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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4章开元盛世:李隆基的黄金时代(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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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文化繁荣

唐玄宗李隆基在位期间,特别重视文化事业的发展,尤其是图书的整理和保存。为了改善宫中藏书的质量与管理,开元三年(715年),玄宗邀请了褚无量、马怀素等学者商讨史馆书籍的问题,并决定对内府中太宗、高宗时期遗留下来的旧书进行系统性的整理和修复。这些书籍由于长期由宫人管理,出现了一些损坏和错乱的情况,查阅起来也不方便。

随后,在开元七年(719年),玄宗颁布命令,鼓励公卿士庶之家将所藏稀有书籍借给官方抄写保存。为此,他组织了一支由马怀素、元行冲、吴兢、韦述等二十多名学者组成的团队,在秘阁进行了多年的编校工作,最终完成了《群书四部录》200卷这一重要文献的汇编。

到了开元十年(722年),唐玄宗进一步推动文化建设,于东宫设立了“丽正书院”,次年又创建了“集贤书院”。这两个书院不仅作为藏书之所,还承担了校勘书籍的任务,成为当时重要的学术中心。此时,唐朝的藏书达到了顶峰,总数超过3,060部,51,852卷,包括2,500多部道教和佛教经典。长安和洛阳两地分别设有四个图书馆,按照甲、乙、丙、丁分类排列经、史、子、集四大类书籍。据记载,当时的文集完备程度堪称空前,总计达7万卷,集贤院学士张说等47人被任命负责典籍管理工作。

书院作为一种古代教育机构,正是在唐玄宗时代开始兴起。袁枚在其著作《随园随笔》中提到,书院之名起源于唐玄宗时期,如丽正书院和集贤书院都是为修书而建。根据《唐两京城坊考》,开元五年(717年),明堂改名为乾元殿,其东廊用于存放四部书,并因此得名乾元院;次年,该机构更名为丽正修书院(后来改为了集贤殿书院),“书院”这一名称及机构形式由此确立,从而成为了后世书院制度的开端。

音乐皇帝

唐玄宗在音乐领域有着非凡造诣。他对唐朝音乐发展的贡献深远且持久,堪称一位音乐皇帝。玄宗本人擅长多种乐器,包括琵琶、二胡、笛子和羯鼓,尤其对羯鼓情有独钟,不仅能够敏锐地察觉演奏中的细微瑕疵,并及时纠正,还亲自创作了诸如《霓裳羽衣曲》和《小破阵乐》等超过百首的乐曲。

玄宗登基之后,设立了教坊——专门训练音乐与舞蹈表演者的机构,其中最著名的便是“梨园”。因此,后世戏班也常被称为“梨园”,以此纪念这位热爱艺术的皇帝。玄宗对音乐教育的重视,促进了音乐人才的培养,为唐朝的文化繁荣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特别是在音乐创作方面,玄宗制定了九十二首羯鼓曲目,并创作了一些羯鼓独奏曲,极大地丰富了当时的音乐库。他所改编的《霓裳羽衣舞》,据说是基于印度传入的《婆罗门曲》,也有传说称其灵感来源于梦中月宫仙子的启示。无论其起源如何,《霓裳羽衣舞》都成为了流传千古的经典之作,体现了玄宗融合东西方艺术的独特才华。唐玄宗通过自已的音乐天赋和对艺术的热爱,不仅提升了宫廷音乐的质量,也为民间音乐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使得唐代音乐文化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峰。

才华横溢的书法大家

唐玄宗李隆基不仅是一位杰出的帝王,还是一位才华横溢的艺术家。书法方面尤其擅长八分书和章草。他的书法风格工整清晰、秀美多姿,在唐代书法史上占据重要地位。《旧唐书》称赞他为“多艺尤知音律,善八分书”,而窦臮在《述书赋》中描述玄宗的作品风骨巨丽,碑版峥嵘。

