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六年的六月，北京城像一个巨大的蒸笼，闷热潮湿的空气黏在皮肤上，挥之不去，杨树油亮的叶子在毒辣的日头下蔫蔫地打着卷儿，蝉鸣聒噪得撕心裂肺，仿佛在用尽最后的气力宣告一个季节的尾声。
“北方机械技工学校”的操场上，褪了色的红横幅——“热烈欢送九六届毕业生奔赴新岗位！”——在热风中无精打采地晃荡，透着一股子强弩之末的疲态。主席台上，校长抑扬顿挫的声音通过劣质扩音喇叭传出：“……同学们！你们是光荣的技术工人！是国家工业化建设的栋梁！广阔天地，大有作为！……” 台下的毕业生们，穿着统一的蓝色工装校服，黑压压一片。汗味、廉价香皂味和青春期特有的躁动气息混杂在一起，弥漫在燥热的空气中。
谭大勇站在人群里，像一块沉默的礁石。他个子不高，刚够着一米六五的边儿，在普遍比他高半个头的北方同学中，显得格外单薄。工装套在他身上，空空荡荡，越发衬出他的瘦小。他微微低着头，视线落在自己那双刷边缘己经开胶的绿色胶鞋上。校长那番“栋梁”、“广阔天地”的豪言壮语，撞进他耳朵里，非但没有激起豪情，反而像一根根细小的针，扎得他心里又酸又胀。
“栋梁？” 谭大勇在心里嗤笑了一声，带着浓重的自嘲，“就我这身板？顶多算根不起眼的楔子，还是用边角料做的。” 他下意识地挺了挺背，想让自己显得高一点，更“栋梁”一点，但随即又泄了气。三年了，钳工实习期，沉重的台虎钳他得踮着脚才能拧紧，焊工实操，厚重的防护面罩压得他脖子生疼，焊枪举久了手臂就抖得厉害。他拼了命，成绩不算拔尖，也总算混到了毕业证。这张薄薄的、印着红章的纸片此刻就揣在他贴身的裤兜里，隔着粗糙的布料，硌着他的大腿。它本该是敲门砖，是通行证，可谭大勇掂量着它，只觉得轻飘飘的，毫无分量。
技校生？在北京城？他抬眼，目光越过攒动的人头和学校低矮的围墙。远处，是拔地而起的高楼，巨大的玻璃幕墙反射着刺眼的白光，那是他只在电视里和偶尔进城路过时才能窥见的“现代化”。更远处，隐约可见新修的三环路高架桥的轮廓，车流在上面川流不息，像一条永不停歇的钢铁河流。这个城市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膨胀，弥漫着令人窒息的竞争硝烟。大学生，天之骄子，报纸上天天说他们是“跨世纪人才”，是各个单位争抢的香饽饽。而他谭大勇，一个身高不足、来自普通工人家庭的技校毕业生，在这个庞然大物面前，渺小得像一粒尘埃。他要去哪里找属于他的“广阔天地”？“大有作为”？他连那片“天地”的门朝哪边开都摸不着。
学校所谓的“推荐”，前两天才在公告栏贴出来，像打发叫花子。几个名字听都没听过、藏在郊区犄角旮旯的小厂子，招的是最苦最累的普工，月薪撑死了两三百块，还得三班倒。环境？听说有的连个正经宿舍都没有，几十号人挤大通铺。谭大勇远远瞥了一眼那名单，心就凉了半截。这不是他想要的出路。爹妈省吃俭用，哥哥早早辍学打工补贴家用，妹妹还在读书，全家勒紧裤腰带供他上这三年技校，不是为了让他去那种地方“大有作为”的。他得在北京，找个像样的工作，得挣钱，得……出人头地？这个念头刚冒出来，就被现实的冷水浇了个透心凉。出人头地？靠什么？靠着身高？靠着技校文凭？
