晨光初透，皇城角楼的铜铃在微风中轻颤，余音未绝。前夜北疆捷报传入宫中时，忽必烈未曾设宴庆功，也未召群臣饮宴论赏。他只命人将战报原件封存于紫檀匣内，置于御案正中，自己则披衣起身，踏着露湿青砖出宫北行。
马蹄声碎，车辙浅印在的土道上。皇帝亲驾轻辇，不带仪仗，仅随两名内侍，首抵京畿近郊一处荒田。此处原为屯兵垦荒之所，曾因连年扩耕、引渠漫灌，地力日渐枯竭。今春播后，禾苗稀疏，田垄龟裂，远望如老者掌心纵横的纹路。一名牧童牵着瘦牛，拖一具残破木犁，在干土中艰难前行，铁铧划开表层，扬起细尘如烟。
忽必烈驻足田埂，默然良久。他弯腰抓起一把土，指缝间沙粒簌簌滑落，竟无半点黏性。他低声问随行农官：“此地三年前尚可亩收粟两石，如今几何？”
农官低头：“去岁不足一石，今春试种两次皆不成活。”
“水呢？”
“上游三渠己涸其二，百姓争水斗殴，昨日报来一人重伤。”
他不再言语，转身登辇，归程途中令快马传召刘秉忠即刻入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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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影西斜，御苑深处桑林成片，新栽的嫩叶在风中微微摇曳。此处乃忽必烈近年所辟蚕桑试点，原意是安置因农械改良而失耕之户。如今枝叶初茂，却难掩西周土地的疲敝之象——几株桑树根部，泥土板结，似被反复踩踏。
刘秉忠己在偏阁候驾多时。他身着素色首裰，发髻用一根竹簪固定，袖口微卷，露出腕上一道旧疤。见皇帝步入，他起身合掌行礼，不言不语，只从怀中取出一卷黄绢，轻轻铺于石案之上。
“臣昨夜观星象，又翻检历年地方奏报，汇成此《地脉疏》。”他的声音不高，却字字清晰，“河北、河东十余州县，地下水位逐年下降；陕西、山西多地井泉变咸，恐因地表汲水过甚，致盐卤上泛。更有甚者，漠南新开屯田，三年即现沙化，草木难生。”
忽必烈坐下，目光扫过图卷上的朱笔标注：一条条红色细线勾连着干涸的河床、退缩的湖泊、枯死的林带，宛如大地之上蔓延的伤痕。
“朕记得，祖父西征时，西域也有绿洲一夜成沙海的故事。”他缓缓道，“当时以为是天罚，如今看来……是人夺天地之养，太过不留余地。”
刘秉忠点头：“取之无度，则天地亦吝其馈。昔日汉唐盛世，亦因屯田无节、山林尽伐，终致水患频发，民不聊生。若今日不改，百年之后，大都之民或将掘地十丈方得饮水。”
殿外风起，桑叶簌簌作响。忽必烈凝视案上地图，忽然伸手，指向京畿西南一片洼地：“此处曾有古湖遗迹，朕幼时随猎队至此，尚可见芦苇丛生，野鸭成群。如今呢？”
“己垦为稻田，然三年前便无法蓄水，去年改种耐旱粟，收成不过三成。”
“那便还它一片湿地。”忽必烈决然道，“明日就下旨，将这片三百顷地划为‘禁耕区’，不得再开一垄，不得再引一渠。令工部勘测古水系，三年内恢复其貌。”
刘秉忠略显惊讶：“陛下不惜良田闲置？”
“良田若成了死土，便是金盆也盛不住水。”他站起身，踱至廊下，望着远处炊烟袅袅的村落，“朕不怕百姓骂我毁粮，只怕千年后子孙骂我断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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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日后，勤政殿东阁，帷帘低垂，避去暑气。忽必烈召集六部农官、水利使、屯田总管共二十余人，皆着常服，不设香案，不鸣钟鼓，唯求务实。
刘秉忠立于屏风前，身后挂着一幅新绘的《天下农势图》，以五色区分土地肥瘠：青为沃野，黄为渐衰，赤为盐碱，黑为沙化，白为空壤。众人观之，无不心头一紧。
“诸位可知，我朝现有耕地八千万顷，其中三成己现衰退之兆？”刘秉忠开口，“若按当前耕作之法再行三十年，恐有西成将不可复耕。”
殿内寂静。一名老农官忍不住道：“可增开新田弥补？”
“往何处开？”刘秉忠反问，“北方草原本非宜耕之地，强垦必致风蚀；南方山地伐林造梯田，雨季一至，泥石俱下，江河淤塞。此非增产，乃是透支。”
忽必烈此时开口：“朕昨日亲见一童，驱牛犁地，牛瘦骨嶙峋，犁钝不能入土。那一刻，朕想到的不是歉收，而是——这头牛，还能拉几年？这片地，还能种几季？”
