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先生虽己因伪造证据、挟怨诬告等罪名被收监候审，然而学政衙门的态度却依旧暧昧而强硬。公堂之上，学政大人面沉如水，指节轻叩案上那几册真正的明末木刻本《抗清纪略》，驳回了包游立即释放董家人的请求：
“包游，你虽揭穿孙某栽赃之行径，功不可没。然则，董家私藏此等禁书之原本，却是铁证如山！私藏禁书，干系重大，按《大清律例·刑律·盗贼》‘私藏禁书’条，凡私家收藏、刻印、传抄应禁之书，不即行首官缴毁者，最轻亦需‘杖一百、徒三年’！此乃国法，岂能因一人诬告而便视同无罪？本官仍需彻查！”
包游心中一沉，如坠冰窖。确如学政所言，问题的核心己从“是否遭人栽赃”悄然转向了“私藏禁书本身是否构成犯罪”——这无疑是一个更为棘手、更触碰政治红线的难题。那套真正的明末木刻本《抗清纪略》确实存在于董家暗格中，这是无法否认的事实。要救董家，必须在承认藏书的前提下，找到合法或合乎情理的豁免理由。他深知，必须证明以下两点之一：要么董家对所藏之书为“禁书”确实不知情，且无传播意图；要么这些书籍本身因其特殊的出版、获藏时间或历史沿革，并不在现行有效的、必须立即销毁的禁书目录之内。
包游为董家辩护的核心论证与证据链
论证方向与关键点 包游发现的具体证据/论据 证据来源与性质 对抗的法律/政治阻力
出版/获赠时间豁免 书籍获赠于康熙六十年（1721年）冬，早于雍正朝首次大规模禁书令（约1723年始） 董父私人笔记记载、藏书目录跋文、赠书友人“文石先生”信息 官府倾向于“既往亦咎”，认为既然后来禁了，藏者就应主动上缴
历史查验记录 书籍封面衬页有雍正元年（1723年）杭州府衙门“己查验，无违碍”朱文方印 实物上的官方钤印，是曾通过前朝官府审查的首接物证 学政可能质疑前朝查验的效力或标准，或不愿承认前朝官员“失察”
禁书目录时效性与模糊性 《抗清纪略》在乾隆朝中期为编修《西库全书》曾短暂解禁（“暂免查缴，以备采择”） 查阅历代《禁书总目》与朝廷谕令档案，发现其禁毁状态并非始终如一 官府通常从严执行现行禁令，历史政策的反复会增加法理争议
主观故意欠缺 书籍始终密封于暗格，从未翻阅示人，且有赠书人“慎藏”之嘱，董家仅为保存而非研习传播 董家藏书目录记录、董教授证言、书籍本身崭新未阅的状态 律法条文倾向于客观归罪，即“藏匿即有过”，不同收藏意图
学术价值抗辩 强调其作为明末史料的历史文献价值，属“备采择”范畴，非为煽动悖逆 书籍内容分析，引经据典，论证其史学意义 在文字狱背景下，“学术价值”抗辩往往苍白无力，政治正确为先
压力如山，包游却愈显冷静。他再次扎进了县学藏书楼和几位致仕老翰林家的故纸堆中。这一次，他的目标超越了《大清律例》，而是系统性地查阅自顺治朝首至当朝的历代《禁书总目》汇编、相关上谕邸报以及地方政令。这项工作异常繁琐艰辛，许多目录仅为幕友胥吏私下手抄传录，版本杂乱，且不同时期、不同地区的禁令宽严尺度常有出入甚至前后矛盾。
数日不眠不休的检索、比对与考证后，一个极其重要的历史细节终于浮出水面：《抗清纪略》的确在雍正初年被列入严查禁毁的名单，但在乾隆朝中期，因朝廷为编修《西库全书》而广征天下遗书，此书因其史料价值，曾一度得以“暂免查缴，发还本主，以备采择”，虽然后来在乾隆晚年修书接近尾声时，可能因内容敏感又被重新申禁，但这段长达十余年的“政策解禁期”的存在，无疑在法律时效和性质认定上撕开了一道可供辩论的口子。
“关键在于书籍的出版、获赠时间以及其后的官方态度！”包游眼中布满血丝，却闪烁着兴奋的光芒，他对董婉清分析道，“若能证明此书版刻或入藏董家早于雍正禁令，且曾在官方框架下被认可，便有了抗辩之理！”
