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隆元年冬，开封城的寒风卷着雪粒拍打窗棂，三司衙署内却暖意融融，数十支烛火彻夜未熄，将账册上的墨迹映照得格外清晰。盐铁司判官王仁赡揉了揉发酸的眼睛，手指仍在算盘上飞快拨动，面前摊开的两本账册，一本记录着江南各州的茶税征收额，一本标注着茶商的贩运路线。
自太祖赵匡胤定都开封，三司便从五代后周手中接过财政权柄，一跃成为掌控大宋“钱袋子”的核心机构，时人称之为“计省”，其地位仅次于中书门下（行政中枢）与枢密院（军事中枢），俨然大宋朝堂的“第三府”。
当时的开封城，三司衙署的规模远超其他机构：盐铁司、度支司、户部司各自占据一座独立的院落，院内库房林立，堆满了各地上报的账册、赋税清单，甚至还有用麻袋装着的铜钱样品；衙署外的街道上，每日都有从各州府赶来的官吏，抱着厚厚的文书等候核验，从清晨到日暮，车马络绎不绝。有大臣曾上奏太祖，建议缩减三司衙署规模，却被太祖驳回：
“三司掌天下财赋，乃国之根本，规模需与权责匹配。”
三司并非单一机构，而是由盐铁、度支、户部三部分组成，三者各司其职又相互配合，共同构筑起大宋的财政体系。盐铁司的职权范围最广，涵盖工商税收与矿冶、兵器制造两大领域：江南的茶盐专卖由其首接管控，茶商需先在盐铁司申领“茶引”，才能合法贩运；东南沿海的海盐生产，从盐场的设置到盐价的制定，皆需盐铁司审批；西北的铁矿、江南的铜矿开采，盐铁司会派专员驻守，监督矿石运输与冶炼，确保矿税足额上缴。
甚至连朝廷的兵器制造，如开封的弓弩院、洛阳的甲胄坊，其原料调配、工匠俸禄都由盐铁司负责，某次弓弩院因铁矿供应不足延误工期，盐铁司判官首接被太祖召至朝堂问责。
度支司则是大宋的“财政管家”，掌财政预算与军需调配，大到全国每年的官员俸禄、军队粮饷，小到皇宫的日常用度、祭祀的祭品采购，都需经其核算后才能拨付。
每年年末，度支司会汇总各州府的财政收支报告，结合下一年的军政计划，拟定全年的财政预算：若次年有战事，便会增加军需拨款；若遇灾荒，便会预留赈灾粮款。
太祖时期，度支司曾因预判关中可能发生旱灾，提前从江南调运十万石粮食存入关中粮仓，次年关中果然大旱，这些粮食及时缓解了灾情，度支司也因此受到太祖嘉奖。
户部司虽名为“户部”，职权却与后世不同，主要掌户籍与农业赋税：全国的田亩数量、农户户籍，由户部司定期统计，每三年进行一次“均田定税”，根据田亩肥沃程度调整赋税额度；各州府征收的农业税，无论是粮食还是铜钱，都需按户部司制定的标准上缴，若地方官擅自减免赋税，需经户部司奏报皇帝批准。
太宗时期，江南某州知州为笼络民心，私自减免了当地农户的秋税，户部司核查时发现此事，立刻上奏弹劾，该知州最终被罢官，所减免的赋税由当地百姓补足。
盐铁、度支、户部三司合称“三司”，长官为三司使，因总揽全国财政，权力堪比宰相，故有“计相”之称。太祖时期的三司使张美，更是凭借职权首接参与朝政决策：某次朝堂讨论是否减免关中赋税时，宰相范质认为“关中百姓连年受灾，应减免半年赋税以安民心”，张美却当场反驳，拿出度支司的账册说：
“国库储备仅够支撑半年军需，若减免关中赋税，恐影响军队粮饷，此事不可行。”
太祖翻阅账册后，最终采纳了张美的意见，范质虽心有不满，却也无法反驳——在财权至上的宋初，三司使的意见往往能左右皇帝的决策。
三司的“财政专权”，并非偶然，而是源于宋初“强干弱枝”的制度设计。太祖亲身经历过五代藩镇割据的混乱，深知地方藩镇若掌控财权，便会有足够的财力招兵买马，威胁中央统治。
因此，太祖建国后便立下规矩：地方各州府征收的赋税，需“留足本地官吏俸禄、日常开支后，其余尽数上缴三司”，连负责地方财政的转运司，都需受三司节制。
转运司的官员任免需经三司推荐，地方财政收支需定期向三司汇报，若擅自截留赋税，便是“擅动国财”的重罪。
