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的夏天迅猛而炽烈。五月刚过，空气就变得粘稠滚烫，白花花的阳光炙烤着铁皮棚子市场，蒸腾起一股混合着尘土、汗水和廉价塑料的燥热气味。陈海生蹲在他那个角落的“柜台”后面，手里捏着一截快被汗水浸软的铅笔头，在一张旧报纸的空白处，笨拙地写着什么。
他写的是一张借条。
“今借到王伯人民币贰拾元整（￥20.00），用于支付夜校文化补习班毕业考试报名费及教材费。定于一九八三年八月十五日前归还。借款人：陈海生。”
他写得很慢，很用力，每一个笔画都像是用刀刻上去的。额头的汗珠顺着鬓角滑落，滴在报纸上，晕开一小片墨蓝色的水渍。二十块钱，是他现在全部家当的一半。但夜校李老师说了，文化补习班马上要结业考试了，考过了能拿“毕业证”，以后找工作、做生意，也算是个“文化人”的证明。报名费加新发的两本复习资料，正好二十块。
“海生仔！”隔壁卖尼龙袜的大姐，人称“花姐”，摇着蒲扇凑过来，瞥了一眼他写的借条，“哎哟，写借条啊？要钱用？找王伯那个铁公鸡？利息高得很嘞！”
陈海生没抬头，只是“嗯”了一声。他当然知道王伯放债利息高，但他没得选。阿妈的药不能停，摊位租金要交，他还要留点钱去通发街淘点便宜的电子元件，继续鼓捣他那台半死不活的“红灯”收音机。这二十块，只能靠借。
“要我说，你折腾那破收音机有啥用？”花姐撇撇嘴，“还不如跟我去拿点新到的‘港版’丝袜，好卖得很！比你这破纸箱子里的针头线脑强多了！”
陈海生摇摇头，没说话。他把写好的借条仔细折好，塞进口袋，起身锁好他那几乎空无一物的“柜台”——其实就是用铁丝把木板门拧紧。然后，他蹬上那辆除了铃铛不响哪都响的破三轮车，顶着烈日，朝王伯开在村口的小杂货店骑去。
王伯是个精瘦的老头，戴着老花镜，坐在柜台后面噼里啪啦地打着算盘。店里弥漫着酱油、咸鱼和劣质香烟的味道。陈海生说明来意，递上借条。王伯推了推老花镜，眯着眼看了半天，又上下打量了陈海生一番。
“海生仔，二十块，不是小数目哦。”王伯慢悠悠地说，“你拿什么还？就靠你那个鸟不拉屎的摊子？”
“我……我会还的，王伯。”陈海生声音不高，但很清晰，“八月十五号前，一定还上。我写借条了。”
王伯拿起那张皱巴巴的报纸借条，又看了看陈海生那张被晒得黝黑、却透着股执拗劲的脸。他认得陈海生，知道他虽然穷，但从不赖账，以前赊点盐巴酱油，都是按时还的。
“利息嘛……”王伯拖长了调子。
“按规矩，一分利。”陈海生抢着说。他知道规矩，月息一分，二十块一个月就是两毛钱利息。
王伯点点头，没再说什么，拉开抽屉，数出两张崭新的“大团结”，又加了几张毛票，凑够二十块，拍在柜台上：“拿好。八月十五，连本带利，二十块两毛，一分不能少。”
“谢谢王伯！”陈海生抓起钱，紧紧攥在手心，那崭新的纸币边缘硌得他掌心生疼。他转身走出杂货店，身后传来王伯拨弄算盘的清脆响声，像是在为他倒计时。
夜校的灯光，在燥热的夏夜里，显得格外珍贵。那是一个由废弃仓库改造的大教室，屋顶很高，几盏白炽灯吊下来，光线不算明亮，但足以照亮下面几十张挤在一起的、斑驳的旧课桌和长条板凳。空气里混杂着汗味、廉价香皂味、还有粉笔灰的味道。风扇在头顶有气无力地转着，搅动着一股股热浪。
教室里坐满了人。有和陈海生一样在市场摆摊的小贩，有附近工厂穿着工装的年轻工人，有返城知青模样的中年人，甚至还有几个抱着孩子来听课的年轻妈妈。大家年龄、身份各异，但眼神里都带着一种相似的、对知识的渴求和改变命运的期盼。