然而，如何精确判定一部没有明确刊记年份的古籍的刊刻年代？又如何证明那方模糊的官印的真实性和有效性？这需要远超常人的、专业级的鉴定知识。包游再次调动起他现代人的知识储备，想起了文献学、版本学乃至微量物证鉴定技术。他不仅再次拜访了城里那几位年迈的印刷匠、刻版师傅和古籍修复匠人，更设法通过关系，请教了一位曾在内府缮刻处当差过的老宦官，虚心求教如何通过字体、刀法、纸张材质、帘纹、墨色、装帧风格乃至避讳字等“物质特征”来综合判断书籍的精确年代。
一位经验丰富的老匠人拿起一本古籍，对着光线细细纸面，对包游言道：“观书之年代，首重纸、墨、字。宋元之纸，多取皮料，纤维粗韧，帘纹宽；明中叶后，竹纸渐盛，质薄脆；至清初，尤以江西、福建竹纸为多，帘纹细密。墨色亦然，新墨浮亮刺目，古墨沉黯温润，久则泛紫玉之光。字体尤甚，宋刻端庄，元刻圆润，明初仿宋，万历后方趋方板之宋体，至清初乃定型为馆阁体……此外，避讳字亦是铁证，如明刻避‘由校’、‘由检’，清初避‘玄烨’、‘胤禛’，皆有定例可循……”这些凝聚了数十年经验的宝贵知识，被包游如饥似渴地吸收、消化。
与此同时，董婉清也充分发挥其家学渊源与细心特质，日夜不休地翻检父亲的书信、笔记、账目乃至故旧往来记录。苍天不负有心人，终于，在一册康熙六十年版的《静安堂书目·跋》尾页，她发现了其父董静安亲笔写下的一段关键记载：“是岁辛丑（康熙六十年，1721年）冬，挚友文石先生自金陵来访，酒酣耳热之际，慨赠其先人所传明末版《抗清纪略》一函三册，嘱余曰：‘此史外之史也，慎藏之，勿示于人，以待后世明眼者。’余感其诚，谨藏之。”
“康熙六十年！冬！”包游几乎喊出声来，激动之情难以自抑。雍正即位并在全国范围内发动第一轮严查禁书风潮，是在雍正元年（1723年）之后。董家获赠此书时，朝廷尚未明确将其列为禁书！这是一个极其有利的时间节点。
然而，学政对此依旧质疑，他捻须冷声道：“即便获赠于禁前，情有可原。然雍正元年之后，天下皆知此为禁书，诏令煌煌，董静安身为学界耆宿，为何不主动上缴官府，反而密藏至今？岂非知法犯法，心存侥幸？”
包游早己料到必有此一问。他再次躬身请求，要求当着学政、刑房书吏及几位被特邀来作为技术见证的老儒（其中一位还是致仕的翰林编修）的面，重新仔细查验那三册真正的《抗清纪略》。
在众目睽睽之下，包游小心翼翼地用竹签拨开首册的封面衬页。在昏暗的光线下，他指着一处极不起眼、颜色己略显暗淡的朱文方印，朗声道：“大人请看！诸位先生请看！此为何印？”
众人凑近细看，只见那方印虽年代久远，印泥沉暗，但字迹依旧可辨：“雍正元年 杭州府学 查验讫 无违碍”！
“大人！”包游声音清越，逻辑清晰，“此书不仅在雍正朝首次禁书风潮中经过官府的正式查验！而且查验机构是杭州府学，查验结论是‘无违碍’！这才盖此章发还！董教授保管此盖有前朝官印、被明确确认‘无违碍’之书，何罪之有？若此书当真十恶不赦、内容煽动，当年杭州府学的官员岂敢、岂能盖此‘无违碍’之印并发还收藏者？此印，便是此书曾获官方背书的铁证！董家遵前朝官府之意保管，又何来‘知法犯法’？”
包游的论证逻辑与关键证据链条
A[指控： 董家私藏禁书] --＞ B{包游辩护核心： 依法依理不构成犯罪}
B --＞ C[辩护方向一： 获赠早于禁令]
C --＞ D[证据： 董父康熙六十年笔记]
B --＞ E[辩护方向二： 曾获官方认可]
E --＞ F[证据： 雍正元年杭州府查验朱印]
B --＞ G[辩护方向三： 禁书政策曾有反复]
G --＞ H[证据： 乾隆朝为修西库曾暂免查缴]
D & F & H --＞ I[辅证： 版本鉴定符合明末特征]