李隆基的书法代表作包括《鹡鸰颂》、《纪泰山铭》和《石台孝经》等。其中,《鹡鸰颂》尤为著名,其特点是起笔与收笔少藏锋,显得挺拔别致;整体书风雄秀,结构丰丽,用笔遒厚。从全篇来看,书法遒劲健劲,丰润浑茂,融合了“二王”(王羲之和王献之)的风格,继承并发展了传统的书法艺术。

《鹡鸰颂》是唐玄宗唯一传世的书法墨迹孤本,被誉为是唐代的稀世之珍,受到了历代文人学者的高度评价。黄山谷曾评论说:“玄宗书斑斑犹有祖父之风”,这表明了他的书法风格与唐太宗有一定的传承关系,但同时也有他自已独特的风格——太宗清劲,玄宗遒婉。

清代评论家如王文治也对《鹡鸰颂》给予了高度评价,认为帝王之书行墨间蕴含龙章凤姿,非一般文臣所能比拟,观此颂可以让人联想到开元时期的英明卓越。总之,唐玄宗的书法成就不仅体现了他个人在这方面的艺术造诣,也是唐朝文化繁荣的一个缩影。

唐玄宗李隆基通过一系列的举措,大大促进了唐代的文化繁荣,更是为中国古代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推动科技进步

玄宗在位期间,对科技发展也给予了高度重视。开元五年(717年),他听闻和尚一行学识渊博,尤其是擅长天文历法,便邀请他到京师,还安排他住在皇宫的光太殿,这样方便随时过来向他咨询治国理政之道。

到了开元九年(721年),唐玄宗又下令让一行和尚改革旧历,以纠正其中的误差。为此,一行首先设计并制造了一种名为“黄道游仪”的天文仪器,用来精确测定黄道的变化。利用这一工具,一行和尚进行了详细的天文观测,测量出了二十八宿与北极星之间的角度。他的观测结果显示,实际的恒星位置与古籍记载存在差异,这表明恒星并非固定不动,而是会逐渐移动。这一发现比英国天文学家埃德蒙·哈雷在1718年提出的恒星自行理论早了近一千年。

在此基础上,一行和尚又设计了一种名为“覆矩图”的仪器,并运用勾股定理进行了计算。他发现,南北两地相距351里80步(约等于今天的129.22公里),与北极高度相差一度。这一成果代表了世界上首次对于子午线长度的测量尝试,虽然精度有限,但方法科学合理,与现代测量值(111.3公里/度)很接近。

此外,一行还主导编纂了《大衍历》,这是唐代天文学的一项重要成就。基于黄道游仪的研究,一行和尚参考了历代历法的优点,于开元十五年(727年)完成了初稿。在他去世以后,由张说和陈玄景继续完成,最终在开元十七年(729年)颁布实施。《大衍历》引入了更准确的“定气”概念,能够更好地推算出符合农时的二十四节气。相比之前的历法,《大衍历》更加精确,成为后世历法改革的重要参考。

通过这些工作,一行和尚不仅为中国的天文学和地理学做出了开创性的贡献,也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科学遗产。玄而宗皇帝对科学研究的支持,也促进了当时科学技术的发展,彰显了唐朝的文化繁荣和技术进步。

外交政策

唐玄宗统治时期,唐朝国力鼎盛,中外交往非常活跃。这一时期的外交关系覆盖了广泛的地理范围,从东亚的高丽、新罗、百济(均位于朝鲜半岛),到日本、越南(古代称为林邑)、尼泊尔(古代称为泥婆罗)、缅甸(骠国)、泰国(赤土)、柬埔寨(真腊)、印度尼西亚(如室利佛逝和诃陵)、印度次大陆(天竺)以及远至斯里兰卡(狮子国)、阿拉伯地区(大食)和伊朗(波斯)。这些国家与唐朝之间有着频繁的经济文化交流。

各国的使节、贵族、商人、学者、艺术家、僧侣及游客纷纷来到中国,而唐朝的使者、僧侣和商人也不断前往国外。据统计,当时与唐朝保持友好往来并互通使节的亚非国家超过70个。为了更好地管理这些国际交流,唐朝设立了鸿胪寺负责接待外国使节和宾客,并在各地建立商馆为外商提供住宿,同时设立互市监和市舶司来监管对外贸易。长安、洛阳、扬州、广州、兰州、凉州和敦煌等城市成为重要的对外贸易枢纽,其中长安尤为突出。

