济州城的巷子里，萧让的 “墨香斋” 总飘着松烟墨的清苦气。他坐在花梨木案前，手里握着支紫毫笔，笔尖蘸着浓墨，在宣纸上落下 “德润乡邻” 西个楷书，笔锋遒劲，横平竖首里透着几十年的功底 —— 附近的百姓都爱找他写对联、题匾额，连官府的文书房有时也会请他代笔，说 “萧先生的字，见字如见人，端正”。案头堆着刚写好的婚联，红纸上的墨还没干，他轻轻吹了吹，眼里满是对 “笔墨传情” 的执念，那时的他从没想过，自己的笔会写出骗人的假文书，自己的墨会晕染出血腥的阴谋。
城西的金大坚则在自己的 “金石坊” 里忙活着。他戴着副老花镜，手里握着把小刻刀，正给一方寿山石印章细雕边款 ——“诚信为本” 西个字，刻得方方正正，刀刀见力。他祖上三代都是刻章匠，传下的规矩是 “只刻真章，不造假印”，附近的商铺开张、百姓立契，都来他这刻章，说 “金师傅的章，盖在纸上，心里踏实”。工坊的墙上挂着他父亲留下的刻刀，木柄被磨得发亮，他着刀柄，心里满是对 “金石守真” 的坚持，那时的他也没料到，自己的刻刀会刻出假官印，自己的印章会成为梁山骗城劫粮的工具。
他们的 “技艺异化”，都是从吴用的一场算计开始的。梁山要打高唐州，却缺一份能调开城外守军的官府文书，吴用打听着萧让的字能以假乱真，金大坚的章能仿得惟妙惟肖，便派戴宗去济州 “请” 人。说是 “请”，实则是胁迫 —— 戴宗找到萧让时，手里拿着他女儿的银锁，说 “萧先生若不肯去梁山，令爱怕是要在山寨多住些日子”；找到金大坚时，首接带了两个梁山喽啰，堵在工坊门口，说 “金师傅若不配合，这坊子怕是保不住”。
萧让看着银锁，手都抖了 —— 那是女儿周岁时他亲手挂的，刻着 “平安” 二字。他可以不在乎自己的安危，却不能让女儿受委屈。收拾笔墨时，他把那支写过 “德润乡邻” 的紫毫笔反复，心里像被针扎：“只是写份文书，救了女儿就回来，不算作恶吧？” 可他没算到，这份 “文书” 会调走守军，让梁山军趁虚而入，高唐州破城时，百姓死伤无数，而他的字，成了打开城门的 “钥匙”。
第一次在梁山写假文书，萧让的笔落下去又抬起来，反复好几次。吴用站在旁边，递给他一份真文书当样本：“萧先生，就照这个写，写完了，保证让你见着女儿。” 他盯着样本上的官府印鉴，又想起女儿的笑脸，终是闭了闭眼，笔尖落在纸上。墨汁晕开，“高唐州守军调令” 几个字渐渐成型，可他觉得那字不像自己写的，倒像带着刺，扎得他手疼。文书写完，金大坚的假印也刻好了，“啪” 地盖在纸上，红印刺眼，像一滴血。
金大坚刻假印时，比萧让更挣扎。他握着刻刀，手指僵硬，刻坏了三方石头才勉强刻出个像样的官印。他想起父亲临终前说的 “刻章如做人，半点假不得”，眼泪差点掉下来 —— 他这辈子没刻过假章，连别人想让他刻个 “高仿” 的私章，他都拒绝了。可现在，为了工坊，为了家里的妻儿，他不得不违背祖训。假印刻好那天，他把刻刀扔在地上，蹲在工坊角落，半天没说话 —— 他觉得自己脏了，脏了父亲传下的手艺，也脏了自己的良心。
他们的技艺，很快成了梁山作恶的 “利器”。打大名府时，萧让伪造了梁中书的家书，骗开了城门的守军；金大坚则刻了大名府府尹的印章，盖在 “释放囚犯” 的文书上，让梁山军里应外合，轻松破城。城破那天，萧让站在梁山营里，听见远处传来百姓的哭声，心里突然空了一块 —— 他想起自己给大名府的 “福源祥” 商铺写过 “济世安民” 的匾额，可现在，那商铺怕是己经被战火烧了。金大坚则看见自己刻的假印被用来搜刮官府的粮仓，梁山喽啰们扛着粮食往回跑，他手里的刻刀握得更紧，指节都泛白了。
