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4年春天，青河镇的冻土刚化开一层，郎一鸣背着铺盖卷站在了逍遥水库的工地上。
推土机的轰鸣声震得脚下的土地发颤，远处的夯歌此起彼伏，他攥紧手里的铁钎，手心的茧子被磨得生疼——爷爷在前年冬天走了，家里的顶梁柱塌了半截，他不得不辍学来工地挣工分。
工地上的活计是实打实的累。郎一鸣被分到搬运组，每天要把河滩上的大石头往坝基上扛。石头棱角锋利，他的解放鞋没几天就磨出了洞，脚底板被碎石划得全是口子。
最要命的是那些藏在石缝里的"大马刺"，尖刺带着倒钩，一旦扎进肉里，得用针挑半天才能弄出来。有天搬一块半人高的青石，他没踩稳摔在地上，右脚被马刺划开道三指宽的口子，血顺着脚踝流进鞋里，在泥地上拖出串暗红的印子。
"这娃子实在。"领工的张师傅看他瘸着腿还想上工，把他拉到记账房，"你不是会写字吗？来当记工员吧。"
记工员的活不轻松，每天要跑遍十几个工段，核实施工量，晚上还得在煤油灯下汇总台账。郎一鸣把账本记得工工整整，谁多干了半小时，谁少出了趟工，一笔笔都清清楚楚。
有次郑跃强托人来说情，想多记两天工分，被他硬顶了回去："账上的数，不能有半点虚的。"年底评优秀民工，他的名字被用红漆写在工地的光荣榜上，旁边还画了朵向日葵。
这朵"向日葵"成了他命运的转折点。1975年开春，县化肥厂招工，工地推荐了三个人，只有郎一鸣凭着"优秀民工"的奖状过了政审。
报到那天，他穿着洗得发白的蓝布褂子，站在化肥厂的铁门前，看着烟囱里冒出的白烟，忽然想起爷爷说过的"一技傍身，终身受用"。
车间里的机器比他想象的更庞大。郎一鸣学的是钳工，师傅是个满脸皱纹的老工人，总爱用油污的手敲他的安全帽："钳工要的是手上的准头，差一毫米都不行。"
他跟着师傅磨锉刀、攻丝扣，下班后还抱着《机械原理》啃，那本书是爷爷藏在床板下的，封皮都被虫蛀了。
厂里的旧自行车成了他的"试验品"。那时的自行车都是"二八大杠"，他琢磨着把脚蹬子改成轴承的，骑着能省不少劲。中午休息时，他就在车棚里拆拆装装，齿轮油蹭得满脸都是。
这事被车间主任撞见，在大会上批评他"不务正业"，但转头又让他给仓库的推车轮子改轴承——改完之后，推起来果然轻快了一半。
进厂刚满一年，郎一鸣就带了徒弟。徒弟是个刚下乡回来的知青，毛手毛脚的。有天夜班突然停电，车间里一片漆黑，用户84123374说：欢迎到顶点小说220book.com阅读本书！徒弟慌手慌脚地去关阀门，愣是把进气管当成了出水管。
等郎一鸣举着马灯冲过去时，管道里的高温蒸汽己经开始往外冒。他一把推开徒弟，伸手去拧阀门，滚烫的蒸汽瞬间燎过他的裤腿，皮肤像被烙铁烫过一样疼。
他咬着牙把阀门关紧，瘫在地上时，看见自己的右小腿己经红得发亮，起了一串水泡。
这次受伤让他换了个岗位。厂领导看他识文断字，又肯干，把他调到了办公室当文书。
办公室里有台老式打字机，他练了半个月，敲出来的字比老文书还工整。
更让他稀罕的是厂里的那台12寸黑白电视，摆在工会活动室的高柜上，屏幕上总飘着雪花。有天他盯着电视后面的天线琢磨，找了根几十米长的铁丝，一头绑在车间的水塔上，一头接在电视上——那天晚上，屏幕上竟然清晰地跳出了"北京电视台"的台标，虽然只有两个频道，画面时不时晃动，却让他看了整整一夜，首到天亮才发现冻得手脚发麻。
1976年的春天来得有些迟，厂里要办"批林批孔"的大板报。郎一鸣被推去写稿，他把报纸上的社论剪下来贴成素材，又用红漆在黑板上画了报头。
每天下班后，总有个穿蓝色工装的姑娘站在板报前看，她是化验室的林晓燕，梳着两条麻花辫，眼睛亮得像秋水。
"你写的字真好看。"有天傍晚，林晓燕递给他个搪瓷缸，里面是温热的玉米糊糊，"我爸也爱写毛笔字。"
郎一鸣接过缸子，手指碰到她的指尖，像被电流击了一下，脸腾地红了。
那天晚上加班画板报，突然下起了大雨。林晓燕撑着伞送他回宿舍，走到宿舍门口的老槐树下，她忽然踮起脚，在他脸颊上亲了一下。
郎一鸣僵在原地，雨水顺着头发流进脖子里，凉丝丝的，心里却像着了火。他第一次抱住一个姑娘，闻到她发间淡淡的肥皂味，听见自己擂鼓般的心跳盖过了雨声。
第二天上班，他看见林晓燕时，头埋得快碰到胸前。倒是林晓燕大大方方地跟他打招呼，递给他一本手抄的诗集。
郎一鸣把诗集藏在枕头下，晚上就着煤油灯看，那些歪歪扭扭的字迹里，藏着比黑板报上的口号更让他心动的东西。
车间的蒸汽还在管道里呼啸，水塔上的铁丝天线在风中轻轻摇晃。郎一鸣坐在办公室里，看着窗外的阳光落在"安全生产"的标语上，忽然觉得，生活就像那台被他改装过的自行车，虽然磕磕绊绊，却总能朝着前方向前走。
只是他还不知道，命运的齿轮，己经在某个看不见的地方，悄悄换了个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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