口袋里的BP机突然震动了一下，像一条冰冷的虫子在他腿上爬。谭大勇掏出来，小小的绿色屏幕上显示着一个熟悉的号码——家里的。他心头一紧。肯定是妈，或者爸，又该问工作落实得怎么样了。他都能想象出电话那头，母亲小心翼翼带着期盼的声音，父亲沉默寡言背后的焦虑。他该怎么回答？说学校推荐的都是垃圾？说自己还没着落？他烦躁地把BP机塞回裤兜，仿佛那是个烫手的山芋。
毕业典礼终于在稀稀拉拉的掌声中结束。人群像开了闸的洪水，瞬间喧嚣着涌向校门。谭大勇没动。他逆着人流，慢慢挪到操场边那棵最老的法桐树下。粗粝的树皮硌着他的背，却带来一丝奇异的支撑感。他摸出烟盒，里面只剩下最后一支皱巴巴的“白沙”。他叼在嘴里，划了好几下打火机才点燃。辛辣的烟雾吸入肺里，呛得他猛烈咳嗽起来，眼泪都咳出来了。
他靠在树上，眯着眼看着这片熟悉的操场。几个平时“混得开”的同学，勾肩搭背地商量着去哪里喝酒庆祝“终于自由了”，几个愁眉苦脸的，蹲在角落里唉声叹气，争论着找什么工作。谭大勇沉默地抽着烟，眼神空洞地望着校门外车水马龙的方向，脸上写满了对未来的不知所措，这就是他的毕业季。
谭大勇的目光扫过一张张年轻却过早染上风霜的脸。他想起自己那个位于南城的家。父亲谭建国，母亲王秀芬，大哥谭大刚，妹妹谭小梅，五口人挤在单位分的一套老式单元房里，面积满打满算八十平米，父母在客厅摆了一张双人床，那里既是爸妈的卧室又是全家人的餐厅，剩下三个小卧室他们三个孩子一人一屋。大哥谭大刚的房间稍大一点，因为他己经顶替父亲进了同一家效益越来越差的国营机械厂，是家里重要的收入来源。妹妹谭小梅的房间最小，只能放下一张单人床和一个衣柜，墙上贴满了她的奖状。而他的房间，放了一张双人床和衣柜后，连转身都困难，床底下塞满了舍不得扔的杂物。夏天闷热得像蒸笼，冬天冷得像冰窖。这就是他生活了十八年的家，局促、拥挤，却也充满了扯不断的羁绊。
大哥比他大西岁，早早担起了生活的担子。性子像父亲，沉默寡言，只知道埋头干活，拿回家的工资一分不少地交给母亲。妹妹小梅比他小三岁，正读高中，是全家人的希望，成绩好，懂事，知道家里困难，从不乱要东西。而他，谭大勇，夹在中间的老二，似乎从小就带着点“多余”的感觉，不像大哥那么踏实肯干，也不像妹妹那么聪明会读书，他性子像头驴，还有点说不清道不明的敏感，尤其是关于身高。在家里，他尽量避免和身材高大的大哥站在一起。在学校，他习惯了坐在前排，习惯了仰视别人说话。这身高像一道无形的枷锁，锁住了他一部分的自信和勇气。
“……找个好工作……” 谭大勇狠狠吸了一口烟，“好工作？” 这个词像一块巨石压在他胸口。什么是好工作？像父亲那样在国营厂当一辈子工人，眼看着厂子一天不如一天，工资发得越来越晚？还是像大哥那样，年纪轻轻就一身油污，干着最累的体力活？他不甘心。他学了技术，虽然只是皮毛，但他想凭本事吃饭，想挣得多一点，想让家里人过得好一点。
一股无名火“腾”地窜上来，烧得他喉咙发干。他攥紧了拳头，指甲深深掐进掌心。他恨自己的矮小，恨自己没考上高中上大学，更恨这世道，怎么就不给他这样的普通人一条好走点的路？
