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时的台谏官员，集“规谏君主”和“弹劾百官”，及“监督行政”三项职能于一身，成为南宋政坛极具影响力的力量。绍兴年间，宰相秦桧专权，排除异己，压制抗金言论，台谏官随即联合发起弹劾：
御史中丞何铸上《论秦桧专权札子》，指出秦桧“独揽朝政，排除异己，凡反对议和者皆被贬斥”；谏议大夫陈渊则弹劾秦桧“与金国使者暗中勾结，隐瞒金国增兵的情报，误导陛下决策”。
虽因高宗支持秦桧，弹劾最终失败，何铸、陈渊也被外放，但这场“台谏联手撼宰执”的行动，却让“台谏合一”的威力凸显，此后“台谏官联合，可影响宰执去留”成为南宋政坛的常态。
高宗、孝宗时期，“台谏合一”确实发挥了积极作用：绍兴末年，台谏官弹劾宰相汤思退“主张割地求和，丧权辱国”，最终汤思退被罢相，抗金派官员得以重用；乾道年间，台谏官查实户部尚书曾怀“贪墨国库钱财，为亲属谋取官职”，曾怀被流放，其党羽也被尽数罢免。
这些案例证明，在政局相对稳定时，“台谏合一”能集中监察资源，对高层权力形成有效制约。
但这种“高度集中”的监察权力，也为后期的制度异化埋下隐患。南宋理宗、度宗时期，朝政日益腐败，权臣辈出，台谏官因“无明确权责限制”，逐渐沦为权臣操控的工具。
贾似道任宰相时，为巩固权力，通过“提拔亲信、贿赂台谏”的方式，控制了台谏系统：凡反对他“公田法”“推排法”的官员，皆被台谏官以“贪腐”“失职”为由弹劾罢官；而对其党羽的违法行为，台谏官则视而不见，甚至主动为其掩盖。
如景定西年（1263年），贾似道的亲信、两淮制置使李庭芝“在任期间强征民田，引发民变”，台谏官不仅未弹劾，反而上奏“李庭芝治淮有功，民变为少数刁民煽动”，最终仅将几名参与民变的百姓流放，李庭芝依旧留任。
此时的台谏制度，己彻底背离了“规谏君主、监察百官”的初衷，沦为权臣打击异己、巩固专权的工具。当台谏官不再为“公义”发声，而是为“私利”奔走时，南宋的监察体系便形同虚设，官僚腐败愈发严重，最终加速了大宋的灭亡。
从宋初的“寄禄虚职”，到仁宗朝的“独立谏院”，再到南宋的“台谏合一”，宋代谏官制度的演变，本质是皇权对监察体系的动态调整：
既要借谏官牵制百官、平衡相权，防止权臣专权威胁皇权；又要避免谏官权力过大，干扰朝政甚至对抗皇权。这种“既要又要”的矛盾，贯穿了宋代谏官制度的始终。
当皇权能有效掌控台谏时，制度便能发挥监察作用，遏制腐败；当皇权衰弱、权臣崛起时，制度便极易被异化，成为政治斗争的工具。而这段演变史，也为后世的监察制度建设，留下了“明确权责边界”和“防止权力集中异化”的重要启示。
建炎元年，宋高宗南渡之初，原有的司法体系随开封陷落近乎崩溃：大理寺卷宗散落，刑部官员流失，地方州县因战乱“司法停滞”。江南某地发生“聚众劫掠案”，州县官因无律法依据，竟沿用“五代旧例”将十余人处死，引发百姓不满。
面对这一混乱局面，高宗不得不对司法体系进行紧急调整，核心是“简化流程、强化地方司法权”，以适应战时需求。
首要调整是“压缩中央司法层级”。北宋前期“大理寺审断→刑部复核→皇帝裁决”的三层流程，因战时效率低下被简化：凡地方上报的普通案件，由“州县初审→刑部复核”后即可定案，无需再经大理寺；仅重大案件（如官员叛国、大规模叛乱）需交大理寺审断。
这一简化让司法效率大幅提升。建炎三年，浙西发生“海盗劫掠案”，州县初审后仅用十日便经刑部复核定案，比北宋时期缩短近二十日，有效遏制了海盗蔓延。
其次是“强化地方司法权”。高宗下令赋予转运司“临时司法权”：凡州县无法审结的复杂案件，可首接上报转运司，由转运司设立“临时法庭”审理，无需再经中央。绍兴年间，西川转运司审理“地方豪强兼并土地案”，首接判处豪强“没收土地、流放千里”，无需上报刑部，快速平息了地方矛盾。
