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4年5月的北京，春意正浓。海棠花刚落，槐花又开，空气中弥漫着淡淡的花香。在这个温暖的周末午后，凌浩特意乘坐103路电车来到王府井新华书店。书店里人来人往，书香与墨香交织，呈现出一派文化繁荣的景象。
一进门，凌浩的目光就被吸引住了。在书店最显眼的位置，摆放着《收获》杂志的专架，旁边立着一个精致的宣传牌，上面用醒目的红字写着"本期重磅推荐：《活着》"。更让他惊讶的是，在书店门口的畅销书排行榜上，《活着》己经跃升至文学类前十名，虽然还只是杂志连载，却己经与许多知名作家的单行本并列。
"这本《活着》写得真好，"排队结账时，前面一位戴着眼镜的中年妇女对同伴说，"我昨天看到半夜，哭得不行。特别是家珍去世那段，让我想起了我母亲..."
"是啊，"她的同伴点头附和，"我单位好多人都在看，听说都要出单行本了。我们办公室的小年轻都在讨论，说这是近年来最好的小说之一。"
凌浩默默听着这些议论，心中涌起复杂的情绪。作品的受欢迎程度超出了他的预期，这既让他感到欣慰，也增加了他的压力。他注意到收银台前排队的顾客中，不少人手里都拿着最新一期的《收获》，有些人甚至一买就是好几本，说是要带给朋友看。
果然，随后的几天里，通过《收获》编辑部转来的采访邀约如雪片般飞来。《人民日报》文艺部的记者来信希望专访"凌云"，信中写道："您的作品深刻反映了时代变迁下普通人的命运，希望能与读者分享创作心得"；中央电视台《读书时间》栏目发来正式邀请函，邀请"凌云老师"参与节目录制；甚至还有新加坡《联合早报》的驻京记者发来采访请求，希望探讨"中国新一代作家的创作理念"。
凌浩谨慎地处理这些邀约。他在租住的小房间里，用钢笔工整地写下回信，通过李编辑委婉地转达："凌云老师目前专注于创作和学业，暂不接受采访。"为了增加说服力，他故意在信中透露"凌云是高校教师，教学任务繁重"的模糊信息，这让媒体更加好奇却又无可奈何。
有趣的是，这种神秘感反而增加了公众对作品的好奇和讨论。在北大中文系举办的一场当代文学讲座上，一位知名教授开玩笑说："这位凌云就像当代的塞林格，作品红遍大江南北，本人却深居简出。这种神秘感反而让读者更加着迷。"
更让凌浩意外的是，作品甚至引起了官方文化机构的注意。一天，他收到李编辑的特快专递，信中语气严肃地提到中国作协的领导对《活着》很关注，希望"凌云"能够参加即将召开的全国青年创作会议，并考虑加入中国作家协会。
凌浩思考良久，在回信中写道："感谢作协领导的厚爱，但因教学任务繁重，无法参会。凌云将继续潜心创作，用更多优秀作品回报读者的期待。"他刻意保持低调，但表示会继续创作反映时代风貌的作品。
在这个过程中，凌浩特别注意保持自己学生身份的隐蔽性。他不再去学校的报刊阅览室，而是每天骑车到国家图书馆查阅资料。所有的信件往来都通过校外租用的邮箱，电话联系则一概转由李编辑代为转达。他甚至特意买了一部BP机，但只用于与编辑部的紧急联系。
五月底的一个下午，凌浩在租住的小房间里整理读者来信。这些信通过《收获》编辑部转来，来自全国各地。有一封来自陕西农村的信特别让他感动，写信人是个中学教师，信中写道："凌云老师，您的《活着》让我想起了我的父亲。他是个普通的农民，经历了建国后的所有风风雨雨，但始终保持着对生活的热爱...我把您的小说读给我的学生听，他们都感动得哭了。"
凌浩小心翼翼地将这些信件按地区分类保存，从中可以看到作品在全国各地的传播情况。最远的一封信甚至来自新疆建设兵团，信纸上还沾着些许沙尘。
随着夏季的到来，《活着》的影响力持续发酵。凌浩开始意识到，他需要为"凌云"这个身份制定更长远的规划。不仅要有新的作品维持热度，还要开始考虑如何将文学影响力转化为更广泛的文化资本。这个夏天，他将面临更多的机遇与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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