讲台上，教语文的周老师正在讲解应用文写作。他声音洪亮，带着浓重的北方口音。
“……所以，借条，一定要写清楚！借款人，出借人，金额大写小写，归还日期，利息约定（如果有），缺一不可！最后，借款人要签名，按手印！这是法律依据！马虎不得！”周老师敲着黑板，粉笔灰簌簌落下。
陈海生坐在后排角落，听得格外认真。他面前摊开一本崭新的《文化补习教材（下册）》，旁边放着他那个厚厚的、卷了边的自制账本。他一边听，一边在账本的空白页上，模仿着周老师黑板上的格式，一遍遍练习写借条、收据、甚至简单的合同条款。他的字依旧歪歪扭扭，像刚学会走路的孩子，但一笔一划，极其用力。
“海生哥，”旁边一个圆脸、穿着印有“红星电子厂”字样工装的年轻姑娘凑过来，小声问，“你写的啥？借条？你要借钱啊？”她叫阿芳，在附近电子厂做流水线，和陈海生一样，是夜校的“钉子户”。
陈海生有些窘迫地把账本往自己这边挪了挪：“没……没，就是练练字。”
阿芳“哦”了一声，没再多问，继续埋头抄笔记。她抄得很慢，遇到不会写的字就空着，或者画个圈。
下课休息时，陈海生拿出那两本新发的复习资料——《语文基础知识总复习》和《数学应用题精解》。他迫不及待地翻开数学书，里面有很多他头疼的应用题：行程问题、工程问题、利润计算……这正是他做生意最需要的东西。他看得入神，连花姐端着水杯坐到他旁边都没察觉。
“哟，海生仔，这么用功？真打算考那个‘毕业证’？”花姐喝着水，揶揄道，“那玩意儿能当饭吃？还不如跟我学学怎么招呼客人实在。”
陈海生抬起头，认真地说：“花姐，会算账，才能知道赚没赚钱，赚了多少。不会算，被人坑了都不知道。”
花姐一愣，随即笑起来：“行啊你，海生仔，现在说话一套一套的。行，你学吧，学成了记得帮姐算算账，姐请你吃冰棍！”她拍了拍陈海生的肩膀，扭着腰走开了。
陈海生笑了笑，继续埋头看书。他知道花姐没恶意，但她的话也代表了很多人的想法。在这个刚刚开始躁动的年代，很多人信奉的是“胆大”、“关系”、“运气”，对“知识”、“文化”这种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并不看重。但他不一样。他吃过没文化的亏。记账让他看清了走私的风险，算账让他明白了微薄利润的珍贵。他渴望那张“毕业证”，不仅仅是一张纸，更是一种认可，一种证明，证明他陈海生，不再是那个只能靠钻法律空子、在刀尖上舔血的“水客仔”，他可以通过学习，堂堂正正地站在阳光下。
复习的日子紧张而充实。白天，他守着摊位，利用空闲时间看书、做题。他把应用题里的“甲”、“乙”换成“进货价”、“零售价”，把“路程”、“速度”换成“运输成本”、“销售周期”，用自己熟悉的生意场景去理解那些抽象的公式。晚上在夜校，他更是抓住一切机会提问。周老师讲成语典故，他听得津津有味；李老师（现在也兼教数学）讲利润率和成本核算，他更是眼睛发亮，追着问个不停。他像一块干涸了太久的海绵，贪婪地吸收着每一滴知识的水分。
那台“红灯”收音机，被他暂时搁置在床底。现在，他的全部心思都在即将到来的毕业考试上。
考试定在七月初的一个周末。考场设在夜校本部——一个稍微像样点的中学教室。天气闷热得像个蒸笼，头顶的吊扇徒劳地旋转着，吹下来的风都是热的。
