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龙焱师在浙东及周边攻势的节节胜利，一个个临时设立的战俘收容点很快人满为患。从西明山溃败的日军残部，到宁波、绍兴等地投降的守军，再到扫荡作战中俘获的各类伪军、顽匪，数量迅速攀升至数千人。如何处理这些战俘，成了一个日益尖锐和复杂的问题，摆在了龙焱师高层的面前。
在宁波指挥部的作战会议室里，烟雾缭绕，气氛凝重。关于战俘处理的专项会议正在进行，与会者的意见出现了明显的分歧。
雷雄嗓门最大，态度也最为激烈：“要我说，对这些狗日的小鬼子和汉奸，没什么好客气的！尤其是鬼子，他们在咱们中国土地上烧杀抢掠，无恶不作！按我的意思，首恶者公审枪决，其余的统统送去挖矿、修路，累死算逑！咱们牺牲了多少好兄弟？凭什么好吃好喝养着他们？”
他的观点代表了一部分从血火中拼杀出来的指战员的普遍情绪，会议室里响起一阵低沉的附和声。仇恨的种子早己深种，不是那么容易化解的。
张诚皱着眉头，相对冷静一些：“老雷，你的心情我理解。但我们必须考虑长远和国际影响。简单粗暴的处理方式，固然解气，但会激化日军后续部队的抵抗意志，让他们觉得投降也是死路一条，反而会拼死力战，增加我们未来作战的难度和伤亡。而且，国际上也会有所非议。”
“国际影响？狗屁！”雷雄猛地一拍桌子，“鬼子杀我们的人的时候，怎么不讲国际影响？老子”
“雷雄！”李昊低沉而威严的声音响起，打断了雷雄的激动发言。会议室立刻安静下来，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到了李昊身上。
李昊没有看雷雄，而是环视众人，缓缓说道：“仇恨，我们永远不会忘记。但管理和改造战俘，不仅仅是为了他们，更是为了我们自己，为了我们最终的目标。”
他站起身，走到墙边挂着的大幅中国地图前，手指划过己经被龙焱师控制的区域和尚未解放的广袤土地。
“我们龙焱师的目标，不仅仅是打赢几场仗，消灭多少敌人。我们要的，是彻底将侵略者赶出去，是重建一个强大、文明、自信的新中国。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必然会俘获越来越多的敌人。如果只是简单地关押或者处决，我们和旧时代的军阀、和那些视人命如草芥的侵略者，又有什么本质区别？”
他转过身，目光锐利：“我们要展现出一种新的气度，一种属于胜利者，更属于文明进步力量的胸襟。对战俘，尤其是日军战俘，我们要做的，不光是关起来，更要‘改造’他们！”
“改造？”雷雄瞪大了眼睛，一脸不可思议，“司令，你没开玩笑吧？改造小鬼子？他们那个死脑筋，能被改造？”
“事在人为。”李昊语气坚定，“日军士兵大多也是被军国主义思想和武士道精神洗脑的普通农家子弟、工人子弟。我们要做的，就是戳破他们的谎言，让他们认清战争的本质，看清他们那个天皇和军阀集团的虚伪和残酷！这不仅是瓦解敌军士气的重要手段，更是从精神上打击日本军国主义的长远之策！”
他顿了顿，继续说道：“至于伪军和土匪，成分更复杂，但其中不少人是被迫或者为生计所迫。对于他们，更要区分对待，教育和改造的空间更大。改造好一个伪军，可能就为我们争取回来一个同胞，减少一个敌人。”
李昊的定调，为龙焱师的战俘政策指明了方向——管理与改造并重，既要严格管控，防止暴乱和破坏，也要进行系统的思想教育和劳动改造，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至少也要削弱其敌对意识。
会议决定，成立专门的战俘管理与改造工作办公室（简称“战俘办”），由张诚兼任主任，抽调一批有文化、懂政策、耐心细致的政工干部、日语翻译（主要是从沦陷区投奔来的进步学生和日籍反战人士）以及可靠的保卫人员组成工作团队。同时，在西明山边缘地带，选择了一处相对封闭、易于看守的山谷，建立了一个规模较大、设施相对完善的“龙焱第一战俘管理营”。
管理营的建设动用了工兵部队，用铁丝网、瞭望塔、雷区（警示作用为主）划定了明确的界限。营区内，按照战俘类别和危险程度进行了分区：日军战俘区、伪军军官区、伪军士兵区、土匪及地痞流氓区。营房是简陋的木板房或夯土房，虽然拥挤，但要求保持基本的清洁和通风。
第一批战俘被押送进营时，场面充满了对立和不安。日军战俘大多神情倨傲或麻木，低着头，眼神中带着警惕和敌意，偶尔有人用日语低声咒骂。伪军们则显得惶恐不安，点头哈腰，试图讨好看守。土匪们则东张西望，带着惯有的流气和侥幸心理。
管理营的第一条规定就给了所有战俘一个下马威：所有战俘，无论原先军衔高低，必须无条件服从管理，接受政治教育，参加力所能及的劳动。严禁任何形式的抵抗、逃跑、破坏和拉帮结派。穿越抗战，我有一个重装师来自“人人书库”免费看书APP，百度搜索“人人书库”下载安装安卓APP，穿越抗战，我有一个重装师最新章节随便看！违者将视情节严重程度，予以单独禁闭、减少口粮首至军事法庭审判。
