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火如贪婪的猛兽，一路向北蔓延。1858年4月，英法联军乘势北上，舰队黑压压地抵近天津大沽口外，炮口首指岸上的炮台。
美、俄两国公使打着“调停人”的旗号，率船紧随其后，实则冷眼旁观，随时准备分一杯羹。
清政府见敌军己兵临城下，慌得手足无措，脑子里首先冒出来的不是如何组织抵抗，而是急忙派首隶总督谭廷襄作为钦差大臣，赶赴大沽求和。
可英、法联军压根没把谈判当回事，表面应付着周旋，暗地里抓紧时间检修火炮、补充弹药，磨刀霍霍等待时机。
5月20日，谈判的幌子被撕碎。
英法联军的舰队突然闯入白河，密集的炮火朝着大沽炮台倾泻而下，炮声震得大地发颤。
驻守炮台的清军将士虽装备简陋，却血性未灭，忍着炮火还击，炮口喷吐着怒火，与侵略者鏖战在炮台上。
然而，谭廷襄等官员刚听见炮响，就吓得魂飞魄散，带着随从弃守逃亡，把浴血奋战的士兵抛在身后。
本就陈旧的炮台缺乏支援，孤立无援，很快就被联军攻破，大沽失陷的消息像一块巨石砸在清廷心头。
26日，英法联军溯白河而上，铁蹄踏入天津城郊，嚣张地扬言要首捣北京。
清政府彻底慌了神，6月13日，急忙改派大学士桂良、吏部尚书花沙纳为钦差大臣，星夜赶往天津议和。
在英法侵略者的威逼恫吓下，桂良等人被迫低头，先后与俄、美、英、法签订了屈辱的《天津条约》。
这份条约像一把利刃，撕开了中国的防线：外国公使得以进驻北京，打破了清廷“天朝上国”的外交幻想；
牛庄（后改营口）、淡水、汉口、南京等10处被增开为通商口岸，列强的势力进一步深入内陆；
外国军舰和商船可在长江各口岸自由航行，内陆水道成了他们的囊中之物；
外国人被允许到中国内地游历、经商、传教，清廷对地方的掌控力被大大削弱；
更令人痛心的是，清政府要赔偿英法两国军费各200万两白银，还要赔偿英商损失200万两——巨额赔款像沉重的枷锁，再次压在百姓肩头。
这一纸条约，就如同一场短暂的暴风雨过后的宁静，表面上看起来似乎平息了激烈的战火，但实际上却在暗中埋下了更为深远的隐患。
侵略者们通过这纸条约尝到了甜头，他们的贪欲如同被喂养的巨兽一般，愈发膨胀起来。
原本只是些许的野心，如今却变得越发贪婪和肆无忌惮。
而与此同时，清廷的软弱和妥协也暴露无遗。
面对列强的压力，他们不敢强硬抵抗，只能选择让步和求和。
这种软弱的态度，使得中国在半殖民地的泥潭中越陷越深，无法自拔。
这纸条约不仅没有解决根本问题，反而让中国陷入了更为被动的局面。
它成为了侵略者进一步侵略的借口，也让中国人民的苦难愈发深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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