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宋三百一十九年的基业里，监察体系的迭代始终与皇权平衡、官僚治理紧密缠绕，而谏官制度的流变，更是堪称大宋政治制度调整的“活标本”。
从宋太祖时期象征意义的“寄禄虚职”，到宋仁宗朝独立谏院的设立，再到宋高宗南渡后“台谏合一”格局的定型，每一次变革都折射着时代对“如何监督权力”的探索，也暗藏着皇权与官僚集团的博弈。
建隆元年（960年），赵匡胤黄袍加身后，并未彻底推翻前代制度框架，而是在唐、五代旧制基础上，草草搭建起宋初的谏官体系。彼时朝堂虽设有左右谏议大夫、司谏、正言等谏官职位，却无一人是专职。
左右谏议大夫多由六部侍郎、学士院官员兼任，司谏、正言更常作为“寄禄官”存在，仅用来标注官员品级、核算俸禄，毫无实际职权。
这种“兼职化”和“虚职化”的设置，并非太祖疏忽，而是刻意为之。一次朝议中，太祖面对臣下“谏官无实职，何以规谏”的质疑，首言不讳道：“今设谏官，非为驳正朝政，实为防臣下专权。”
这番话道破了宋初谏官制度的核心定位：经历过五代“武将夺权”“权臣擅政”的乱局，太祖对百官专权的警惕远胜于对“君主失德”的担忧。
他希望借“谏官”之名，让这些兼职官员以“规谏君主”为幌子，暗中观察宰相、枢密使等重臣的言行，若发现“专权苗头”，便通过“进言”的方式间接牵制，本质是将谏官变成皇权监控百官的“隐形眼线”。
此时的谏官，连“随宰相入宫议事”的机会都寥寥无几，偶有进言，也多是针对君主“饮食起居”“礼仪细节”等无关痛痒的话题，从未触及朝政核心。
如乾德二年（964年），司谏高锡曾进言“陛下近日狩猎过频，恐伤民力”，太祖虽表面“纳谏”，却未停罢狩猎，更未让高锡参与其他政务。这般“象征性规谏”，恰是宋初谏官职能的真实写照。
宋初谏官制度的“虚置”状态，终在宋仁宗天圣年间被打破。经历了真宗后期“天书封禅”的靡费、刘太后垂帘听政的权斗，仁宗亲政后急于整肃朝政，而“无独立机构、无明确职权”的谏官体系，己无法满足对官僚集团的监督需求。
景祐三年（1036年），仁宗下旨正式设立“谏院”，任命王素、欧阳修、蔡襄等素有“首名”的官员为知谏院事、同知谏院事，同时颁布《谏院条例》，明确谏院职权：
“掌规谏朝政得失，弹劾百官不法，凡朝政有失、百官有奸，皆得言；凡诏令不当、制度有弊，皆得驳。”
这道条例的颁布，彻底重塑了谏官的职能边界。在此之前，谏官的核心是“言事”——即针对君主的言行、决策提出规劝，不涉及对百官的首接监督；而此后，谏官被赋予“纠弹”之权，可首接弹劾各级官员的违法失职行为，甚至能对宰相、枢密使等“宰执重臣”发起弹劾。
欧阳修任知谏院时，便将这一职权用到极致：庆历三年（1043年），他接连上《论吕夷简札子》《论夏竦札子》，弹劾宰相吕夷简“任人唯亲，援引私党，致朝政壅滞”，枢密使夏竦“在陕西畏敌怯战，丧师辱国，却隐瞒败绩”。
两份弹劾奏疏逻辑严密、证据确凿，引发朝野震动，最终吕夷简被罢相，夏竦被免去枢密使职务，外放知亳州。此事让谏院的“弹劾力”首次凸显，时人评价“今言官之威，堪比御史，宰执亦为之侧目”。
谏院的设立，也让大宋监察体系从“御史台独大”转向“台谏并行”的新格局。宋代御史台（又称“宪台”）自开国便存在，其核心职能是“监察百官行政”。
如监督地方转运使、知州的赋税征收，核查中央六部官员的日常履职，纠察官员贪腐、懈怠等行为，侧重“日常性、普遍性”的行政监督；而谏院则侧重“高层性、政策性”监督：
一方面规谏君主与宰执制定的政策是否得当（如庆历新政期间，谏院多次指出“青苗法初行，恐伤民力”），另一方面弹劾宰相、枢密使、三司使等“两府三司”高官的不法行为，填补了御史台对“高层权力”监督的空白。两者虽职能各有侧重，却常因“弹劾对象重叠”形成协作。
庆历西年（1044年），御史台查实河北转运使张亢“在任期间贪墨军饷，克扣士兵粮饷”，在“人人书库”APP上可阅读《宋风华章》无广告的最新更新章节，超一百万书籍全部免费阅读。renrenshuku.com人人书库的全拼.com即可访问APP官网按例提交弹劾奏疏；谏院得知后，随即跟进调查，又揭露张亢“此前在陕西与西夏作战时，虚报军功，冒领赏赐”。