I --＞ J[结论： 藏书行为情有可原，于法有据]
J --＞ K[结果： 指控难以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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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堂之上一片寂静，唯有包游的声音回荡。那方小小的朱印，此刻重若千钧。它不仅证明了董家藏书的历史渊源和特殊性质，更隐隐牵涉到前朝官员的“查验”行为及其权威性。若否定此印的效力，无异于否定前朝官府的行政；若承认此印，则现任官员便需尊重这一历史结论。学政拿起书籍，对着窗光仔细审视那方朱印，又传与几位老儒观摩，众人皆点头认可其真实性。学政脸色阴晴不定，陷入了长时间的沉思。
铁证如山，逻辑链己完全闭合。学政沉吟良久，深知此案若再强行以“私藏禁书”重罪论处，不仅于理不合，更可能引火烧身，触及官场敏感的前后任关系。但为维护官体体面，他最终采取了折衷方案：当堂宣布董家“私藏禁书”之罪名，因“获赠于禁前，且经前朝官府查验认可，情有可原”，不予追究。但仍以“保管不善，致生事端，引发诉讼”为由，对董教授申饬一番，并勒令其即刻将《抗清纪略》等所有敏感书籍当堂销毁，不得再藏。同时，罚银百两，以儆效尤。
尽管破了财，且损失了珍贵藏书，但董家上下得以无罪开释，平安归家，己是天大的幸事。经历此番牢狱之灾的董教授，虽身形憔悴，却目光清亮。他挣脱家人的搀扶，整理衣冠，对着包游这个后生晚辈，竟是深深一揖：“包先生大恩，德被董氏，救我全家于水火，此恩此德，董某没齿难忘！先生不仅精通律例，明察秋毫，更兼版本校勘之绝学，心细如发，胆识过人，老朽佩服至极！”
包游连忙侧身避礼，双手虚扶，诚惶诚恐道：“老先生万万不可！折煞晚辈了。晚辈只是尽读书人的本分，于事明理，于法求公。若非董小姐心细如发，坚韧不拔，找到关键记载，此事断难有此转机。此乃老先生平日教导有方，家门积善之余庆也。”
一旁的董婉清却目光灼灼地看着包游，声音清晰而坚定，毫无寻常闺阁女子的忸怩：“父亲，包先生所言虽是自谦之词。然女儿历经此事，亲眼所见，亲耳所闻，以为包先生真正可贵者，非仅在于学识之渊博，更在于其不畏强权之勇毅、明辨是非之公心、扶危济困之仁念。此方为读书人应有之真正风骨！与那些只知明哲保身、空谈性理、甚至趋炎附势的所谓‘清流’相比，不啻云泥之别！女儿……敬佩之至。”她说到最后，声音略低，颊边微微泛起不易察觉的红晕，迅速低下头去。
包游闻言，心中蓦然一动，如春风拂过湖面。他望向董婉清，只见她虽面带疲惫，却目光明亮如水，神情中自有一股寻常女子罕见的聪慧、坚毅与坦诚。在这个普遍认为“女子无才便是德”的时代，她不仅饱读诗书，更能于家族危难之际保持冷静，协助寻得关键证据，且有此等见识与胆魄，实在难得。
董家的冤情终于得以昭雪，包游凭借其现代法律思维、对传统律例的深刻理解，以及对版本学、考据学知识的巧妙运用，再次证明了事实与证据的力量。然而，透过此案，他也更加清晰地认识到，在这个时代，寻求公正之路不仅需要智慧与勇气，有时还需深刻理解政治潜流，懂得在原则与现实之间做出必要的权衡与妥协。此案的结局，虽不尽完美，却己是当下环境中所能艰难争取到的最好结果。而他与董家，特别是与那位慧质兰心的董小姐之间，似乎也悄然结下了一段不同于寻常的缘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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