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车在颠簸的土路上疯狂奔驰，卷起漫天尘土。车厢里，沈书仪紧紧抱着那卷沉重的绷带，心脏在胸腔里擂鼓般狂跳，几乎要撞破肋骨。身后，中村那声暴怒的“拦住他们！”和清脆的枪声如同实质的鞭子，抽打着所有人的神经。
司机显然收到了指令，将油门踩到了底，试图将死亡的威胁远远甩开。沈书仪透过车厢后方蒙尘的帆布缝隙，看到那辆日本军车在视野里迅速变小，最终变成一个模糊的黑点，消失在弥漫的烟尘与地平线下。
危险暂时解除。
她脱力般地靠在冰冷的车壁上，长长地、颤抖地呼出一口气。口罩下的脸颊早己被冷汗和恐惧浸湿。刚才那一刻，当中村的目光锐利地扫过她，当日本士兵捏着那卷藏着真相的绷带时，她仿佛能听到自己血液冻结的声音。明诚急中生智的阻拦，以及中村最后那一瞬间的犹豫，成了他们绝境中的唯一生机。
“你还好吗？”同车的一位真正的外国护士用生硬的中文问道，碧蓝的眼睛里充满了关切与未褪的惊恐。
沈书仪点了点头，却发不出声音。她闭上眼睛，试图平复那过速的心跳。然而，一闭眼，并非黑暗降临，反而是无数纷乱破碎的画面汹涌而至。
是原主沈书仪的记忆：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窗明几净的教室，魏特琳女士温和而坚定的面容，同学们青春洋溢的笑脸，还有……还有日军进城后那撕裂天空的炮火，绝望的哭喊，冲天的黑烟，以及安全区内挤在一起的、每一张脸上都写满恐惧的同胞。
紧接着，是另一股记忆洪流——属于白曦悦的记忆。那是近一个世纪后的和平景象：窗外的世界没有硝烟，高楼林立，车水马龙；明亮的图书馆里，汗牛充栋的史书安静地陈列，其中就有关于这场她正亲身经历的浩劫的详尽记载；互联网上信息爆炸，关于南京大屠杀的史料、纪录片、学术论文浩如烟海……她甚至清晰地“记得”自己还是白曦悦时，在某个宁静的午后，在电脑屏幕上看到过“查尔斯·耶茨·麦克丹尼尔”这个名字，以及他那篇著名的、发表于1937年12月17日《西雅图每日时报》的报道：《南京的恐怖：战地记者日记》。
“我对南京的最后印象——死去的中国人，死去的中国人，还是死去的中国人。”
这句冰冷彻骨、充满无力感的文字，此刻不再是历史书上的铅字，而是变成了她脑海中沈书仪亲眼所见的、血淋淋的现实叠加。两种记忆，一个来自过去，一个来自未来，却在这一刻，在她的灵魂深处发生了剧烈的碰撞和融合。她既是亲历者沈书仪，也是知晓历史走向的旁观者白曦悦。这种诡异的认知，让她在极致的悲痛中，又生出一丝奇异的使命感——她知道这些底片的意义，知道它们在未来将如何震动世界，如何成为钉死战犯的铁证之一。
车队不敢有丝毫停留，一路疾驰。沿途的景象触目惊心：被焚毁的村庄只剩下焦黑的断壁残垣，田野荒芜，偶尔可见倒毙路旁的尸体，无人收拾。每一次日军的巡逻队或关卡出现，都会让所有人的心提到嗓子眼。幸运的是，红十字的标志以及车上外国人的面孔，成了他们最好的护身符。
漫长的颠簸与提心吊胆之后，破败的景象逐渐开始变化，道路变得稍好，人烟也略显稠密。当远处终于出现上海租界那熟悉而又陌生的、带有殖民风格的建筑轮廓时，车厢里所有人都发出了低低的、如释重负的哭泣。
上海，这座被称为“东方巴黎”的孤岛，此刻是无数难民和信息的避难所。它暂时游离于战火之外，灯火通明，霓虹闪烁，与刚刚离开的人间地狱南京形成了荒谬而残酷的对比。
车队在接受租界入口处复杂的检查后，终于缓缓驶入。沈书仪按照明诚事先给的地址，没有跟随大队前往国际红十字会的指定驻地，而是在一个僻静的街角下了车。她紧紧抱着那个装着“特殊绷带”的医疗箱，像抱着一个婴儿，融入了租界熙攘的人流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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