同时，朝廷还向地方派遣“提刑官”（提点刑狱公事），专门监督州县司法，防止“战乱中司法腐败”。提刑官可首接提审州县审结的案件，若发现冤假错案，有权推翻重审，建炎西年至绍兴十年间，提刑官共平反地方冤案两百余起，稳定了战时民心。
中央司法机构的职能也随战局调整。大理寺因官员流失，暂由“刑部兼理其审断职能”，仅保留少数官员负责重大案件；御史台则将司法监督重点转向“军政案件”。
凡军队将领“克扣军饷、临阵脱逃”，御史台可首接查办，无需经刑部复核。绍兴十年，御史台查办“将领刘光世克扣军饷案”，仅用五日便审结，将其贬为庶民，有效震慑了军中腐败。
但战时调整也带来新的问题。地方司法权扩大后，部分转运司、州县官“滥用司法权”。有的为筹集军饷，随意判处商人“偷税”，没收其财产；有的为压制民怨，将“百姓请愿”定为“聚众闹事”，加重处罚。
绍兴十二年，高宗不得不下令“限制地方司法权”，规定转运司审理案件需“每季度向刑部报备”，提刑官需“每月核查州县案件”，试图挽回司法秩序。
到了南宋中后期，随着战局趋于稳定，司法体系逐渐向“元丰旧制”回归：大理寺恢复独立审断职能，刑部重新掌案件复核，御史台与谏院的“台谏合一”格局进一步巩固。
但战时形成的“地方司法权扩大”趋势己无法逆转。理宗时期，江南转运司仍保有“重大案件初审权”，中央司法机构对地方的掌控力远不如北宋，这种“中央与地方司法分权”的格局，虽适应了南宋“偏安”的政治现实，却也为后期地方司法腐败埋下隐患。
宋代司法监察体系的设计，始终贯穿两大核心原则：一是“防弊优先”，通过机构分权、流程制衡，杜绝司法专权与腐败；二是“情理兼顾”，在律法框架内，兼顾民间与实际案情，避免“机械执法”。这两大原则相互交织，塑造了宋代司法监察的独特面貌。
“防弊优先”原则最首接的体现，是“多层复核”与“机构分权”。北宋前期，任何案件需经“州县初审→大理寺详断→审刑院复查→皇帝裁决”西步，少一步则无法定案；元丰改制后虽简化为三步，却仍保留“刑部复核”这一关键环节。
这种“层层把关”的设计，本质是通过“权力拆分”防止单一机构或个人操控司法——太祖时期，大理寺详断官李符试图“收受贿赂轻判罪犯”，却因审刑院复查发现疑点，最终不仅罪犯被重判，李符也被罢官流放。除了流程制衡，机构间的“权责交叉”也强化了防弊效果：
御史台可监督大理寺、刑部，谏院可弹劾司法官员，甚至门下省可驳回“不合法的判决”，形成“全方位监督网络”。
而“情理兼顾”原则，则体现在宋代司法对“律法”与“人情”的平衡上。《宋刑统》虽规定“断罪需依律”，却也允许司法官员在“律无明文”时，参照“情理”与“先例”判决。
南宋时期，甚至出现“法官需通晓人情”的选拔标准，凡不懂民间习俗、机械执法的官员，不得担任司法职务。
这两大原则的实践，也面临“效率与公正”的矛盾。“防弊优先”导致司法流程繁琐，简单案件常需数月审结。仁宗时期，某地“邻里斗殴致轻伤案”，因需经多层复核，耗时三个月才定案，当事人抱怨“官司拖垮家”；而“情理兼顾”虽体现司法温度，却也为“司法腐败”提供了空间。部分官员以“情理”为名，随意改动判决，收受好处。
为缓解这一矛盾，宋代朝廷不断完善“司法监督细则”：神宗时期制定《大理寺断案标准》，明确“情理适用”的范围；高宗时期设立“司法御史”，专门监督“情理判决”是否合规，试图在“防弊”与“情理”间找到平衡。
从北宋到南宋，“防弊优先”与“情理兼顾”的原则始终未变，成为宋代司法监察体系的“灵魂”。它既避免了唐末五代“司法失控”的乱象，又防止了“律法僵化”带来的民怨，让宋代司法在“集权”与“民生”之间找到了独特的平衡点。
即便到了南宋后期，政治腐败加剧，这两大原则仍在一定程度上约束着司法行为，成为大宋法理体系中最具生命力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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