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6年9月初的广州，国民党秘密情报组的机密档案室里，空气都带着肃杀的凉意。
厚重的铁门缓缓打开，管理员老周拿着一串沉甸甸的钥匙，语气严肃：“陈中尉，戴先生特批你查看‘丙级机密’，但规矩你懂——只能在这间阅档室看，不能带笔，不能抄录，看完必须签字确认，少一页纸，咱们俩都得担责。”
陈默点点头，跟着老周走进阅档室。
这里比普通档案室小了一半，墙壁由钢筋混凝土浇筑，窗户装着三层防弹玻璃，桌上摆着一台老式台灯，光线刚好照亮桌面，却照不到角落——这是情报组专门为查看机密资料设置的房间，每一寸空间都在监控之下。
“资料在这，你慢慢看，我在外面守着，有事敲桌子。”
老周将一个标着“丙级机密”的铁盒放在桌上，转身走出阅档室，厚重的铁门在身后“哐当”一声关上，落锁的声音在寂静的房间里格外刺耳。
陈默深吸一口气，打开铁盒——里面整齐叠放着十几份文件，每份文件都用牛皮纸封装，封面上印着“绝密?丙级”的红色字样，右下角盖着戴笠的私人印章。
他拿起最上面的一份，封面上写着“军校与西南军阀联络函（民国十五年6月）”，拆开牛皮纸，里面是几页泛黄的信纸，字迹是戴笠的亲笔：“拟与桂系军阀李宗仁达成合作，以‘提供军火’换其‘配合清剿广西共党’，具体交接时间待议……”
陈默的心脏猛地一跳——这是情报组与地方军阀勾结的核心证据！
桂系军阀是北伐的重要力量，戴笠暗中与其交易，目的是打压中共在广西的工农运动，这一信息若传递给组织，能帮助广西地下党提前做好防备，避免被“军火换清剿”的阴谋重创。
他强迫自己冷静下来，目光快速扫过信纸，将关键信息记在心里：合作对象（李宗仁）、交易条件（军火换清剿）、联络人（桂系参谋总长黄旭初）、未确定的交接地点（大概率在梧州码头，因信中提及“西江沿岸便于运输”）。
他没有停留，立刻翻开下一份文件——《湖南军阀动态简报》，里面记录着湘军军阀唐生智的兵力部署：“第一师驻衡阳，第二师驻长沙，第三师驻常德，其中第三师有中共地下党员渗透，需重点监控……”
“中共地下党员渗透湘军第三师”——这是更重要的线索！
组织若能掌握渗透党员的名单，就能通过他们获取湘军的军事部署，为北伐军进攻湖南提供关键情报。
陈默的目光在简报上快速移动，将第三师的驻地、师长姓名、渗透党员的代号（“山鹰”“水蛇”）一一记在脑海里，甚至连简报末尾标注的“监控负责人：湖南情报站站长张彪”都没放过。
阅档室的时钟滴答作响，陈默的额头渗出细汗——不是因为热，而是因为紧张。
他必须在有限的时间里，将所有关键信息刻进记忆，既不能遗漏，也不能因停留过久引起怀疑。
老周说“没有时间限制”，但他清楚，机密资料的查看时间越短，越符合“谨慎”的人设。
一个小时后，陈默将所有文件放回铁盒，仔细检查了一遍，确保没有褶皱、没有遗漏，然后敲了敲桌子。
老周推门进来，拿起铁盒核对文件页数，确认无误后，递过来一份《机密资料查阅登记表》：“签字吧，写上‘己阅，无异常’。”
陈默接过笔，工整地写下自己的名字和阅档时间，在“阅后意见”栏里写下“资料详实，对后续工作有参考价值”——既符合要求，又不会显得过度关注，恰到好处。
走出机密档案室，阳光刺眼，陈默才发现手心己经被汗水浸湿。
他没有回组织科，而是借口“去厕所”，绕到情报组院落的偏僻角落，快速在心里复盘记忆的内容：桂系联络函的5个关键信息、湘军简报的7个核心点、还有一份《广州学生运动监控报告》里提到的“进步学生聚集地——岭南大学后门茶馆”，这些信息都需要尽快记录下来，否则时间一长，容易遗忘。
回到组织科，陈默假装整理普通文件，实则在脑海里构建“记忆宫殿”——这是他在苏联特训时学的记忆方法，将每个关键信息与熟悉的场景绑定：比如将“李宗仁”与家里的客厅沙发绑定，“梧州码头”与阳台的花盆绑定，“山鹰”“水蛇”与书房的书架绑定，通过场景联想，确保信息不会混淆。
晚上回到宿舍，陈默第一时间检查房间——床板下的白灰完好，桌腿旁的细纱没动，说明没人进来过。
他从墙缝里掏出瓦西里的加密笔记本，又拿出一支特制的“隐形墨水笔”——笔芯里的墨水需用醋浸泡才能显形，比之前的普通墨水更隐蔽。
他快速在笔记本上写下：
1. 军校与桂系联络（民国十五年6月）：合作人李宗仁，条件“军火换清剿广西共党”，联络人黄旭初，交接地点疑似梧州码头，未确定时间；
2. 湘军动态简报：第三师驻常德，有中共党员渗透（代号山鹰、水蛇），监控负责人张彪；
3. 广州学运监控：进步学生聚集地为岭南大学后门茶馆，每周三晚聚会。
每写一条，他都用指尖轻轻纸面，确保字迹工整却极小，然后在笔记本扉页写下“丙级阅档?九月初一”——这是他与组织约定的“机密信息标记”，方便后续传递时分类。
写完，他将笔记本藏回墙缝，又拿出一块干净的纱布，蘸着醋轻轻擦拭纸面——隐形墨水遇醋显形，他需要确认字迹清晰，避免组织接收时无法辨认。
确认无误后，他将纱布扔进马桶冲走，又用清水擦拭桌面，确保没有醋味残留。
接下来的几天，陈默又陆续被允许查看了几份丙级机密资料：《上海特务科行动预案》（计划下月对上海工运骨干进行“定点抓捕”）、《苏联援华军火运输路线》（经海参崴-上海-广州，每月月初到货）、《情报组内部晋升考核标准》（侧重“任务完成度+忠诚度举报”）。
每次查看，他都严格遵守流程：不携带任何物品进入阅档室，不询问无关问题，看完后及时签字确认，表现得“谨慎而不贪婪”——这正是戴笠希望看到的样子，既展现了对机密的重视，又没有因“过度好奇”引起怀疑。
9月中旬，陈默将所有接触到的机密信息整理完毕，共记录了12条关键情报，涵盖军阀联络、军事部署、行动预案、内部规则西个方面。
他通过暗语与苏晴约定，在下次文件交接时，将加密笔记本的内容通过“外文文件夹夹层”传递给组织——苏晴负责整理戴笠的外文机密文件，有机会将笔记本带出情报组。
晚上，陈默躺在床上，看着天花板，心里格外踏实。
接触机密资料，既是戴笠对他的信任，也是更严峻的考验——机密信息越重要，泄露的风险越大，他必须更加谨慎，确保每一条信息都能安全传递，每一次查看都符合规矩。
他想起机密档案室厚重的铁门，想起阅档室里冰冷的台灯，想起笔记本上那些用隐形墨水写下的字迹，心里默念：“这些信息，是组织需要的弹药；我的记忆，是传递弹药的通道。哪怕再危险，我也要把它们安全送到前线。”
他知道，接触机密只是开始，以后还会有更高级别的机密等待他查看，也会有更危险的传递任务等着他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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