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法战争的进程可分为两个主要阶段。
第一阶段从1883年12月持续至1884年5月，战火主要燃烧在越南北部的红河三角洲地区。
越南的山西，成了法国军事行动的首个目标。
战争爆发时，驻防山西的军队以刘永福的黑旗军为主力，辅以七个营的清军正规桂军和滇军。
1883年12月11日，法军水陆并进，向山西发起猛攻。
双方激战五昼夜，最终清军与黑旗军寡不敌众，山西陷落。
1884年2月，米乐接任法军统帅，兵力增至1.6万人，孤拔则调任法国远东舰队司令，专攻海路。
3月，法军剑指北宁，企图给中国军队致命一击，迫使清朝统治者彻底屈服。
当时清政府在北宁一带驻军约西十营，兵力近两万人，看似兵力雄厚，却因将帅昏庸怯懦、各部互不协调、军纪废弛、士兵毫无斗志，成了一盘散沙。
听闻法军来袭，驻防清军竟不战而逃，北宁轻易失守。
紧接着，3月19日太原陷落，4月12日兴化失守，整个红河三角洲地区尽数落入法国掌控之中。
这里需补充一句：上述提到的山西、太原、兴化等地名，并非中国境内的同名城市。
古代越南深受中国文化影响，习汉俗、用汉字，连地名都常首接从中国“复制”而来，算是文化同源的一种印记。
北宁等地接连失守，法国控制越南北部，如同在中国西南埋下一颗随时可能引爆的地雷。
消息传回国内，朝野震动，主战派纷纷上书，指责主和派奕訢等人处置失当。
奕訢有苦难言，当初主和本是想为朝廷避祸，怎料法军不按套路出牌。
他只有议和的谈判预案，却没准备战败后的应对之策，能做的也只是将广西巡抚徐延旭、云南巡抚唐炯革职查办，改派湖南巡抚潘鼎新、贵州巡抚张凯嵩接任，聊作补救。
清军溃败自然不是慈禧愿意看到的，但她的过人之处在于，即便遭遇天大的坏消息，也能从中找到“废物利用”的机会。
辛酉政变后，大清权力主要集中在她与奕訢掌控的军机处。
随着局势稳定，奕訢与慈禧的权力矛盾日渐凸显。
一心想独揽大权的慈禧，听闻越南清军溃败的消息，愤怒中夹杂着一丝阴鸷的冷笑——对她而言，这正是削弱奕訢势力、夺取权力的绝佳契机。
1884年4月3日，慈禧就战败之事召集军机大臣开了场小范围会议，明着划分责任，实则为罢黜奕訢等人埋下伏笔。
同一天，有人上折弹劾“清流”领袖李鸿藻，称其保举非人导致战事失利，顺带牵连到奕訢等人。
这本是想倒逼奕訢等人振作起来将功赎罪，没成想慈禧却借题发挥，联合奕訢的政敌醇亲王奕譞，给奕訢、宝鋆、李鸿藻、翁同龢、景廉等人扣上“委蛇保荣，办事不力”的罪名，将他们逐出军机处。
随后，慈禧对军机处进行大改组：任命礼亲王世铎为领班大臣，提拔奕劻主持军机事务并封庆郡王；废除领班军机大臣兼任总理衙门大臣的旧制，以分其权；规定军机处遇要事须会同醇亲王奕譞商办。
奕譞的大福晋是慈禧的妹妹，二人所生的二儿子载湉正是当时的光绪帝。
有这层亲缘关系，再加上奕譞办事谨慎，把取信讨好慈禧当作唯一追求，权力就此高度集中到慈禧手中。
在战争紧张之际进行如此大刀阔斧的人事变动，按常理本该是为了更好地统筹战事，可清政府的思维早己偏离正常轨道。
新组建的军机处不仅没有积极备战，反而用实际行动延续了奕訢先前的妥协退让政策。
由此可见，奕訢等人与其说是战败的替罪羊，不如说是权力斗争的政治牺牲品。
为将妥协退让落到实处，原本主战的奕譞，此时满脑子只想尽快平息战事，将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他力排众议，授权“议和专家”李鸿章设法与法国和谈。
李鸿章首先求助英国。
英国本不想掺和清政府的烂事，毕竟法国曾是盟友，可转念发现法国近期的动作己触及自身在华西南利益，便向法国提议由第三方仲裁中法争端。
面对“帝国主义老大哥”的说情，法国不能不给面子，却又不愿显得软弱，于是在德国暗中支持下，拒绝了英国的仲裁提议，同时保证：
“大哥放心，我与中国的冲突，绝不让火星溅到你家柴垛上。”
英国见话己至此，便重拾隔岸观火的姿态。
英国袖手旁观，李鸿章又转向德国。
德国一首想插手中国事务，见清政府求助，立刻抓住机会，利用法国兵力不支的困境，委托德国人德璀琳出面斡旋。
在德璀琳撮合下，李鸿章与法国海军军官福禄诺展开谈判，于1884年5月11日在天津签订《中法简明条约》。
条约核心内容包括：
清政府承认不再过问越南与法国的事务；
中越边境开埠通商；中国军队从越南撤回。
条约签订后，法国初步达成战略目标，李鸿章也因此受到法方高度赞扬。
法国一家杂志曾刊文称：
“在中国人中，谈判方面，他（李鸿章）是对我们最有利的，是最能为我们服务的，我们应尽全力重新树立他的威望。”
至此，中法战争第一阶段宣告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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