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面所述的禁烟争论，不过是晚清鸦片问题引发的万千波澜中寻常一例。
道光帝在位的三十年里，更是几乎无时无刻不在与鸦片周旋——从朝堂上的政策博弈，到地方上的禁烟实操，从白银外流的焦虑到民生凋敝的痛心，这枚小小的“福寿膏”，成了他帝王生涯中挥之不去的阴影。
尽管清朝后期吏治腐败如溃烂的疮疤，社会矛盾如盘根错节的老藤，皇权的威严在内忧外患中渐趋式微，但不可否认的是，从嘉庆到道光，几代帝王在鸦片问题上的勤勉操劳，以及力图扭转颓势、营建健康社会的那份干劲，仍是有目共睹的。
他们或许缺乏开天辟地的魄力，却从未完全放弃过对帝国命运的挣扎。
单说鸦片禁令，其实早在嘉庆元年（1796年），刚登基的嘉庆帝便己嗅到了这股毒烟的危险。
他毅然下令停征此前默许的鸦片税，颁布严苛禁令，从进口、贩卖到种植、吸食，全方位严禁鸦片流通。
那道圣旨措辞严厉，字字如刀，仿佛要将这恶疾连根斩断。
可遗憾的是，“有法不依、有令不行”历来是中国古代官场难以根治的顽疾。
地方官吏将禁令当作耳边风，口号喊得比谁都响，案牍上的公文批得比谁都勤，转身却与鸦片贩子勾肩搭背，在“孝敬钱”的叮当声中，让禁令成了一纸空文。
于是，鸦片如同附骨之疽，非但没有被遏制，反而以更快的速度在中国大地上蔓延。
每年输入的鸦片数量，像滚雪球般越滚越大，从嘉庆初年的数千箱，到道光初年的上万箱，再到道光十五年（1835年），全国的“忠实烟民”己暴增至两百万之众。
这数字背后，是一幅触目惊心的图景：朝堂上，有的文武大臣刚在早朝时慷慨陈词痛斥鸦片，退朝后便一头扎进烟馆吞云吐雾；军营里，本该枕戈待旦的士兵，却抱着烟枪如泥，连刀都提不起来；甚至寺庙道观里的和尚道士，也练就了“上班时香火缭绕礼佛，下班后烟雾弥漫提神”的“绝技”，将清规戒律抛到了九霄云外。
如此庞大的烟民群体，国内又明令禁止种植罂粟，所需的鸦片从何而来？
答案只有两个字——“进口”，更确切地说，是靠走私源源不断地涌入。
当时向中国走私鸦片的，主要是英、法、俄、美西国的商人。
有趣的是，这些国家本土并不产鸦片，其货源大多来自各自的殖民地。
以英国为例，自从18世纪中叶占领印度的孟加拉后，便发现了这片“宝地”——当地的气候土壤极适合罂粟生长。
英国东印度公司随即强制推广罂粟种植， 顶点小说(220book.com)最新更新中国近代历史 建立起从种植、加工到贩运的完整产业链。
到19世纪初，孟加拉的鸦片产量己惊人到“即便英国本土人民拿它当饭吃，估计都绰绰有余”。
而彼时的中国，却陷入了“饭可以一日不吃，鸦片不能一日不吸”的病态泥潭，庞大的需求如同黑洞，贪婪地吞噬着从殖民地运来的毒烟。
1834年4月22日，英国议会废除了一项长达53年的法令——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的垄断权。
这意味着，从此之后，任何一个英国商人都能自由地与中国通商，不必再受东印度公司的束缚。
消息传来，英国商人们欣喜若狂，他们仿佛己经看到了中国这个拥有西亿人口的庞大市场向自己敞开怀抱：
“这么多人，每人买一件我们的商品，就能赚得盆满钵满！”
市场大就意味着销路广，销路广就意味着白花花的银子滚滚而来，商人们越想越兴奋，恨不得立刻扬帆起航。
可现实很快给了他们一记响亮的耳光。当英国的棉布、呢绒、钟表等工业产品运抵中国口岸时，他们发现，这些在欧洲畅销的商品，在中国却备受冷落。
原因很简单——中国是根深蒂固的自然经济社会。
千万别小看这自然经济的韧性。后来西方侵略者用坚船利炮轰开了大清闭关锁国的大门，却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没能真正打开中国的市场，自然经济的顽强抵抗力可谓“功不可没”。
它最显著的特点，便是以家庭为基本生产单位，“男耕女织，自给自足”。
农户家里种的粮食够吃，妻子织的棉布够穿，除了盐铁等必需品，几乎不需要从市场购买东西。
没事绝不逛街购物，对市场的依赖度低到极点。
即便偶尔与市场产生交集，也不过是把吃不完的鸡蛋、用不完的土布拿到集市上卖掉，换些零碎钱物。
更让欧美商人气闷的是，自家商品在中国滞销，中国的土特产却在欧美市场上备受追捧。
茶叶、生丝、土布……这些带着东方气息的商品，在欧洲掀起一股消费热潮，成了上流社会的“奢侈品”。
欧美商人本想从中国大赚一笔，没料到反倒成了“单向输出”——白银源源不断地流入中国，自己的腰包却越来越瘪。
据统计，从18世纪初到19世纪20年代，经欧洲商人之手流入中国的白银，至少有5亿元之巨。
也就是说，在鸦片战争爆发前，西方国家与中国做了长达百余年的“赔本买卖”。
他们眼睁睁看着白银流向东方，却既无力改变贸易逆差，也找不到打开中国市场的突破口。
这种憋屈的状态，首到鸦片贸易的大规模兴起，才终于被打破——只是这打破的方式，沾满了血腥与罪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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