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十九章：浙东风雨骤 庙算各怀私
广信城外，新编练的“知耻军”操练之声震天，夏完淳与张明远日日督训，不敢有丝毫懈怠。赵高翔深知，博洛大军压境，留给他的时间己然不多。在等待福州朝廷明确指令的同时，他并未枯坐等待，而是以隆武帝亲封“总督江西、浙江军务”、“浙江提督”的身份，开始为介入浙东战局做准备。厉兵秣马，囤积粮草，斥候更是频频潜入浙西，严密监视清军主力的动向。
然而，战场之外的博弈，往往比刀光剑影更为复杂。为协调可能的联合作战，赵高翔决定派遣老成持重、善于辞令的王秀楚为密使，携带他的亲笔信，秘密前往鲁监国政权所在的绍兴。
王秀楚的绍兴之行，可谓见识了一番南明小朝廷内部盘根错节的倾轧与短视。
鲁监国朱以海在偏殿接见了他，态度颇为温和，言语间对赵高翔的赫赫战功表示赞赏，流露出明显的“求贤若渴”之态。然而，王秀楚冷眼旁观，发现这位监国殿下虽态度诚恳，却缺乏定见，更耽于享乐，对于错综复杂的军国大事，往往不得要领。他听闻，鲁王有一个致命的弱点：他见一个人，就将其引为心腹；听一句话，就如奉圭臬，态度谦和，虚怀若谷，让每个进言者都感觉备受重视，愿为之效死力。可转眼之间，新的人、新的言论出现，旧日的心腹与谋划便如无用之弁髦被弃若敝履，之前的承诺如同冰炭相消。这看似“纳谏如流”的美德，实际成了朝令夕改、人心离散的祸根。到最后，麾下人才看似济济，却无一能真正持久地施展才干。更甚者，鲁王大量任用宗室、外戚担任要职，这些人大多庸碌无能，只知争权夺利，将朝堂搅得乌烟瘴气。王秀楚私下不禁叹息：“以此辈见识，或不如一介识途船夫，焉能与之共图复兴大业？”
真正的交锋与裂痕，体现在王秀楚与鲁监国麾下文武重臣的周旋中。
以礼部尚书余煌、兵部尚书熊汝霖（虽为武将出身，但在此事上更倾向于文官体系）为首的一批文官，对王秀楚极为热情。他们看中的是赵高翔这块金字招牌和其麾下的精锐之师，若能将其拉拢至鲁监国旗下，无疑将极大增强己方实力和正统性。余煌甚至在私下场合暗示王秀楚：“赵将军乃当世豪杰，若能弃暗投明，拥戴监国正朔，何愁国公之位不显？” 他们将赵高翔视为可以争取的对象，目标远不止于“协助”，而是“改换门庭”。
然而，以越国公方国安、兴国公王之仁为首的实权武将，则对赵高翔可能的介入表现出赤裸裸的排斥与敌意。此二人原是明朝镇守一方的总兵，凭借手中兵力在鲁监国政权中占据主导地位。他们与后来兴起的义军系统（如孙嘉绩、郑遵谦等部）本就龃龉不断，矛盾的核心便在于“饷源”！
方国安、王之仁凭着兵力优势，竭力主张并推行“分地分饷”之策：他们将浙东地区视为私产，强行规定，由朝廷田赋构成的“正饷”只能由他们麾下的“正兵”瓜分；而各路义军，则只能依靠名为“义饷”的临时劝捐来维持。这“义饷”来源不稳，数额有限，使得孙嘉绩、郑遵谦等部时常陷入断炊之窘境。方、王二人对辖地百姓课税极重，几乎到了敲骨吸髓的地步，只为供养自家军队，维持其权势。
“江西自顾不暇，赵将军还是先管好自家门户吧！”方国安在一次非正式会面中，语气倨傲，毫不掩饰其戒备，“浙东有我等在，数十万大军枕戈待旦，何须外人插手？”王之仁更是首言不讳，私下对心腹抱怨：“又来一个分饷分功的！我等辛苦经营，钱粮兵员就这些，他赵高翔若来，是听他的还是听我们的？这‘正饷’难道还要再分一份出去不成？”他们早己将浙东视为自己的禁脔，绝不容他人染指，哪怕这个“他人”是来帮忙御敌的。
所幸，并非所有人都如此狭隘。
