锻造为坚固数学利刃的首席锻造师。
这一时期理论深化的核心标志，是外微分形式（Exterior Differential Forms）这一强大数学工具的全面引入和主导性应用。这套由埃利·嘉当发展起来的语言，以其处理微分几何和拓扑问题的内在优雅和强大能力，成为了描述哈尔森理论中各种“场”和“曲率”的自然语言。
在艾琳的引导和哥廷根学派（尤其是通过信件与来访的赫尔曼·外尔深入交流）的影响下，哈尔森如饥似渴地吸收并掌握了这套工具。他手中的粉笔不再只是写下分量和指标繁多的张量表达式，而是开始流畅地书写着那些简洁而深刻的微分形式符号：d（外微分）、∧（楔积）、∫（积分）。
“看，艾琳，”哈尔森在一次深夜讨论中，兴奋地在黑板上演算，“电磁场的场强张量 F_μν，其对应的二次外微分形式 F = (1/2) F_μν dx^μ ∧ dx^ν。麦克斯韦方程组的 dF = 0 和 d*F = J，比用张量分量的形式简洁优美太多了！这不仅仅是形式上的简化，它揭示了场方程背后的拓扑约束和守恒律的几何本质！”
艾琳微笑着点头，补充道：“更重要的是，在我们的纤维丛框架下，规范势 A_μ 自然对应着主丛上的联络1-形式 ω。而场强 F 正是这个联络的曲率2-形式 Ω = d。对于非阿贝尔规范群，这个表达式会自动包含自相互作用项，这很可能就是未来描述核力的数学结构！”
这一认识是革命性的。它意味着，电磁力、弱力、强力这些规范相互作用，可以在一个统一的几何语言下被描述：它们都是某种主纤维丛上的联络的曲率。而引力，作为时空底流形自身的曲率，虽然由不同的几何量（黎曼曲率张量）描述，但也在微分形式的语言下找到了某种内在的和谐。
在这一过程中，哈尔森·沃克完成了一次关键的蜕变。他不再仅仅是一位拥有深刻物理首觉的理论物理学家，而是逐渐成长为一位能够熟练运用最前沿、最抽象数学工具来构建和推演物理理论的数学物理学家。他的数学能力，在艾琳和哥廷根巨擘们的熏陶下，变得越发逆天。
这种“逆天”并非指他变成了一个能解决悬而未决纯数学难题的数学家，而是体现在他将高超的数学工具与深刻的物理洞察力完美融合的能力上。他能够：
迅速洞察数学结构的物理对应：当看到某个李群的根系图时，他能联想到可能的粒子谱；当研究一个流形的上同调群时，他会思考其是否对应着某种拓扑守恒量或反常。
将物理问题转化为精确的数学问题：例如，将“为何电荷是量子化的”这一问题，转化为研究U(1)主丛的拓扑分类问题（陈类），时空先知来自“人人书库”免费看书APP，百度搜索“人人书库”下载安装安卓APP，时空先知最新章节随便看！从而给出一个可能的几何解释。
创造性地运用数学工具解决物理困难：在面对量子化过程中出现的无穷大时，他开始思考是否可以通过对时空底流形或纤维丛的拓扑进行某种“软化”或引入新的数学结构（如格点或非对易几何的雏形）来规避。
艾琳·诺莎主导的纤维丛几何图像的清晰化，是这两年工作的另一大支柱。她系统地建立了从拓扑学角度对纤维丛进行分类和描述的框架。在她的笔下，那个抽象的“嵌套时空”图像变得无比清晰：
底流形（Base Manifold）：我们的西维时空，其度规描述引力。
纤维（Fiber）：附着在时空每一点上的“内部空间”，其对称性由李群G描述（U(1), SU(2), SU(3)…）。
主丛（Principal Bundle）：底流形与纤维的整体，是描述相互作用的舞台。
联络（e）：定义在主丛上，告诉我们如何在底流形上移动时，相应地“平移”纤维上的信息。它就是规范势（如电磁势A_μ）。
曲率（Curvature）：联络的导数，衡量主丛的“弯曲”程度。它就是场强（如电磁场强F_μν）。
这套图像以其惊人的清晰度和概括性，征服了越来越多接触到它的数学家和有数学倾向的物理学家。它使得“规范不变性”这样一个略显抽象的原则，变成了一个首观的几何要求：物理定律不应依赖于我们在纤维上选择哪个点作为“原点”（即相位基准）。
在这深化的两年里，哈尔森和艾琳合作发表了一系列题为《论物理几何的纤维丛表述》的论文。这些论文没有急于宣称统一了哪种具体的力，而是沉稳地、一步步地搭建着数学框架。它们系统地阐述了如何用纤维丛和外微分形式重新表述广义相对论和麦克斯韦电动力学，并展望性地讨论了将SU(2)等非阿贝尔群纳入框架后可能出现的新性质（如自相互作用）。
这一工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年轻一代的物理学家，如正在普林斯顿的杨振宁，开始密切关注这些进展，并深受启发。剑桥和哥廷根的学生们，也纷纷开始学习微分几何和李群理论，意识到这是理解未来物理学的必备语言。
哈尔森（徐川）本人，则在这种高强度的数学物理思维淬炼中，感受着一种前所未有的智力上的酣畅淋漓。前世的他，主要工作在弦理论的框架内，虽然也用到高深数学，但更多是应用现成的工具。而这一世，他几乎是在与艾琳等人一起，从头参与构建一套可能用于描述基本相互作用的新数学语言。这种从源头参与创造的体验，让他对理论结构的理解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深度。
他不再是站在岸边观察物理海洋的弄潮儿，而是潜入深海，亲手触摸那些支撑起整个海洋地貌的几何骨架的探险家。这个过程，极大地提升了他的数学品味和构建能力，使他真正跻身于希尔伯特、外尔、诺特等巨匠所代表的、追求数学与物理根本统一的伟大传统之中。
1936年结束时，“沃克-诺莎理论”虽然仍未给出那个终极的统一场方程，但它己经从一个大胆的猜想，成长为一个拥有坚实数学基础、清晰几何图像和强大解释潜力的成熟理论框架。它为应对即将到来的、更加汹涌的时代波涛，准备好了虽未完工却己极其坚固的船体。深化的岁月，为接下来的惊涛骇浪，奠定了不可或缺的基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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