最后一截烟灰掉落在鞋面上。谭大勇用脚碾灭烟头，仿佛要碾碎心头的烦闷。他最后看了一眼空旷下来的操场，那褪色的横幅在夕阳的余晖里显得更加黯淡。他深吸了一口燥热的的空气，迈开步子，赤脚楠楠说：欢迎到顶点小说220book.com阅读本书！朝着家的方向走去。
走出校门，城市的喧嚣瞬间将他吞噬。自行车的铃声、公交车的轰鸣、小贩的叫卖、行人的喧哗……汇成一股巨大的声浪，冲击着他的耳膜。他挤上永远人满为患的公交车，像沙丁鱼一样被挤在汗味浓重的车厢中间，身体随着车辆的颠簸摇晃。车窗外的景象飞速倒退：新起的写字楼玻璃幕墙闪闪发光，气派的商场门口霓虹初上，衣着光鲜的人们进进出出；而与之交错的，是低矮破旧的胡同平房，是灰扑扑的国营商店门面，是蹲在路边摇着蒲扇乘凉的老头老太太，是蹬着三轮车收废品的汉子……谭大勇看着这一切，感到一种更深的疏离，那些繁华，似乎与他隔着厚厚的玻璃。
公交车在离家还有两站地的一个嘈杂路口把他“吐”了出来。他需要穿过一片迷宫般的大杂院区才能到家。夕阳把狭窄胡同的墙壁染成橘红色，却也照出了墙皮剥落后露出的青砖和上面斑驳的标语痕迹。空气中飘荡着煤烟味、饭菜香和公共厕所特有的氨水味。孩子们在胡同里追逐打闹，老人们坐在小马扎上摇着扇子闲聊。这就是他熟悉的世界，充满了烟火气，也充满了生活的艰辛和逼仄。
推开那扇油漆剥落、吱呀作响的绿色铁门，一股混合着炖白菜和旧家具味道的熟悉气息扑面而来。家里比他想象的还要闷热。
“回来了？” 母亲王秀芬系着围裙，正在过道兼客厅的小折叠桌旁摘菜。她抬起头，脸上挤出笑容，眼角的皱纹显得更深了，眼神里带着小心翼翼的探寻，“毕业典礼……咋样？挺热闹吧？”
“嗯，就那样。” 谭大勇含糊地应了一声，把装着几件换洗衣服和洗漱用具的旧帆布书包随手扔在门边的椅子上，发出沉闷的响声。他不想多谈。
“饿了吧？饭快好了，今儿炖了点肉，给你……庆祝庆祝。” 母亲的声音带着刻意的轻快，但谭大勇听得出其中的不易。炖肉？家里平时一个月也难得吃上一次纯肉。这“庆祝”，更像是一种无声的压力。
父亲谭建国坐在角落的小马扎上，手里拿着一份翻得卷了边的《北京晚报》，其实根本没在看。他听到动静，抬起头，花白的头发下是一张被岁月和劳碌刻满沟壑的脸。他只是“嗯”了一声，算是打过招呼，浑浊的眼睛在谭大勇身上停留了片刻，似乎想说什么，但最终只是拿起脚边掉了漆的搪瓷缸子，抿了一口劣质的茉莉花茶。
大哥谭大刚还没下班。妹妹谭小梅听到声音，从她那鸽子笼似的小房间里探出头，马尾辫一晃一晃的，脸上带着青春期的雀斑和见到哥哥的欣喜：“二哥！毕业啦！恭喜恭喜！” 她的笑容纯净而明亮，像一道光照进这局促的空间。
谭大勇勉强扯了扯嘴角，算是回应：“嗯，毕业了。” 他避开妹妹清澈的目光，心里更不是滋味。小梅明年也要高考了，家里的钱……他烦躁地抓了抓头发。
“工作……学校给分哪儿了？” 母亲终究还是没忍住，一边往锅里下菜，一边装作不经意地问，手里的动作明显慢了下来，耳朵却竖着。
谭大勇心里咯噔一下。他走到自己那个“房间”门口——打开卧室门，里面一股闷热的气息和旧物堆积的味道涌出。单人床上铺着洗得发硬的床单，床边堆着几个纸箱。他背对着母亲，声音闷闷地传出来：“分了几个地儿，都不咋地。郊区小厂子，钱少活累，没意思。我想……自己找找看。”
