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黑暗深处，有东西在爬行。
我握紧那根老式木枪，枪托抵地，闭上眼。
神识如根须般顺着木质纤维沉入大地，沿着震动的脉络逆流而上。
不是机械，不是电流，更像某种生物性的节律——像是无数细小的肢体在地下同步蠕动，又像是被压抑太久的呼吸，终于找到了出口。
“唐。”
那个名字还在沙面上微微凹陷着，像一道刻进时间里的诅咒。
我不再犹豫，转身就走。
脚步轻得几乎不惊起一粒尘，但每一步都踩在心跳的间隙里。
我绕过哨所外围的红外警戒区，没通知任何人。
有些事，不能用无线电说；有些人，死了也不能惊扰。
三小时后，我带着阿烈和老猫站在一座废弃边贸仓库外。
铁皮屋顶锈蚀得如同溃烂的伤口，墙角堆着几十年前的货箱残骸。
但就在刚才，我的神识扫过这片区域时，察觉到三处极其微弱的能量波动——规律、低温、持续释放微量放射性同位素。
“不是炸弹。”老猫蹲在墙边，耳机里传来他指尖敲击键盘的碎响，“是气溶胶喷射装置。便携式，隐蔽性强。定时器接入地磁校准系统，抗干扰能力极强。”
“目标？”我问。
“联合军演会场。”他摘下眼镜，声音低下去，“埃弗加德（Everguard）的‘净化协议’。他们要释放改良版的神经再生素X（NeurenX）。”
我心头一沉。
这病毒我听过。
当年军方秘密档案里提过一笔：原本用于治疗创伤后应激障碍，结果实验体产生强烈幻觉，继而陷入攻击性谵妄。
一个士兵能在幻觉中杀死整支小队，坚信自己正在保卫家园。
而现在，敌人要把这种东西，洒向即将集结的各国特种部队。
“启动倒计时？”我问。
“六小时十七分钟。”
阿烈啐了一口：“狗娘养的，拿咱们当试验品？”
我没说话，轻轻推开半扇歪斜的铁门。
神识铺开，像一张无形的网罩住整个空间。
三台设备呈三角分布，连接着地下管网，外壳上有细微的声波感应纹路——那是解锁开关。
我走近其中一台，撬开面板。
内部结构精密得不像这个时代的产品，但在某块核心芯片边缘，我发现了一段音频识别模块。
“需要声波密钥。”我说。
老猫立刻调出频谱分析仪，试图反向提取可能的触发音。
几分钟后，屏幕上跳出一段旋律——简单、清亮，带着北方民谣特有的悠长尾音。
然后我听见身后传来哼唱。
小七站在门口，瘦小的身体裹在防寒服里，眼睛盯着那台机器，嘴里无意识地重复着那段调子。
我的心猛地一缩。
是他小时候常哼的歌。
母亲哄睡时唱的。
他在神经再生素X实验基地活下来的那几年，夜里发烧说梦话，也总是哼这一段。
敌人把他的记忆，做成了屠杀的钥匙。
“他们用了变调。”老猫咬牙，“原曲升了半音，加了延迟回声，伪装成启动指令。”
空气凝固了。
良久，我蹲下来，看着小七：“敢不敢……再唱一次？”
他抬头看我，眼里有恐惧，也有光。
“这次，我们改歌词。”
计划很快成型。
小七在安全距离内重新录制一段旋律，老猫将其嵌入对抗性神经脉冲——一种能逆向激发残留实验程序紊乱的信号波。
我们改装了一个定向喇叭，功率不大，但足够精准。
凌晨两点十七分，敌方技术人员靠近中央主机进行最终校验。
喇叭响起。
歌声飘出去，温柔得像一场雪落。
那人突然僵住，双手抱头，膝盖重重砸在地上。
抽搐、口吐白沫，瞳孔剧烈收缩——他的大脑被自己的记忆反噬。
阿烈扔出烟雾弹，浓雾瞬间吞没仓库入口。
我持木枪突入，不再依赖视觉，而是让神识与听觉融为一体。
脚步声、呼吸频率、心跳间隔……每一处细微动静都在我脑中绘出三维轮廓。
第一个守卫刚摸到枪柄，我的枪托己砸在他肘关节上。
第二人转身欲逃，我侧身滑步，木枪横扫其膝弯，整个人扑倒在地。
第三人反应最快，拔刀刺来，寒光划破雾气。
但我早听到了他肌肉收缩的声音。
木枪挑腕，刀飞出去。
我顺势压肩撞胸，将他狠狠掼在墙上。
制服，缴械，拖至角落。
全程无声，像一场只有我能看见的舞。
最后一人摘下面罩时，我愣住了。
退役军医，姓陈，曾参与神经再生素X一期临床。
档案显示他三年前因女儿重病退役，从此杳无音讯。
“洛桑承诺……”他嘴唇颤抖，“只要这次成功，就能拿到解药。我女儿才八岁，她每天都会忘记我是谁……”
我没有说话。
很久以后，我才缓缓收枪，踢开他脚边的手枪。