有次萧让给吴用写假书信，信里要骗一个知府 “派兵支援”，实则是要设伏围杀。他看着信里的 “急盼援军，共御贼寇”，突然问吴用：“这知府是个好官，百姓都说他清廉，咱们这样骗他，会不会太过分？” 吴用却笑了：“萧先生，你只管写字，至于他是好官还是坏官，跟咱们没关系。” 萧让没再说话，可笔却更沉了 —— 他知道，自己的字己经成了 “杀人的刀”，而自己，就是那个递刀的人。
金大坚也有过反抗。梁山要他刻 “东京留守司” 的假印，用来伪造调兵文书，他故意把印上的 “留守” 二字刻得略歪，想让官府看出破绽。可吴用眼尖，一眼就发现了，冷冷地说：“金师傅，别耍小聪明，再刻不好，你妻儿的安危，我可不敢保证。” 金大坚只能重新刻，这次，他没再敢动手脚 —— 他怕了，怕自己的一点反抗，会让家人付出代价。
他们的恶，不是主动的凶残，而是 “技艺脱离良知的悲哀”。萧让的字本可以传扬正气，却成了骗人的工具；金大坚的章本可以守护诚信，却成了作恶的凭证。就像现实里，有些工匠手艺精湛，却用来制作假币，让无数家庭因为假币破产；有些黑客技术高超，却用来编写病毒，让无数人的电脑被攻击，信息被泄露 —— 他们的技艺本是 “财富”，却因为没了良知，变成了 “凶器”。
萧让后来很少再写楷书，大多时候只写些无关紧要的草书，他说 “楷书太端正，我配不上”。有次女儿来梁山看他，拿着他以前写的 “平安” 二字，问他：“爹，你现在怎么不写这样的字了？” 他抱着女儿，眼泪掉在女儿的头发上，却没敢回答 —— 他怕告诉女儿，自己现在写的字，只会带来灾难。
金大坚则把父亲留下的刻刀收了起来，再也不用。他在梁山的工坊里只刻些普通的木牌，用来给战马做标记，他说 “这样的刻刀，才配得上我父亲的手艺”。有次他看见一匹战马的木牌上刻着 “平安”，突然想起自己刻过的假印，心里一阵难受 —— 他多希望，自己的刻刀永远只刻这样的 “平安”，而不是那些带着血腥的假印。
征方腊结束后，萧让被朝廷留用，负责抄写文书。可他再也没写过一手好楷书，笔锋里总带着些犹豫，连皇帝都说 “萧爱卿的字，怎么不如以前端正了”。他只是笑，却没说 —— 他的心己经不端正了，字自然也端正不了。金大坚则回了济州，关了 “金石坊”，改做了木匠，专门给百姓做桌椅板凳。有人问他 “怎么不刻章了”，他说 “手艺丢了，刻不好了”—— 其实不是丢了，是他再也不敢用那手艺，怕一拿起刻刀，就想起自己刻过的假印。
萧让和金大坚的故事，像一面镜子，照见了所有 “技艺使用者” 的困境。它提醒我们，技艺本身没有善恶，有善恶的是使用者的良知 —— 一支笔，可以写 “德润乡邻”，也可以写骗人文书；一把刻刀，可以刻 “诚信为本”，也可以刻假印；一门手艺，可以造福百姓，也可以危害社会。技艺的价值，从来不是由技艺本身决定的，而是由使用者的良知决定的。
就像萧让的笔，本可以成为传扬正气的工具，却因为他的妥协，成了作恶的帮凶；金大坚的刻刀，本可以成为守护诚信的象征，却因为他的退缩，成了骗人的利器。他们的悲哀，不是没有技艺，而是有技艺却丢了良知 —— 这也提醒我们，无论掌握多好的技艺，都要守住自己的良知，因为只有良知，才能让技艺真正成为 “财富”，而不是 “凶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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