太宗淳化三年，江南转运使李惟清为修治当地运河，截留了部分茶税用于工程建设，此事被三司使察觉后，立刻上奏弹劾。太宗大怒，将李惟清贬为海州团练副使，还下旨告诫全国转运司：
“凡地方财赋，非经三司批准，不得擅自挪用，违者严惩不贷。”
这种“财权尽归中央”的模式，确实让朝廷掌控了充足的财力，太祖、太宗时期能多次出兵征讨南唐、北汉，皆依赖三司提供的财政支持；但也导致地方财政极度拮据，一旦遭遇灾荒或突况，地方官便束手无策，只能坐等三司拨款。
淳化西年河北旱灾，大名府知州紧急上奏，请求朝廷拨付赈灾粮款，可三司因需核实灾情、核算粮款数额，延误了十日才将粮款送达。等赈灾粮食运到大名府时，当地己有数千灾民流离失所，甚至出现了人吃人的惨状。
大名府知州在给朝廷的奏折中泣血写道：“地方无储备之粮，无应急之财，遇灾只能坐等中央，百姓之苦，皆因财权尽归三司啊！”
可即便如此，太祖、太宗仍坚持“财权集中于中央”的原则，从未考虑给地方下放部分财权。
在他们眼中，“防止地方割据”远比“提高救灾效率”重要。
三司内部的运作，同样贯穿“分权制衡”的理念。盐铁、度支、户部三司各设判官、推官，分管具体事务，且三司使不得干预下属各司的日常核算：
度支司核算军需拨款时，盐铁司不得插手；户部司统计户籍赋税时，度支司也无权过问；盐铁司管理矿冶生产时，户部司不得干涉。
这种“各司独立”的设置，本意是防止三司使专权，却也造成了“账目混乱、权责推诿”的弊端。
太祖开宝七年，三司在核查国库收支时发现，盐铁司记录的兵器制造费用为五十万贯，而度支司记录的军需拨款中，给兵器制造的款项却为六十万贯，两者相差十万贯。
三司使立刻要求盐铁司与度支司核查，盐铁司称“己按实际支出记账，绝无差错”，度支司则说“拨款数额皆有凭证，不可能出错”，双方相互推诿，查了一个月都未找到差错的根源。最终还是太祖亲自干预，命御史台介入调查，才发现是度支司的一名小吏在记账时写错了数字，导致账目不符。
太祖得知真相后，怒责盐铁司与度支司的官员“玩忽职守”，将涉事小吏杖责流放，却始终未改动三司“各司独立”的制度。
有大臣上奏，建议让三司使统筹管理三司账目，避免类似问题再次发生，太祖却摇头拒绝：“三司使权力己足够大，若再让其统管账目，恐生专权之祸。账目混乱可改，权力失衡难补。”
在太祖的认知里，“防弊”始终是制度设计的首要目标，哪怕牺牲效率，也要确保权力不被滥用。
三司的“财政帝国”，在宋初的几十年里始终稳固，其权力甚至一度超越枢密院。太宗至道元年，朝廷讨论是否出兵征讨辽朝，枢密院主张“即刻出兵，收复燕云十六州”，三司使却以“国库储备不足，难以支撑长期战事”为由反对，最终太宗采纳了三司使的意见，暂缓出兵。
当时的三司，不仅掌控着全国的财赋，还能通过“财政否决权”影响军政决策，成为大宋朝堂上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
可随着时间的推移，三司“分权过细、效率低下”的弊端愈发明显：地方财政拮据的问题始终无法解决，各地因缺乏应急资金，救灾、修治水利常常延误；三司内部账目混乱的情况频繁发生，每年因账目不符造成的财政损失多达数万贯。
更重要的是，三司的“财政专权”逐渐与中央行政体系产生冲突，中书门下因无法干预财政，难以推行重大政策。这些问题，都为后来神宗元丰改制“废除三司、将财权归入户部”埋下了伏笔。
但在宋初三朝，三司作为“计省”的辉煌始终未减。开封三司衙署的烛火，依旧每晚亮至深夜，账册上的数字，依旧牵动着大宋的国计民生。这座太祖亲手打造的“财政帝国”，以其独有的权力架构，支撑着大宋初期的稳定与发展，也以其固有的弊端，预示着未来制度变革的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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