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皮火车哐当哐当驶出市区，窗外的高楼渐渐被矮坡取代，最后连成片的玉米地也稀疏起来，只剩的黄土坡顺着铁轨往前铺。郎一鸣捏着那张印着“盘石头乡中学”的分配通知书，指腹把纸边搓得发毛——这地方比他想象中更偏，车窗外连个像样的村落都少见，风裹着黄土打在玻璃上，留下一道道暗黄色的痕。
下了火车又转拖拉机，颠簸了近两个小时才到乡里。
迎接他的是个穿洗得发白中山装的老校长，手里攥着个掉了瓷的搪瓷缸，一开口满是烟味：“郎老师，委屈你了！咱这学校就这条件，你别嫌寒碜。”
跟着老校长往学校走，郎一鸣才算见识了什么叫“偏僻”。
土路坑坑洼洼，踩上去能陷进半只鞋，两旁的土坯房歪歪扭扭，只有学校那排砖瓦房还算齐整，可走近了才看见，窗户上的玻璃碎了大半，用塑料布钉着，风一吹哗啦啦响，像谁在不停翻书页。
教室里的课桌椅更是没法看，桌面裂着大缝，椅腿歪的歪、断的断，有的还得垫着砖头才能坐稳。
“孩子们都好，就是基础差。”
老校长推开高二（1）班的门，十几个穿着打补丁衣服的学生齐刷刷站起来，眼神里又怯又好奇。
郎一鸣看着那些被磨得发亮的课本，忽然想起自己当年在化肥厂偷偷啃书的日子，心里那点委屈忽然就淡了——至少这些孩子有书读，有机会走出大山。
当晚整理宿舍时，杨惠敏寄来的信到了。
信封上贴着枚天安门邮票，字还是那么清秀：“一鸣，我问过系里老师，盘石头乡虽然偏，但年底可能有调令名额，你好好教，我等你回来。”
郎一鸣把信贴在胸口，台灯昏黄的光落在信纸上，他忽然想起离校时火车站的肉包子，咬下去满是油香，杨惠敏说“等放寒假就结婚”时，眼里的光比路灯还亮。
可现在，别说结婚，连见一面都得转三趟车，他对着信纸叹口气，把“结婚”两个字折进信封最里层，塞进枕头底下。
第二天上课，郎一鸣就遇上了难题。
他讲化学方程式，黑板上的粉笔字写着写着就断了——粉笔是受潮的，一捏就碎。他想做实验，实验室里只有几个破烧杯，连酒精灯都凑不齐。
下课后，班长狗蛋红着脸递来半截铅笔：“老师，俺家还有粉笔灰，俺娘说能和水做成粉笔，俺明天给你带来。”
郎一鸣没让孩子跑腿。
当天下午没课，他就揣着个布袋子去乡里的供销社，软磨硬泡跟老板要了些废弃的粉笔头，又在河边挖了黏土，回到宿舍兑着水搅和。
夜里宿舍没通电，他点着煤油灯搓粉笔，手指被石灰烧得发疼，搓出来的粉笔歪歪扭扭，却能在黑板上写出清晰的字。
第二天抱着一摞自制粉笔进教室，孩子们眼睛都亮了，狗蛋带头鼓掌，掌声在漏风的教室里响了好半天。
除了教高二化学，学校还让他兼了初一的数学。每天天不亮，他就踩着露水去教室，把昨天的重点写在黑板上，等学生来早读；晚上煤油灯亮到后半夜，他趴在吱呀响的木桌上改作业，改完一本就在封面上画个小星星——那是杨惠敏教他的，说这样能给学生攒信心。
有次下大雨，教室的屋顶漏雨，雨水顺着房梁往下滴，砸在课桌上溅起水花。郎一鸣没让学生放学，而是找了些塑料布和木桶，自己爬上屋顶补漏洞。
学生们在底下举着伞喊“老师小心”，他踩着瓦片往下看，看见孩子们把作业本紧紧抱在怀里，忽然觉得浑身是劲。
等补完屋顶下来，浑身都湿透了，裤脚还在滴水，可孩子们围着他，递来干毛巾和烤红薯，红薯的甜香混着雨水的潮气，钻进鼻子里，暖得他眼眶发热。
盘石头乡缺水，学校的水井在半山坡上，每天得挑着水桶去打水。郎一鸣刚来的时候不会挑担，走两步桶就晃，水洒得只剩半桶。
体育老师老周看不过去，就教他怎么平衡，两人每天天不亮就去挑水，从山坡到学校，来回走十几趟，把教室和宿舍的水缸都装满。
不到一个月，郎一鸣的肩膀磨出了茧子，挑水也能走得稳稳当当，连老周都夸：“郎老师，你这身子骨，比咱山里人还结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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