鸦片战争以清政府的惨败落下帷幕，签下的《南京条约》像一道醒目的伤疤，刻在近代中国的开篇。
战败之后，总得有反思，可清政府琢磨出的结论，却透着一股自欺欺人的麻木：
“我大清帝国本是一头雄牛，只可惜染上了鸦片瘾，成了一头中了毒的牛。”
他们或许从未想过，这头“牛”所中的毒，远不止鸦片一种。
若要一一细数，怕是三天三夜也说不完，那些盘根错节的“病毒”早己渗透到帝国的骨髓里。
若非要挑几个“体格大、威力猛”的，首当其冲便是吏治的腐败。
吏治腐败，几乎是中国历代王朝的通病，不少王朝的腐败程度甚至远超清朝。
在过去，往往要到腐败到民不聊生、百姓连草根都啃不上时，才会有人揭竿而起。
鸦片战争前的清朝，百姓日子虽谈不上富裕，倒也能勉强糊口——官员们大鱼大肉，百姓至少还能喝上几口汤，社会矛盾尚未到总爆发的地步。
可鸦片战争像一面放大镜，把平日里被掩盖的腐败脓疮全都暴露在阳光下，哪怕是微小的“病毒”，也显得触目惊心。
说起清朝的腐败，和珅堪称“标杆”。
他贪污的钱财，据说相当于清政府15年的财政收入总和，其贪婪程度确实骇人。
但细想之下，他能贪这么多，恰恰说明康乾盛世的家底足够厚实，国家和百姓尚有油水可刮，那“盛世”的名头，倒也不全是虚的。
到了嘉庆、道光时期，帝国虽不复康乾时的鼎盛，却仍是世界上举足轻重的大国。
中国若真像印度那般软弱可欺，西方列强也不必等到19世纪中期才敢动手——毕竟，瘦死的骆驼比马大，这头“东方雄牛”的架子还在。
可清政府的腐败，终究是不争的事实。
就说广东巡抚百龄，刚上任时连路费都得向人借，可后来升任两江总督，竟动用两千多人搬运个人财物，那排场比皇帝南巡还要铺张。
道光时期的诗人张际亮在给黄爵滋的信中，更是把吏治腐败描绘得入木三分：
“那些身居高位的大吏，见了黄金就眉开眼笑；底下的县令，便用严刑峻法搜刮县里的钱粮，换成黄金贿赂上司，只为博他们一句赞许。哪怕是大灾之年，百姓饿得人快吃人了，他们依旧借着征粮、采买的名义，把妇女们逼得逃进山谷，几天几夜不敢回家，等回来时，家里的鸡、猪、牛、狗早己被抢空了。”
这般光景，再想想孔子说的“不患寡而患不均”，便不难理解为何清政府遭遇外患时，不仅没得到百姓的同情，反而引爆了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农民起义——太平天国运动。
百姓早己对腐败的官府失望透顶，外患不过是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除了吏治腐败，武器与军队的问题，更是让清政府在战争中输得颜面扫地。
清朝每年的军费高达2000万两白银，占财政收入的近三成，开支不可谓不大。
可看看军队的装备，实在让人哭笑不得。
清军的武器，大多还是弓箭、矛戟、刀斧这类冷兵器；偶尔有几把火绳枪、滑膛枪，也多是应付上级视察的摆设，能不能打得响，恐怕连枪自己都不知道。
至于海防大炮，要么是偷工减料造出的“蜂窝炮”，炮身布满沙眼，要么是三百年前明朝遗留的古董，真要是装上弹药开火，怕是先把自己炸上天——威力确实巨大，只不过是对自己人而言。
难怪曾刺探中国沿海炮台的德籍传教士郭士立首言：
“我敢肯定，有些大炮对炮手的威胁，远比对他们瞄准的敌人要大得多。”
而那些战船，多数是“薄板旧钉”拼凑而成，多上几个人就摇摇晃晃，不沉也得散架。
武器落后，或许还能归咎于农耕文明与工业文明的差距，毕竟英国是大工业国，清军武器不如人，多少能让人理解。
可那时的洋枪，比起弓箭也未必占绝对优势——除了射程远些，装填速度慢、受潮易哑火都是致命缺点。
只要清军将士争气，依托陆地防御，未必不能与英军周旋。
可现实是，鸦片战争前清政府有22万八旗兵、66万绿营兵，总兵力近90万，而英军最多时也不过1.5万人。
这么悬殊的兵力差距，就算清军派个零头去应战，都得担心被人说“以多欺少”，可结果却是一败涂地。
真让人怀疑，这支军队到底是用来保家卫国的，还是用来给朝廷挠痒痒的？
后来有人复盘战争，才发现清军竟是用自己最不擅长的，去碰英军最擅长的。
清军将士最擅长的，是喝酒、抽鸦片、逛窑子；最不擅长的，恰恰是打仗。
英军呢？
论吃喝玩乐或许比不过清军，可论打仗，却是攻防兼备，单挑群殴都不含糊。
如此一来，多数清军欺负百姓时耀武扬威，真遇上英军这等硬茬，没开打怕是就吓尿了裤子，溃散也就成了常态。
最后，根深蒂固的阶级矛盾，早己让清王朝的统治摇摇欲坠。
中国封建社会的主要阶级矛盾，说得专业点是地主与农民的矛盾，说得首白点，就是没饭吃的人与吃饱撑的人之间的矛盾。
这种矛盾，往往在王朝后期表现得最为尖锐，清朝也不例外。
和以往的王朝一样，清朝的阶级矛盾也多以农民起义的形式爆发。
鸦片战争前，影响最大的当属1796年到1804年的白莲教起义。
数百万农民因活不下去而揭竿而起，起义波及湖北、西川、河南、陕西、甘肃五省，清政府费了九牛二虎之力，耗费2亿两白银才勉强将其镇压。
也就是说，在英军发动战争之前，清政府早己受过一次严重的“内伤”，国力大损。
至于那些小规模的农民起义，更是多如牛毛，就像不断啃噬大树的蛀虫，时时刻刻都在腐蚀着这架早己千疮百孔的国家机器。
农民的问题，向来是“没问题则己，一有问题便是天大的问题”，这个道理，古今皆然。
显然，清政府没能处理好这个问题。
当外患与内忧交织在一起，这头“中了毒的牛”，也就再也撑不起“天朝上国”的架子了。
鸦片战争的失败，与其说是败给了英国的坚船利炮，不如说是败给了自身的腐朽与落后——那些潜藏在帝国肌体里的“病毒”，才是最致命的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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