规矩立下了，但真正的挑战在于日常的管理和改造。
日军战俘区是块最难啃的骨头。初期，他们普遍采取不合作态度。在政治教育课上，当教员（一位日籍反战同盟成员小林觉）讲解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本质和给中日两国人民带来的灾难时，台下往往是一片沉默，或者夹杂着不屑的冷哼。甚至有人公然叫嚣：“天皇陛下万岁！圣战必胜！”
负责该区管理的教导员王翰，一个戴着眼镜、看起来文质彬彬的年轻人，压力巨大。他几次向张诚诉苦：“张主任，这帮鬼子兵油盐不进啊！跟他们讲道理，他们当耳旁风。安排他们去修整营区道路，一个个磨洋工，效率极低。”
张诚沉思片刻，说道：“硬碰硬效果不好，那就换个方法。寻找他们内部的薄弱环节，分化瓦解。同时，把教育内容和他们的切身经历结合起来。”
王翰受到启发，开始改变策略。他不再一味地进行宏大叙事的教育，而是让战俘们自己讲述他们的家乡，他们的家人，他们是如何被征兵来到中国的。起初没人响应，首到一个叫水岛的下士，在一次夜里因伤病痛苦呻吟时，无意中念叨起远在北海道家乡生病的母亲，被懂日语的卫生员听到并报告了王翰。
王翰没有利用这个进行批评，反而安排卫生员给予水岛更好的治疗，并在病情好转后，找他单独谈话，没有训斥，只是平和地询问他母亲的情况，以及他是否想过，如果他战死在中国，他母亲将如何悲痛欲绝。水岛起初沉默，后来渐渐眼眶发红。
同时，管理营严格执行日内瓦公约（尽管日本未完全遵守，但龙焱师决定单方面执行更高标准）中关于战俘待遇的基本要求，保证战俘基本的食物、饮水、医疗和不受虐待。虽然伙食远不如龙焱官兵，但能保证基本热量，比许多日军部队在战争后期的供应还要稳定。当一些战俘因伤病得到及时救治而康复时，那种冰冷的敌意开始出现细微的裂痕。
王翰和小林觉还组织了一场特殊的“事实展示会”。他们将龙焱师随军记者拍摄的，日军在南京、宁波等地暴行的照片（选择性展示，避免过度刺激）以及一些从日军尸体上搜刮的、准备寄回家炫耀的从中国百姓那里抢来的首饰、财物等，进行匿名展示。看着那些惨不忍睹的照片和自己同胞的劫掠“战利品”，不少日军战俘低下了头，虽然嘴上不承认，但内心的震撼是显而易见的。
对于伪军战俘，改造工作则相对容易一些。龙焱师采取了“坦白从宽、检举有功”的政策，鼓励他们交代自己的罪行，揭发日军和伪军上层军官的暴行。并组织他们学习中国历史，特别是近代屈辱史，激发他们的民族意识。同时，组织他们观看龙焱师的训练和群众工作，让他们亲身感受这支军队的强大和与人民的鱼水情深。许多底层的伪军士兵，原本就是被抓壮丁或者为了混口饭吃，在强烈的对比和思想教育下，思想转变很快，纷纷写下悔过书，表示要重新做人。
其中，原伪军浙东自治联军的一个连长赵三炮，改造尤为成功。他出身贫苦，有一定文化，在管理营的学习和劳动中表现积极，深刻忏悔了自己的行为，并主动协助管理人员维持秩序，揭发了几起试图闹事的事件。经过严格审查和评估，战俘办决定将他作为典型，提前释放，并安排他到根据地的民兵队伍中担任军事教官，发挥其特长。赵三炮感激涕零，工作格外卖力，成为了伪军改造的一个活广告。
当然，管理营也并非一帆风顺。也曾发生过日军战俘试图抢夺武器、伪军军官暗中串联鼓动暴动的事件，但都被高度警惕的看守和严密的管理制度及时粉碎。为首分子被公开审判，受到了严厉的惩处，这也震慑了其他心怀不轨者。
几个月下来，龙焱第一战俘管理营的面貌发生了显著的变化。虽然远未达到“人人思想觉悟提高”的程度，但那种公开的对抗和敌意明显减少了。大部分战俘开始习惯并服从管理，按时出操、上课、劳动。营区内的道路被他们修得平整，开辟了几块菜地，甚至还组织起了简单的文艺活动（在严密监控下）。一些日军战俘开始主动找小林觉交谈，询问一些他们过去从未想过的问题；一些伪军战俘则积极要求学习文化知识，希望能为将来重返社会做准备。
李昊在一次视察管理营时，看着操场上一队队正在跑步的战俘，对张诚和王翰说道：“效果比预想的要好。这说明，只要方法得当，人心是可以争取的，哪怕是曾经顽固的敌人。这项工作意义重大，它和我们在前线打胜仗一样重要。坚持下去，这不仅是在管理战俘，更是在播种未来和平的种子。”
战俘的管理与改造，这条没有硝烟的战线，正在以一种潜移默化的方式，削弱着敌人的力量，展示着龙焱师除了强大武力之外，另一种形态的强大——制度的先进性与文明的感召力。这为龙焱师在未来接收更多战俘，乃至处理更复杂的敌我矛盾，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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