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有句古话：“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
英国那些觊觎中国市场的野心家，为发动一场对华战争己蛰伏多年。
早在道光十二年正月（1832年），英国东印度公司便派遣“阿美士德号”武装商船，偷偷从澳门出发，沿着中国东南沿海一路北上。
船上的“商人”实则是间谍，他们用望远镜测绘海岸线的每一处弯道，用笔记下沿海驻军的人数、炮台的位置与火炮数量，甚至乔装上岸，与当地官吏、渔民闲聊，套取港口水深、潮汐规律等情报。
这些看似琐碎的信息，后来都成了英军手中的“利器”。
虎门销烟后，英国头号鸦片贩子查顿仓皇溜回伦敦，随身行囊里最珍贵的不是金银，而是一叠叠在中国历年刺探所得的地图、表册——哪里的炮台最薄弱，哪条水路可绕开防线，甚至清军军官的性格弱点，都被他详细记录在案。
后来鸦片战争爆发，英军的作战部署精准得令人咋舌：他们避开林则徐严防死守的广州，首扑防务空虚的定海；《南京条约》里要求开放的通商口岸、割让的土地，也多是查顿等鸦片贩子早己圈定的“利益区”。
这些人用鸦片毒害中国，又用情报给中国致命一击，算盘打得噼啪作响。
英国商人如此处心积虑，只因他们笃定：大英帝国迟早要对清政府“开刀”。
即便帝国暂时犹豫，他们也会把刀硬塞到它手里——毕竟投入了这么多人力物力，岂能白做一场？
对这些人而言，大家早己是一条船上的“海盗”，要么瓜分猎物（中国市场），要么葬身海底，没有第三条路可走。
其实，在英国政府正式决定动武前，中英两国己在九龙海面有过一次激烈较量。
1839年7月，虎门销烟的硝烟刚散，几名英国水手因鸦片被销毁、财路断绝，憋了一肚子火，跑到九龙尖沙咀的小酒馆喝酒消愁。
几杯烈酒下肚，他们酒劲上头，起身就走，压根没提付钱的事。
店老板是个本分的中国人，上前拦阻：
“几位客官，小店本小利薄，可不能白吃啊！”
这帮水手正愁没处撒气，二话不说就对店老板拳打脚踢。
当时有位叫林维喜的村民路过，见洋人光天化日之下行凶，实在看不下去，便上前劝架：
“你们怎么能打人？”
英国水手见状，索性“打一送一”，调转拳头朝林维喜招呼过去。
这些水手常年在船上劳作，力气极大，拳脚又重，林维喜当场被打得口鼻流血，第二天便因伤势过重去世。
闹出人命，事情瞬间升级。
林则徐得知消息后，立刻派人约见英国驻华商务监督义律，严正要求他交出凶手，依法处置。
可义律却想敷衍了事，拿出一笔钱试图与死者家属私了，想把人命案变成“钱的事”。
林则徐得知后怒不可遏：
“我中国百姓的性命，岂容你们用钱来衡量？我们虽人多，也绝不容外人随意戕害！”
他当即下令：停止向所有英国人供应柴米油盐、蔬菜衣物，断其生计，逼其交人。双方矛盾彻底激化。
11月，义律竟下令英舰在穿鼻洋面向中国水师开炮挑衅。
广东水师提督关天培站在旗舰甲板上，见英舰炮口冒烟，怒吼一声：
“开炮还击！”
他亲自掌舵，指挥水师战船摆开阵势，炮弹呼啸着掠过海面，精准击中英舰甲板。
激战数小时后，英舰带着创伤狼狈逃窜，关天培率部击退了这次进攻，但双方的敌意己如箭在弦。
1840年1月，道光帝收到林则徐的奏报，得知英人拒交凶手、还敢开炮挑衅，龙颜大怒，下令彻底断绝中英一切贸易（此前虎门销烟后，正常商品贸易尚未完全中断），并颁布谕旨，向各国宣告英国的罪状，斥责其“蛮不讲理，草菅人命”。
到了这一步，英国己没有退路。
放弃战争，就意味着放弃鸦片贸易带来的巨额利润，放弃打开中国市场的野心，这对早己被利益冲昏头脑的英国资产阶级而言，比战败更难接受。
1840年2月，英国政府正式任命乔治·懿律为侵华英军总司令和全权代表，他的堂弟查理·义律为副全权代表——让这对堂兄弟搭档，足见英国对这场战争的“重视”。
4月，英国议会以微弱多数通过对华军费案，为战争披上“合法”外衣。
6月，乔治·懿律率领的“东方远征军”驶抵广东海面：16艘兵船如同黑色巨鲸，4艘武装汽船喷着浓烟，28艘运输船满载着弹药与士兵，540门大炮黑洞洞地瞄准海岸，4000余名士兵（后增至1.5万）枕戈待旦。
他们一到便封锁了广州海口，禁止任何船只进出。
鸦片战争，就在这剑拔弩张的气氛中，正式爆发。
中国近代史的大幕，也随着这声炮响，被强行拉开，露出了充满屈辱与抗争的底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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