长安不仅是政治中心,也是一个国际化大都市,吸引了大量来自世界各地的访客。许多外国商人选择在长安的“西市”开设店铺,长期居住;国子监接收了大量的外国留学生,而在长安定居的外国人家庭数量达到了4000至5000家之多。这种开放和包容的态度促进了文化的交流与融合,使得唐朝的文化影响力扩展到了更广阔的区域。总之,唐玄宗时代的外交政策不仅加强了与其他国家的关系,也推动了文化的交流和技术的传播,体现了那个时代中国的繁荣与开放。

晚年退位与忧郁终老

面对安史之乱带来的混乱与动荡,唐玄宗被迫做出了一个极其艰难的决定:他将皇位禅让给儿子李亨,后者继位为唐肃宗。

而李隆基自已,则告别了长安,前往四川避难,远离了曾经熟悉的宫廷生活和权力中心。这一决定不仅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也象征着唐玄宗从辉煌走向退隐的转折点。

在四川的日子里,唐玄宗远离了政治风暴的中心,开始了他晚年相对宁静但充满反思的生活。他心情异常沉重,每当夜深人静,他就会独自坐在窗前,回忆起过去的辉煌岁月,心中充满了忧虑和感慨。那些曾经的盛世景象仿佛就在眼前,然而现实却是国家陷入战火,百姓流离失所。虽然身处远方,但玄宗依然时刻挂念着国家的命运和百姓的生活,常常彻夜难眠。

随着时间的推移,唐玄宗的身体也逐渐虚弱起来。而四川的气候和生活环境与他习惯了的宫廷大不相同,这让他的健康状况每况愈下。心情的低落加上身体的不适,使得他的晚年生活愈发的艰难。尽管身边有侍从和亲信的照顾,但内心的孤独和对未来的担忧时常笼罩着玄宗。终于在762年,76岁的唐玄宗李隆基在忧郁中走完了他的一生。其在位期间经历了从盛世到乱世的巨大转变,留下了无数令人感叹的故事。

尽管唐玄宗晚年的日子充满了坎坷,但他在位期间所创造的辉煌成就,以及对文化、艺术和科技的贡献,仍然被后人铭记和敬仰。玄宗的统治时期不仅是唐代的一个巅峰,也是中国古代文明的一个光辉典范。人们怀念那个国泰民安、文化繁荣的盛世,同时也为这位帝王的晚年遭遇感到惋惜。

历史评价

李商隐在诗中感叹了唐玄宗晚年的悲凉境遇

“海外徒闻更九州,他生未卜此生休。空闻虎旅传宵柝,无复鸡人报晓筹。”

唐玄宗李隆基的统治时期,特别是开元年间,是中国历史上一个不可多得的黄金时代。在他的领导下,唐朝不仅达到了自身的巅峰,也成为了中国古代文明辉煌的一个缩影。这一时期,国家经济繁荣,文化昌盛,诗歌、音乐、绘画等艺术形式蓬勃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商业贸易活跃,丝绸之路重现繁荣,中外交流频繁,使唐朝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具影响力的帝国之一。

然而,历史总是双面的。尽管唐玄宗初期带来了诸多成就,以他英明的领导和睿智的政策推动了唐朝进入“开元盛世”,使这一时期文化繁荣、经济发达、军事强盛,成为中国历史上最耀眼的时代之一,至今仍被人们缅怀与赞颂。但他在位后期的一些决策失误和个人偏好最终导致了严重的后果。尤其是对杨贵妃的宠爱和对边将安禄山的信任失察,直接引发了安史之乱。这场长达八年的叛乱不仅动摇了唐朝的根基,还给国家和社会带来了巨大的破坏与动荡。它也提醒我们,权力的高度集中和个人情感的过度影响可能会对国家命运产生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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