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破败的农舍里，二人开始了特殊的工作——回忆和记录。每个人轮流讲述自己目睹或听闻的日军暴行，其他人则补充细节、核实时间地点、辨析部队编号。
“十二月十七日，我看到一队日军士兵在中山码头集体屠杀平民，大约有三百多人被机枪扫射...”
“那天我也在那附近，记得他们的臂章是第十六师团...”
“不对，第十六师团那时己经在城内扫荡，可能是第十三师团的...”
通过这种交叉验证的方式，他们竟然凭记忆重建了大量事件记录。沈书仪负责将这些浓缩的信息谨慎地记在新笔记本上，使用一种只有她自己能完全理解的简写方式，以节省空间。
工作中，沈书仪时常感到时空记忆的共鸣。当她听到某个地点或事件时，不仅会记录下当下的证言，还会联想到后世历史学家对这些事件的评价和考证。这种双重认知让她能够更精准地提问和核实，引导见证者们回忆出更多关键细节。
“记得那些士兵的装备有什么特征吗？有没有看到任何特殊的标志或徽章？”她会这样问，知道这些细节对未来确认部队编制和责任至关重要。
第三天晚上，老周终于成功联系上了地下组织的新联络人。带来的消息令人忧喜参半。
喜的是：魏特琳女士己经将沈书仪的《实录》与她自己的日记放在一起，正在寻找送出机会；美国外交官那里的副本也己经安全离开南京，将通过外交渠道送达美国国务院。
忧的是：中村发现了更多地下组织的线索，进行了大规模逮捕和处决；明诚被迫离开金陵大学，转入更深的地下状态；全城的搜查更加严密，特别是对可能藏匿抵抗者的地方。
“组织认为你们最好暂时离开南京，”联络人说，“有一条线路可以尝试通往江北，虽然风险很大，但比留在城里安全。”
老周看向沈书仪：“你怎么想？”
沈书仪沉默良久。离开南京意味着相对安全，但也意味着放弃首接记录和抵抗的机会。作为白曦悦，她知道历史的大致走向，明白留在南京的危险程度；但作为沈书仪，她必须考虑同伴的安全和组织的整体利益。
“再给我一周时间，”她最终决定，“我想整理一份《证据收集指南》，留给南京城内的同志们。即使我离开了，记录工作也应该继续。”
联络人同意了：“一周后，我会带你们去渡江点。但务必小心，中村似乎己经猜到你可能试图离开南京，在江边增加了巡逻队和检查站。”
接下来的几天里，沈书仪全力投入《证据收集指南》的编写。她利用白曦悦的历史知识，结合当下实际情况，详细说明了如何系统记录暴行：包括时间、地点、部队编号的确认方法；如何保护证人和证据；如何交叉验证不同来源的信息；甚至包括一些简易的密写和隐藏技巧。
“记住，细节决定可信度，”她写道，“一个具体的地名、一个准确的部队编号、一个可验证的受害者姓名，比千百句泛泛的谴责更有力量。”
同时，她还整理了一些难民营管理的建议，特别是关于防疫和心理援助的内容。这些通过地下渠道悄悄传递给了安全区内的中国管理人员。
工作之余，沈书仪也会和老周聊天，教她一些记录和验证的技巧。“如果我不得不离开，你要继续这项工作，”她对老周说，“记忆就是抵抗，每一份记录都是未来的希望。”
老周郑重地点头：“我会的，沈小姐。我会记住一切，然后告诉后来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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