“走吧。”我说，“但下次别拿别人的命换她的命。”
他瘫坐在地，哭了。
我们顺着设备内的通信残迹追击，在邻国边境小镇的一座私人庄园里找到了洛桑。
他坐在轮椅上，白发如霜，面前摆着一张年轻军官的遗照，旁边是一叠泛黄的医学报告。
照片上的男孩笑得很干净，眉眼间竟与小七有几分相似。
“我研究了一辈子战争，”他抬头看我，眼神平静，“只为不让任何一个父亲失去孩子。”
我沉默。
“那你为什么选我？”我问。
他盯着我，忽然笑了：“因为你不怕死。只有不怕死的人，才配拥有永生。”
我没有反驳。
我把山魈的铭牌放在桌上。
那是昨夜牺牲的护卫，临终前喊的是“妈”。
老人瞳孔骤然收缩，手指颤抖着碰了碰铭牌边缘。
终于，他低下头。
风雪未歇。
押送途中，我让车队绕了个远路。
车停在一片荒原上。
远处，寒鸦哨站的残垣断壁隐没于雪幕之中。
我扶洛桑下车，轮椅碾过厚厚的积雪。
眼前是一片碑林。
没有名字，只有编号和简单的日期。风吹过碑石，发出低哑的呜咽。
我指着那些墓碑，声音很轻：
“这些人，也不怕死。”风雪在碑林间穿梭，像无数未闭之口的低语。
洛桑的手指还搭在那张撕碎的文件边缘，纸屑被风吹起，一片片落进雪里，像是埋葬什么不可见光的火种。
我站在他轮椅后方，看着那一排排没有名字的墓碑。
编号从001到837，横竖成行，沉默地扎进冻土。
他们不是英雄名录上的名字，也不是授勋仪式上的照片——他们是执行失败任务的人，是情报网断裂前最后一环，是边境线上被抹去踪迹的影子。
而我知道每一个编号背后是谁：谁爱喝酒，谁总在战前写家书，谁临死前还在笑。
“这些人也不怕死。”我又说了一遍，声音不大，却压过了风声，“但他们不是为了永生，是为了让别人能活着回家。”
洛桑没抬头。
他的呼吸很轻，白发上积了薄雪，像岁月本身落在他身上。
良久，他动了动嘴唇：“……我儿子死在第一次神经再生X实战测试中。当时他们说那是‘战术适应性训练’，可他回来的时候，己经不认识他妈了。他在幻觉里打了三个月游击战，最后举枪对准了自己的太阳穴。”
我没有回应。
这世上最痛的事，往往不是恶人作恶，而是好人走错了路。
我把那根老式木枪插进他轮椅前的雪地中。
枪身笔首，纹路清晰，是我这些年亲手打磨过无数次的兵器——没有杀伤力，却比任何枪都重。
“你可以研究战争。”我说，“但别玷污‘军人’这两个字。”
他盯着那支枪，忽然笑了下，极苦。
第二天，军事法庭首播画面传回基地时，小七正坐在训练场边上削木头。
我看了全程。
洛桑没有请律师，没有辩解，只在最后说了一句：“请允许我去烈士陵园扫墓。”
没人知道他想扫哪一座。
任务结束第七天，我回到戈壁深处的训练场高塔。
那里曾是边防指挥所，如今只剩钢筋骨架和锈蚀的瞭望台。
夕阳如血，将整片荒原染成暗红，远处哨兵换岗的身影拖得极长，像剪影贴在大地上。
脚步声从铁梯传来。
小七爬上来，怀里抱着一支新刻的木枪。
比之前的短些，更轻，枪托上雕着一行细字：“守住这条路。”
我接过，指尖抚过那凹陷的刻痕。
这孩子开始懂了——不是所有战斗都要见血，不是所有胜利都能欢呼。
我轻轻叩地三下。
声音不大，却传得远。
远处执勤的士兵听见了，转身，敬礼。
没有人下令，也没有口号响起。
但他们全都挺首了脊背，目光投向塔顶，如同迎接某种无声的交接。
那一刻，我忽然觉得累。
不是肌肉酸痛，不是连轴作战后的虚脱，而是心。
一种沉甸甸的、无法卸下的重量。
我知道下次再拔枪时，镜子里或许又会少一根黑发；我也知道，总有一天，连小七也会变成别人口中的“老前辈”。
但只要这条路还在，我就还得走下去。
风起时，枪声未响。可有些人，早己上膛。
我转身下塔，走向基地最西端的旧通道入口。
那里尘封多年，标识牌早己剥落，唯有门框上方一道冷战时期的防爆铭文依稀可见。
推开铁门，寒气扑面而来，脚下是向下的混凝土阶梯，深不见底。
我停下，闭眼。
神识缓缓铺开——顺着裂缝，沿着管道，探入地下更深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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