搞定越南后，法国立刻调转矛头，将侵略的锋芒首指中国。
面对法国的步步紧逼，清政府除了瑟瑟发抖，几乎拿不出像样的应对之策。
领班军机大臣奕訢经过第二次鸦片战争的“洗礼”，对法国早己没了半分抵抗的信心。
他暗中授意驻法公使曾纪泽和首隶总督李鸿章，分别向法国政府及法国驻华代表寻求妥协，只求能避免战争爆发。
曾纪泽与左宗棠、张之洞等人同属主战派，他认为中国与越南唇齿相依，“唇亡则齿寒”，因此不仅向法国政府提出严正抗议，还建议清政府出兵援助越南政府和黑旗军，共同抗击法军。
他甚至放言：“一战不胜，则谋再战；再战不胜，则谋屡战”，哪怕拖也要把法国拖垮。
有主战派，自然就有主和派，而主和派的代表人物，正是李鸿章。
他觉得与法国开战，即便“一时战胜，未必历久不败；一处战胜，未必各口皆守”，因此“未可与欧洲强国轻言战事”。
在与法国驻华代表接触时，他处处屈从法国的意愿，甚至建议清政府召回在越的中国驻军和刘永福，还主张免去曾纪泽的驻法公使职务。
奕訢对李鸿章的意见表示赞同，很快便免去了曾纪泽的驻法公使头衔，改任他为驻英、俄公使。
说到这里，我们会发现一个现象：在近代史中，但凡中国与外国发生冲突，不管对方是何路货色，李鸿章似乎总站在主和派一边。
之前的西南、西北边疆危机是如此，眼下的中法争端是如此，后来的中日战争仍是如此。
这是不是就能说明李鸿章贪生怕死，甚至往严重了说，他“里通外国”呢？
当然不是。
当年李鸿章组建淮军，镇压太平军、捻军，累功升迁至协办大学士，堪称“挽清朝大厦之将倾”的关键人物，过了相当长一段“刀头舔血”的日子。
真要是怕死，他当初大可选择“老婆孩子热炕头”的安稳生活，不必投身战火。
其实论爱国，李鸿章未必输于任何人。
在与外国战和的问题上，他虽常选择求和，但每次都是站在国家整体利益和长远得失上考量的。
比如这次对法态度，客观来讲，曾纪泽等主战派的论点，主观意气成分稍重；李鸿章则相对理性，更清楚双方实力的差距。
只是后来战争开打，法国的表现那般不争气，倒确实有些出乎意料。
再者，作为大清臣子，李鸿章太清楚清朝的“身体状况”了：战败，等于在满目疮痍的国土上雪上加霜；战胜，也像是给羸弱之躯灌下一剂猛药，未必能承受得住。
因此可以说，那些主战的不一定是忠臣，主和的也未必是奸臣。
给领导说些顺耳的漂亮话，谁都会；但要站在国家利益的高度，把事情处理得让各方都能接受，却不是每个人都能做到的。
需要说明的是，我并非在此为李鸿章翻案，即便要翻案，也轮不到我在这里喋喋不休。
何况李鸿章本身就是个缺点突出的人，否则也不会留下那么多把柄让人议论。
他这样的人，或许就和邻家老大爷没什么两样：年轻时有过不少英勇事迹，年长后也犯过一些糊涂。
时间早己对他多了份宽容，而历史如何看待他，不同时期、不同的人，恐怕也会有不同的答案。
我的看法是：李鸿章是大清的好臣子，却未必是中国的好子民。
主战派与主和派争论不休，慈禧太后也陷入了举棋不定的境地。
这一点，从清政府的一系列举措中便能看出：一面派遣清军赴越抗法，一面又再三训令清军不得主动向法军进攻；
一面下谕奖励刘永福，一面又暗藏借法军之手消灭黑旗军的阴谋；
一面抗议法国侵略越南，一面又企图通过和谈或第三国调停，与法国达成妥协。
就在清政府像钟表摆锤般摇摆不定之际，1883年10月下旬，法国突然关闭了谈判大门，任命孤拔为越南北部法军总司令，加紧作战准备。
12月10日，法国议会通过了追加2900万法郎军费、增派1.5万名远征军的提案。
次日，孤拔便率领法军，向驻扎在越南山西的清军和刘永福黑旗军发动了猛烈进攻。
中法战争，就此正式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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