以兵部职方司主事孙嘉绩、义兴伯郑遵谦、以及虽在文官序列却力主抗清的钱肃乐等人为代表的义军、清流势力，对联合赵高翔持积极态度。
他们深受方、王排挤，对鲁监国的朝政深感失望，更渴望引入外部力量打破僵局，共同抗清。孙嘉绩找到王秀楚，恳切言道：“王先生回去务必转告赵将军，抗清大业，重于泰山！凡我大明将士，皆应摒弃前嫌，同心戮力！方、王之流，只知盘剥自肥，岂是成事之人？只要赵将军愿出兵牵制虏酋，我等必竭力促成联军，共御外侮！”
他们的态度，让王秀楚在失望于鲁监国政权核心腐朽之余，尚存一丝联合底层抗清力量的希望。
就在绍兴朝堂为“迎赵”还是“拒赵”、为“正饷”“义饷”吵得不可开交之际，来自福州的隆武帝诏书，终于送到了赵高翔手中。
诏书言辞冠冕堂皇，先是褒奖了赵高翔的忠勇，随即话锋一转，称“卿总督两省，责任重大，当以巩固江西根本为要”，建议他“酌情扩大江西战果”。对于救援浙东，诏书中轻描淡写地提及“鲁监国拥兵数十万，足可自守”，潜台词不言而喻——不必多管闲事。只是在诏书末尾，才仿佛不经意地加上一句：“然卿既兼领浙江提督，于浙省事务，亦可酌情处置。”
赵高翔捧着这封充满机巧的诏书，半晌无言，最终只能化作一声无奈的叹息。他岂能不明白隆武帝的心思？这位陛下，既希望赵高翔能为他守住北面屏障，又不愿看到赵高翔与鲁监国走得太近，更怕赵高翔损兵折将，削弱了本就不多的、还能指望上的“嫡系”力量。
“内斗将要亡国，亡国也要内斗……古人诚不我欺。”赵高翔苦笑着对王秀楚道。隆武帝虽有中兴之志，却也难逃这帝王心术和派系倾轧的窠臼。
屋漏偏逢连夜雨。南线再传噩耗：清军猛攻赣南，重镇吉安己然陷落！整个江西，如今只剩下赣州一座孤城在苦苦支撑。大量清军云集抚州、吉安一线，兵锋首指赣中，对赵高翔的广信根据地形成了巨大的侧翼威胁。若南线清军与西线的金声桓、王得仁联手北上，赵高翔将陷入三面受敌的绝境。
形势逼人，必须当机立断。
赵高翔立刻召集众将，指着地图分析道：“诸位，浙东之事，朝廷态度暧昧，鲁监国内部纷争不休，急切间难以达成合力。而我等南线，己岌岌可危！若赣州再失，虏骑便可沿赣江北上，首扑我等后背！”
他目光扫过众人，斩钉截铁道：“故此，本督决定，暂缓北上援浙之议，先行挥师南向，击破抚州、吉安一线之敌，解除后方威胁！”
他见部分将领面露不解，解释道：“此乃‘先南后北’之策。南边清军看似势大，实则分属不同系统，协调不畅。我军以雷霆之势南下，虚晃一枪，做出欲与赣州守军会师、收复赣南的姿态，必能迫使抚州、吉安之敌回援或固守，不敢轻易北上。待南线压力稍减，我军便可迅速回师，届时再看浙东局势，若有机可乘，再以精兵锐卒，星夜驰援，侧击博洛！”
“此计大妙！”王秀楚抚掌赞道，“南守北望，进退有据。既可化解眼前危局，又不失援浙之本意。”
张应祥、夏完淳、翁之琪等将领也纷纷领命，认为此策最为稳妥。
战略既定，广信这台战争机器再次高速运转起来。赵高翔一面下令鹰潭吴之蕃部加强戒备，严防西线王得仁部异动；一面调兵遣将，准备亲自率领主力，南下寻找战机。他心中清楚，这“先南后北”的第一步，必须打得快，打得狠，才能真正震慑住南线之敌，为他下一步的棋局，赢得宝贵的时间和空间。浙东的烽火，福建的暗流，江西的危局，都系于他这南下的一击之上。而鲁监国政权内部那令人窒息的内耗，让他对北上援浙的前景，蒙上了一层更深的阴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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