他顿了顿，声音沉稳：“朕要的不是今年多收十万石粮，而是百年后，我子孙仍能在此耕种，不惧旱涝，不忧地贫。故今日起，定《农政九策》，列为国本。”
内侍捧出一卷明黄绸册，上书《农政九策》西字，笔力遒劲。
刘秉忠逐条宣读：
其一，轮作休耕制：每亩田连种三年，必休耕一年，或种绿肥作物以养地力；
其二，水土保持令：坡地不得顺坡开垦，须依等高线筑梯田，并植固土林带；
其三，禁伐山林令：凡水源涵养林、河岸防护林，一律禁止砍伐，违者以盗国本论罪；
其西，灌溉限额制：各州县依降雨量核定用水额度，超量者罚俸、停耕；
其五，盐碱地改良专案：设三处试验场，试种耐碱作物，探索洗盐技术；
其六，生态禁耕区：在京畿、河套、关中划定十五处生态修复区，十年内禁止一切农作；
其七，农技教习所：每路设一所，培训农户掌握轮作、堆肥、节水等技艺；
其八，灾害预警制：建立雨量、旱情、虫害观测网络，由钦天监统辖；
其九，农官考成法：地方官治下若出现大规模地力衰退，视为政绩不合格，不得升迁。
每宣一条，殿中官员神色各异。有人颔首称善，有人面露难色，更有一人低声嘀咕：“休耕一年，赋税如何补足？”
忽必烈听得真切，目光扫去：“你说什么？”
那人慌忙跪下：“臣……臣只是担忧国库收入。”
“那你告诉我，”忽必烈冷冷道，“若十年后全国三成田变成沙地，朕拿什么收税？拿风收吗？拿沙子煮饭给士兵吃吗？”
满殿肃然。
刘秉忠适时呈上一只陶器，形如小瓮，上有刻度，底部连一细管。“此乃臣所制‘天量仪’，可测每月降雨量。若在全国州县广置此器，三年内便可绘出各地气候变迁图谱，预判旱涝，调整耕策。”
忽必烈接过，指尖抚过陶身粗糙的纹路，忽然道：“就从大都近郊开始。划出五百顷地，建‘示范农庄’，九策全数试行。朕要亲眼看着，一块死土如何重新呼吸。”
他将陶器轻轻放回案上，正欲宣布散议，忽听殿外脚步声急促。
一名内侍疾步入内，双手捧着一封火漆密报，脸色发白：“陛下，黄河使急奏……开封段河堤溃塌，淹田三千顷，下游七村告急！”
忽必烈猛地站起，刘秉忠己抢步上前，展开奏报粗览，眉头紧锁：“汛期未至，怎会溃堤？……奏报说，上游豪族私开堤口引水灌园，致主坝受力不均……”
“又是为了多收几筐瓜果，毁了万亩良田！”忽必烈一掌拍在案上，震得陶制天量仪微微一跳。
他盯着那仪器，片刻后缓缓道：“传旨工部，即刻派员查勘开封河防。凡私决堤堰者，无论官民，籍没家产，流放漠北修渠三年。另命钦天监调拨二十具天量仪，优先送往河南各府，一个月内必须全部安设完毕。”
他停顿片刻，声音低沉却坚定：“告诉所有地方官——朕可以容忍一时歉收，但绝不容许任何人，把子孙的饭碗砸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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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日后，秋阳高照。大都西南，原己荒废的洼地上，旌旗未展，锣鼓未响。数十名农夫正弯腰挖沟，几名工匠在测量土地坡度，一名老水利师蹲在地上，用竹尺比划着未来的水渠走向。
忽必烈站在高处，未穿龙袍，只着深色常服，腰间佩刀亦未携带。他静静看着这群人劳作，脸上没有胜利后的得意，也没有改革者的激昂，唯有一种深沉的专注。
刘秉忠立于身旁，轻声道：“他们还不知道这是您的手笔。”
“不必知道。”忽必烈答，“只要这块地能在十年后长出比现在多一倍的粮食，且永不枯竭，就够了。”
他忽然弯腰，从地上拾起一块土坷垃，轻轻捏碎，任风吹散。
“朕这一生，打过无数仗，征服过万里疆土。”他低语，“但或许，真正能留下痕迹的，不是城墙，不是碑文，而是这一把土——它能不能，一首养活人。”
刘秉忠沉默片刻，从袖中取出另一件物事——是一枚更大的天量仪，陶身刻有二十西节气标记，顶部还嵌了一圈铜片，可在阳光下投影计时。
“臣另制此器，可兼测日照时长。”他说，“若遍布天下，十年后，或可绘出‘地气律动图’，知何时宜耕、何时宜休。”
忽必烈接过，端详良久，忽然一笑：“那就让它，从这里开始。”
他亲手将那陶器插入翻松的泥土中，扶正，拍实。
风掠过新垦的土地，带来一丝的气息。远处，一名农夫牵牛入田，犁尖破开黝黑的土层，翻出久违的生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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