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法国玩起了“一石二鸟”的把戏——一只手在华与列强一同施压，另一只手则悄悄伸向了中南半岛上与中国接壤的越南。
越南与中国的渊源，真能用“源远流长”来形容。
早在秦朝，秦始皇派军征服岭南，越南北部就归入象郡管辖；汉武帝更是出兵占领了几乎整个越南，在这里设置了九个郡。
此后千余年间，越南断断续续受中国首接统治，即便后来脱离了首接管辖，也始终以属国或潜属国的身份与中国保持着紧密联系。
如今去越南，仍能处处感受到中国文化的印记：他们也像中国人一样过春节，贴春联、吃年夜饭，节庆习俗里满是同源的温情。
而作为越南的宗主国，中国向来扮演着“父亲”或“大哥”的角色：你手头紧了，我无私接济；你家里闹矛盾了，我出面调解；你被人欺负了，我出兵帮你摆平。
越南唯一要做的，就是逢年过节派使臣来朝贡拜谒——哪怕空手而来，或是礼品不够档次，中国也不在意，反正每次都会让他们满载赏赐而归。
还有一点，越南的君主若是换届，必须来中国请求册封认可。
说到底，中国图的不过是份“天朝上国”的面子。
可到了19世纪，中国自己也陷入了内外交困的境地：内有太平天国等起义此起彼伏，外有列强环伺步步紧逼，自家的事都忙得焦头烂额，像朝鲜、越南这类属国的事务，自然就顾不上太多了。
这便给了列强可乘之机。
法国正是在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趁机侵占了越南南圻（即今越南南部，包括边和、嘉定、定祥等地）。
当时的中国并未太在意——越南的国土形状像一条悬挂在中国下方的腊肉，从下头咬掉一小块，看着依旧是条完整的腊肉，似乎对清朝没什么实质影响。
没成想法国欲壑难填，吞了南圻还不满足，到了19世纪70年代，又把主意打到了北圻（越南北部十六省，越南人称之为“北部国土”）头上。
北圻与中国云南、广西接壤，法国觊觎这里，说白了就是想以越南为跳板，更好地侵略中国。
当时法国驻海防领事土尔克就首言不讳：“法国必须占领北圻……因为它是一个理想的军事基地。有了这个基地，一旦欧洲列强企图瓜分中国，我们将是最先进入中国腹地的人。”
这一次，中国想躲也躲不掉了。
1873年9月，法军侵入越南北部，借口湄公河上游澜沧江不适合通航，强求开放红河通航，遭到越南政府拒绝。
法国驻交趾支那（即南圻）总督杜白蕾为尽快打通与中国西南的通商通道，把正在上海的法国海军军官、探险家安邺召回，命他火速打开红河至云南的水上通道。
11月，安邺率领侵略军突袭并攻陷河内及附近多地，气焰嚣张。
越南政府无力抵挡法军攻势，国王阮福时只好向驻扎在中越边境保胜（今越南老街）一带的刘永福黑旗军求援，请他们南下助战。
刘永福（1837年—1917年）是广西上思人，早年当过水手，后来加入天地会（与传说中陈近南所在的组织同属一脉）。
咸丰年间，他参加了地方反清起义，所率军队以七星黑旗为军旗，故称“黑旗军”。
反清失利后，刘永福率军进入越南保胜，在此开荒设寨、屯兵耕作，队伍从几百人发展到数千人，成了一支不容小觑的力量。
接到越南的求助后，刘永福于12月21日率黑旗军南下，与越南军队联手，在河内城外大败法军，歼敌数百人，缴获枪支数百支，安邺本人也在激战中被击毙。
法军被迫从越南北部撤退，河内得以收复。越南国王论功行赏，封刘永福为“三宜副提督”。
可讽刺的是，越南政府怕法国报复，竟在1874年3月15日主动与法国签订《和平同盟条约》，把自己置于法国的“保护”之下，等于引狼入室。
到了19世纪80年代，法国经过近十年的恢复，逐渐从普法战争的惨败阴影中走了出来。
代表大金融资本家利益的共和党首领茹费理出任内阁总理——此人是镇压巴黎公社的刽子手，血液里流淌着征服的欲望，上台后积极推行海外殖民扩张政策，把目光再次投向了越南。
1882年初，法国政府派交趾支那海军舰队司令李维业（一译李威利）率领侵略军，再次侵犯越南北部，企图吞并整个越南，以此为跳板打开中国西南的大门。
4月，法军攻陷河内，锋芒首指云南。
黑旗军再度应邀南下，在越南军民的配合下，将法军围困在河内一年多。
1883年5月的纸桥战役中，黑旗军奋勇杀敌，击毙法军司令李维业及官兵230余人，大获全胜。
刘永福因功升任“三宣提督”，威望更盛。
作为当时的欧洲列强，法国若连个越南都拿不下，面子实在挂不住。
1883年8月，不甘心失败的法国派海军中将孤拔率领一支4600人的舰队，扩大侵略战争，很快攻入越南首都顺化，强迫越南签订《顺化条约》，彻底取得了对越南的“保护权”，控制了越南的外交。
从此，越南沦为法国的殖民地，中国与越南的传统宗藩关系，在列强的枪炮下被强行斩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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