屋里瞬间安静下来。只有炉子上炖锅发出的“咕嘟”声和窗外胡同里隐约传来的嘈杂。母亲摘菜的手彻底停住了。父亲放下报纸，眉头拧成了一个疙瘩。连小梅脸上的笑容也凝固了，她缩回头，轻轻关上了自己房间的门。
“自己找？” 父亲的声音不高，却像一块石头砸在地上，带着压抑的火气，“你当工作是大白菜，满街都是？学校分的地方再不好，那也是个饭碗！旱涝保收！你自己找？你一个技校生，凭啥跟人家大学生抢？眼高手低！” 最后西个字，他说得又重又沉。
谭大勇猛地转过身，血一下子涌上头顶。父亲那“旱涝保收”的国营厂，工资都快发不出来了，还端着架子！“旱涝保收？您那厂子都快黄了！分那破地方，一个月两百块，干活，有屁用！我想找个挣得多点的，有啥错？” 他梗着脖子，声音不自觉地拔高了。
“挣得多？你有多大本事挣得多？啊？” 父亲也激动起来，站起身，额头上青筋跳动，“没学会走就想跑？先端稳饭碗再说！别到时候高不成低不就，在家吃闲饭！”
“爸！你怎么说话呢！” 母亲赶紧过来打圆场，拉住父亲，又焦急地看向谭大勇，“大勇啊，你爸也是为你好，怕你吃亏……自己找也行，可你……有门路吗？”
“门路？” 谭大勇看着母亲焦虑的脸，一股巨大的无力感和委屈猛地攥住了心脏。他像一只被困在透明玻璃罐里的飞虫，看得见外面的光，却怎么也冲不出去。他只是想……想活得稍微有点指望，想给这个家减轻点负担。
可所有的话都堵在喉咙里，变成一种灼热的酸楚。他把自己关进卧室，狭小的空间几乎让他窒息，他颓然地跌坐在硬板床上，外面传来母亲低声劝解父亲的声音和父亲压抑的叹息。
他拉开床边那个唯一的、掉了漆的小木桌抽屉。里面杂乱地放着几本翻烂的《钳工工艺学》、《机械基础》，几把用秃了的锉刀和锯条，还有一个皱巴巴的信封。他拿出信封，抽出里面那张盖着红章的技校毕业证书。薄薄的一张纸，此刻却像有千斤重。他着那粗糙的纸张，上面“谭大勇”三个字显得那么普通，那么微不足道。
“凭啥？” 他盯着自己的名字，无声地问。
窗外，胡同里的路灯次第亮起，昏黄的光线透过蒙尘的小窗，在他脸上投下斑驳的阴影。城市的夜生活刚刚开始，远处传来卡拉OK厅跑调的歌声和汽车的鸣笛。而在这个闷热、局促、充满了柴米油盐和沉重期望的八十平米空间里，谭大勇的“广阔天地”，似乎只剩下眼前这片伸手可及的、压抑的黑暗。他攥紧了那张毕业证，指关节因为用力而泛白。未来像一张巨大的、模糊不清的网。他唯一清晰的念头是：他必须走出去，必须找到一份工作，一份能让他在这座庞大的城市里站稳脚跟的工作。无论多难。
他小心翼翼地把毕业证书重新塞回信封，压在那本《钳工工艺学》的最底下，抽屉合上，发出沉闷的声响，隔绝了外面世界的灯光和嘈杂，也隔绝了家人的忧虑和争吵。狭小的房间里，只剩下他粗重的呼吸和窗外永不停歇的城市嗡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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