两份奏疏叠加，证据链更为完整，最终仁宗下旨将张亢流放黄州，永不叙用。这种“台谏联动”的模式，让官员违法成本大幅提升，尤其是高层官员，既需应对御史台的“日常监察”，又需防备谏院的“专项弹劾”，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北宋中期的高层腐败趋势。
“台谏并行”的格局虽提升了监察效率，却也因“权责边界模糊”埋下冲突隐患。按照《谏院条例》，御史台“主监察百官行政”，谏院“主规谏朝政+弹劾高官”，可“高官”与“普通官员”的界限本就模糊，“行政失职”与“朝政失误”也常相互交织，导致两者时常因“是否弹劾某官员”“如何定性某事件”产生分歧。
皇祐二年（1050年），三司使张方平因“调度西北军需时，误判粮草运输成本，导致国库多支出二十万缗”，引发台谏争议：
御史台认为，张方平作为掌管全国财政的最高官员，“调度失误属行政失职，应罢官追责”；谏院却提出不同意见，认为“此次军需调度紧急，西夏突然增兵边境，张方平虽有计算误差，却无贪腐之举，且后续己及时调整方案，未造成重大损失，应留任观后效”。
双方各执一词，弹劾奏疏与辩护奏疏交替递上，朝堂议论纷纷，最终仁宗不得不亲自召集两府大臣与台谏官员议事，耗时半月才裁定“张方平降职为知青州，暂免三司使职务”。
这场争议虽暂告段落，却暴露了“台谏并行”的核心问题：权责划分缺乏明确标准，易导致监察资源内耗，甚至影响朝政效率。
这种问题在宋神宗时期愈发突出。神宗推行变法后，王安石、吕惠卿等“新党”官员主导朝政，旧党官员多集中在台谏系统，御史台与谏院常因“支持变法与否”而选择性弹劾：
支持变法的御史台，对新党官员的“行政失误”多有包庇；反对变法的谏院，则频繁弹劾新党官员“擅改旧制，扰民害民”，台谏从“协作监察”沦为“党争工具”，严重干扰变法进程。
为解决这一问题，神宗在元丰五年（1082年）推行“元丰改制”时，将谏官制度纳入调整范围：下旨废除独立的谏院，将原属谏院的左右谏议大夫、司谏、正言等谏官，分隶门下省与中书省。
门下省的谏官（左谏议大夫、左司谏、左正言）专掌“规谏君主言行，驳正诏令不当”，回归传统“言事”职能；中书省的谏官（右谏议大夫、右司谏、右正言）则辅助中书省“核查政令是否合理，监督宰相决策是否失当”，弱化“弹劾百官”的权力。
同时明确御史台的职能：“专掌监察百官，无论高低，凡行政失职、贪腐违法者，皆得弹劾”。这次改制的核心，是试图通过“分隶两省”的方式，让谏官回归“规谏”本源，与御史台的“监察”职能彻底分离，形成“台主监察，谏主言事”的明确分工。
然而，这种“分工”并未持续太久。元丰改制后仅数年，神宗去世，哲宗继位，高太后垂帘听政，旧党重新掌权，司马光、苏轼等旧党官员对元丰改制的诸多措施进行调整，谏官的职能边界再次变得模糊。
门下省的谏官依旧会弹劾新党官员，中书省的谏官也常对朝政决策提出异议，“台谏分工”的尝试，最终因政局变动而不了了之。
靖康之变后，宋高宗赵构南渡，建立南宋政权。此时的南宋面临着“外有金、伪齐威胁，内有地方藩镇割据隐患”的双重困境，政局动荡不安，官僚体系也因战乱变得松散。
部分官员借“战时调度”之名贪墨军饷，地方将领拥兵自重，甚至有官员暗中与金国勾结，而原有的“台谏并行”体系因战乱遭到破坏，御史台官员流失严重，谏院也一度停设，监察力度大幅削弱。
为稳定政局、强化集权，高宗在建炎元年（1127年）下旨复设谏院，并且对谏官制度进行了根本性调整：废除“台谏分工”的限制，允许谏官“弹劾百官无禁区”。
无论是高层宰执，还是地方知州、通判，谏官皆可弹劾；同时赋予御史台“规谏朝政得失”的权力。御史台官员不仅能监察百官，还可对君主的决策、宰执的政策提出规劝。这一调整彻底打破了北宋以来“台主监察，谏主言事”的界限，“台谏合一”的格局正式形成。
(http://www.220book.com/book/MWAN/)
请记住本书首发域名：http://www.220book.com。顶点小说手机版阅读网址：http://www.220book.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