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南的雨，总是带着三分诗意，七分缠绵。沈砚坐在藏书楼的窗边，看着雨丝斜斜织入青石板路，手里捧着一本线装的《南都旧事》，指尖拂过泛黄的纸页。
苏清鸢端来一壶新沏的碧螺春，水汽氤氲了她的眉眼：“找到你要的东西了吗？”
沈砚点头，将书推给她看：“你看这段，景兴三年黄河决堤，史书只写‘灾民数十万，朝廷拨款赈灾’，可这里记着，当时负责赈灾的李御史，为了截留粮款，竟让人把赈灾船凿了个洞，谎称遇袭，害死了三百多个运粮兵。”
书页上还粘着半块残破的令牌，上面刻着“漕运左卫”西个字，是苏清鸢在藏书楼后院的槐树下挖出来的。“这令牌就是证据，”沈砚指着令牌边缘的裂痕，“你看这缺口，明显是被凿子凿的，和书上写的‘船底破洞如碗大，边缘齐整’对上了。”
苏清鸢拿起令牌，指尖抚过那些斑驳的刻痕：“难怪我爹总说，史书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真想知道旧事，还得看这些私人笔记、杂录。”她忽然笑了，“说起来，咱们现在倒像两只老鼠，整天在故纸堆里打洞。”
沈砚被她逗笑，刚要接话，楼下突然传来一阵喧哗。两人走到栏杆边往下看，只见几个穿着官服的人正和藏书楼掌柜争执，为首那人腰悬金鱼袋，竟是朝中的礼部侍郎。
“这些孤本都是前朝遗物，理当归朝廷收藏，你这民楼私藏，是想抗旨吗？”侍郎的声音尖锐，挥手就让人搬书。
掌柜急得满脸通红：“大人明鉴！这些书是先祖传下来的，每本都有来历，岂是说搬就能搬的？”
沈砚眉头一皱，认出那侍郎正是当年依附镇北侯、后来又转投皇帝的墙头草。他刚要下楼，却被苏清鸢拉住：“别冲动，咱们现在不宜露面。”她从袖中摸出个小巧的铜哨，轻轻一吹，声音细弱如虫鸣。
没过多久，雨巷深处传来一阵马蹄声，几个穿着蓑衣的汉子骑马而来，为首那人腰间别着柄弯刀，竟是江南水师的都指挥使——沈砚在墨山遇袭时，曾救过他落水的儿子。
“王侍郎好大的威风，”都指挥使翻身下马，皮笑肉不笑地看着侍郎，“藏书楼是徐老将军的旧宅，这些书是老将军当年从火里抢出来的，陛下都御笔题过‘守正’二字，你要搬书，是想违逆圣意？”
侍郎脸色一白，他只知藏书楼有孤本，却不知还有这层渊源，讪讪地拱拱手：“误会，都是误会，下官这就告辞。”带着人灰溜溜地走了。
都指挥使仰头朝沈砚的方向拱了拱手，策马消失在雨巷尽头。沈砚看着他的背影，对苏清鸢笑道：“你倒是比我想得周到。”
“在雁门关待久了，就知道人情比官威管用。”苏清鸢沏上新茶，“不过这也提醒咱们，朝廷没忘了找咱们麻烦，得加快速度了。”
接下来的半个月，两人带着《大晟史》走遍江南的藏书楼、旧宅、甚至古寺的经阁。在苏州寒山寺的石碑下，他们找到当年李御史迫害运粮兵的供词，是一个幸存的老兵刻在石碑背面的；在杭州的沈氏宗祠，发现了沈砚先祖——那位被诬陷通敌的将军——留下的家书，字里行间满是对家国的赤诚。
《大晟史》的书页越来越厚，原本空白的地方渐渐被填满，那些新添的字迹不再是冰冷的记载，而是带着温度的故事：有老兵临终前对妻儿的牵挂，有将军蒙冤时对天地的叩问，有市井百姓在灾年里互相分食一碗粥的暖意。
这天，两人在绍兴的一座旧宅里，发现了一个上锁的木箱。箱子是紫檀木做的，上面刻着“文心”二字，钥匙孔竟是个笔架的形状。沈砚试着将随身携带的一支狼毫笔进去，“咔哒”一声，箱子开了。
里面没有金银，只有一叠厚厚的手稿，和一枚铜制的“江南文会”印章。手稿的作者是位叫柳如是的女先生，记录了明末文人如何在清兵入关后，用诗词暗讽时局、保护遗民的往事。
“你看这篇《黍离赋》，”苏清鸢念着其中一句，“‘禾苗尽毁，豺狼当路，然笔为刀，墨为甲，亦可守一寸山河’——原来文人的骨头，比刀剑还硬。”
沈砚翻开《大晟史》，指尖悬在纸面，却迟迟没有落下。他忽然明白，自己要补的不是史书的缺漏，而是那些被遗忘的精神——是老兵的忠勇，是将军的赤诚，是文人的风骨。
“咱们该往北去了。”沈砚合上手稿，眼神坚定，“山东曲阜有座孔庙，藏着宋元时期的礼器，据说上面刻着民间匠人对苛政的控诉，咱们去把它们的故事记下来。”
苏清鸢笑着点头，将手稿仔细收好：“正好，我爹的牧场托人照看着，我也该陪你去会会那些藏在故纸堆里的老朋友了。”
雨停了，阳光穿透云层，照在青石板路上，映出两道并肩而行的影子。沈砚回头望了一眼藏书楼，那本《大晟史》在行囊里微微发烫，像是在催促着他们踏上新的旅程。
他知道，前路或许还有风雨，还有算计，但只要这些故纸堆里的忠魂还在，只要这支记录真相的笔还在，他们就不会停下脚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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