陈海生坐在靠窗的位置，手心全是汗。他面前摊着语文和数学两张试卷。试卷是油印的，带着浓浓的油墨味。语文试卷上有拼音、改错别字、词语解释、阅读理解，还有一篇作文，题目是《我的理想》。数学试卷则是密密麻麻的应用题。
铃声一响，教室里只剩下笔尖划过纸张的沙沙声，还有窗外聒噪的蝉鸣。
陈海生深吸一口气，强迫自己冷静下来。他先做语文。拼音和改错别字是他的弱项，他只能凭感觉蒙。词语解释和阅读理解，他尽量回忆周老师讲过的内容，用自己的话去写。作文《我的理想》，他几乎没有犹豫。他提起笔，蘸了蘸墨水，在粗糙的试卷纸上，一笔一划地写下：
我的理想，是开一家店。一家卖收音机、电视机、电风扇的店。大大的，亮堂堂的店。不用再躲躲藏藏，不用再怕警车叫。用自己赚的钱，给阿妈治病，让弟弟妹妹读书。我要学很多知识，懂很多道理，像夜校老师那样……
他写得很慢，字迹依旧不算好看，但很工整。他写得很投入，仿佛不是在考试，而是在向一个看不见的未来倾诉。汗水顺着他的鼻尖滴落在试卷上，他浑然不觉。
数学试卷才是他的主战场。那些关于利润、成本、进销存的应用题，在他眼里不再是冰冷的数字，而是他每天都要面对的现实。他飞快地计算着，珠算口诀在心里默念，算盘珠子仿佛在他脑海里噼啪作响。他把自己代入题中的“小店主”，仔细分析着每一个条件。一道关于计算商品打折后利润率的题目，他甚至用了两种方法验算。
时间一分一秒过去。当交卷的铃声响起时，陈海生刚好检查完最后一道题。他放下笔，长长地舒了一口气，感觉整个人像是刚从水里捞出来一样，浑身湿透，但心里却有种前所未有的轻松和踏实。
等待成绩的日子，比复习时更加煎熬。他依旧每天去市场摆摊，但心思总是不由自主地飘向夜校的方向。他忍不住一遍遍回想考试时的情景，担心自己拼音写错了，担心作文跑题了，担心数学题哪里算漏了小数点。
一周后，成绩公布了。名单贴在夜校本部门口的公告栏上。
那天下午，陈海生早早收了摊，蹬着三轮车就往夜校赶。公告栏前己经围了不少人，叽叽喳喳，有人欢呼，有人叹气。陈海生挤在人群后面，踮起脚尖，伸长脖子，焦急地在密密麻麻的名字和分数中寻找。
语文：72分。
数学：85分。
总评：合格。
在“合格”名单的中间位置，他看到了自己的名字——陈海生。
那一瞬间，仿佛有电流从脚底窜上头顶。他猛地攥紧了拳头，指甲深深掐进掌心，才勉强抑制住想要大喊一声的冲动。他只觉得一股滚烫的热流在胸腔里奔涌，冲得他眼眶发酸。他成功了！他真的考过了！
“海生哥！你过了！你过了！”阿芳兴奋的声音在旁边响起，她指着名单，“看！你名字在这儿！”
陈海生用力点点头，喉咙像是被什么东西堵住了，说不出话，只能咧开嘴，露出一个有些傻气却无比灿烂的笑容。他看到了阿芳的名字，也过了。他还看到了花姐的名字，居然也低空飞过，挤在合格名单的末尾。花姐正叉着腰，得意地跟旁边的人吹嘘：“看见没？老娘也是文化人了！”
毕业典礼在一个星期后的晚上举行。还是在那个大仓库教室，但气氛完全不同了。白炽灯似乎比平时亮了许多，简陋的讲台上铺了一块洗得发白的红布。周老师、李老师和其他几位老师都穿着他们最好的衣服，面带笑容地坐在台上。
台下，几十名顺利通过考试的学员坐得整整齐齐，脸上都洋溢着兴奋和自豪。陈海生坐在其中，挺首了腰板，感觉从未有过的精神。他特意换上了自己唯一一件没有补丁的、洗得发白的蓝色衬衫，虽然领口己经被洗得有些毛糙。
典礼很简单。周老师代表学校讲话，祝贺大家顺利完成学业，勉励大家把学到的知识用到工作和生活中去，继续学习，不断进步。然后，就是颁发毕业证书。
老师们一个个念着名字。
“张翠芳（阿芳）！”
“王彩凤（花姐）！”
……
每念到一个名字，台下就响起一阵掌声和善意的哄笑。被叫到的人，或激动，或羞涩，或大大咧咧地走上台，从老师手里接过那张薄薄的、印着“深圳市XX区文化技术学校”字样的毕业证书。
“陈海生！”
当听到自己的名字时，陈海生猛地站起身。心脏在胸腔里狂跳，像要撞出来。他深吸一口气，迈开步子，尽量平稳地走向讲台。他能感觉到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在他身上，有熟悉的，也有陌生的。
他走到周老师面前。周老师看着他，脸上带着温和的笑意，双手将那张对折的毕业证书郑重地递给他。
“陈海生同学，祝贺你！”周老师的声音清晰地传遍整个教室。
陈海生伸出双手，微微颤抖着，接过了那张证书。纸张很普通，甚至有些粗糙，但握在手里，却感觉沉甸甸的，带着一种难以言喻的温度。他低头看着证书上自己的名字，还有那个鲜红的学校印章，鼻子一酸，视线瞬间模糊了。
他抬起头，努力想对周老师说声谢谢，喉咙却哽住了，只能用力地、深深地向周老师鞠了一躬。台下爆发出热烈的掌声。他首起身，看到阿芳在下面拼命地鼓掌，花姐也咧着嘴对他竖大拇指。他甚至看到了坐在角落里的李老师，对他微微点了点头。
他紧紧攥着那张毕业证，像攥着一件稀世珍宝，一步一步走回自己的座位。每一步，都感觉脚下无比踏实。
典礼结束后，学员们三三两两地散去，兴奋地讨论着未来。陈海生没有立刻离开。他走到讲台边，周老师正在收拾东西。
“周老师，”陈海生声音还有些发紧，“谢谢您！”
周老师转过身，看着他，笑了笑：“不用谢我，海生。是你自己努力的结果。”他指了指陈海生手里的毕业证，“这张纸，是个证明，也是个起点。以后的路还长，还要继续学。我看你对算账、做生意感兴趣，可以考虑去学学会计，那个更实用。”
会计？陈海生眼睛一亮，用力点点头：“嗯！周老师，我记住了！”
走出夜校大门，夏夜的凉风吹在脸上，格外清爽。深圳的夜空，繁星点点。远处工地的灯火，像一片坠落在地上的星河。陈海生没有蹬三轮，而是推着车，慢慢地走着。再次打开那张毕业证，借着路灯的光，一遍又一遍地看着上面自己的名字和那个鲜红的印章。
这张纸，轻飘飘的，却仿佛有千钧之重。它压在他心头多年的那块“没文化”、“水客仔”的石头，似乎被撬开了一道缝隙。不再是那个只能靠走私、在账本上歪歪扭扭写数字的陈海生了。他是一个有“毕业证”的人，一个被承认的、完成了基础文化学习的人。他抬起头，望向灯火辉煌的远方。那里，有梦想中的“大商场”，有会唱歌的收音机，有会出人影的电视机。以前，那个世界离他那么遥远，像天上的星星。现在，感觉自己手里多了一把梯子，虽然还很矮，但至少，他有了向上攀爬的资格和勇气。
小心翼翼地把毕业证折好，放进贴身的衣袋里，紧挨着那个陪伴他多年的破账本。然后，他跨上三轮车，用力一蹬。车轮转动，载着他和他那张崭新的“通行证”，汇入了深圳这座在夜色中依然躁动不安、充满无限可能的城市车流。知道，夜校的毕业证，不是终点。拆开那扇名为“未来”的大门后，踏上的第一级台阶。而台阶之上，是更广阔、也更需要知识和智慧去征服的世界。握紧了车把，眼神坚定地望向前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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