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西的春天,苏晓冉站在了人生的十字路口。保研名单公示那天,她看着宣传栏上自己的名字,心里却没有预期中的喜悦。
导师的办公室堆满了书,窗台上的绿萝疯长,几乎要吞没窗框。张教授推了推眼镜,把一份材料递给她:“晓冉,香港中文大学的交换项目,我觉得你很合适。”
那是一份全英文的申请表,港中大传播学院与剑桥大学的联合培养计划,研究方向是“全球化与地方文化认同”。晓冉的手指在光洁的纸面上,窗外传来校广播站模糊的音乐声。
“但你的保研资格也很稳妥,”张教授补充道,“留在本校,跟我做‘县域媒体研究’,更接地气。”
接地气。晓冉想起寒假在梧桐巷做的田野调查。她记录老周早餐铺的二维码如何改变邻里交往,分析张阿姨的微信群如何重构社区关系。那些带着烟火气的素材,比任何理论都更让她着迷。
可港中大项目的简介上,印着剑桥古老的图书馆和学术大咖的名字。那是她从未想象过的学术殿堂。
那晚和家里的视频通话,气氛微妙。刘梅在镜头那边擦着桌子,状似无意地说:“你王姨家的女儿,研究生毕业考了公务员,稳定。”苏建军则只是问:“香港冬天冷不冷?记得多带衣服。”
只有明宇在私聊里说了实话:“爸妈怕你走远了。但我觉得,你该去看看更大的世界。”
真正的冲击来自三月的校园招聘会。省电视台的展位前挤满了人,面试官翻着晓冉的简历,点头:“你的社区研究很扎实。我们新开的‘民生频道’需要你这样的人。”
另一边,一家新锐互联网公司递来橄榄枝:“我们正在做社区团购的数字化转型,你的调研能力正是我们需要的。”
晓冉站在喧闹的会场中央,感觉自己像一颗被各方拉扯的棋子。
转折发生在清明节假期。晓冉回宁州给爷爷扫墓,顺道去市档案馆查资料。在泛黄的旧报纸堆里,她偶然翻到一篇1998年的报道——《梧桐巷里的“洋博士”》。讲的是巷子东头李家儿子,改革开放后第一批公派留学生,学成后却选择回国,用学到的城市规划知识,参与了老城保护。
文章旁边配着一张黑白照片:年轻的李博士站在梧桐树下,背后是斑驳的老墙。晓冉注意到他脚边放着的行李箱上,贴满了国际航班的标签。
档案馆的管理员是个退休老师,见晓冉看得入神,便搭话:“这是李教授,后来是咱市规划局的总工。当年都说他傻,国外高薪不留,偏回来伺候这些老房子。”
“那他后悔吗?”晓冉问。
老人笑了:“去年他回来看看,摸着那棵老槐树说,树高千尺,根还在土里。”
回学校的火车上,晓冉一首想着那句话。她打开笔记本电脑,文档里并存着两份草稿:一份是保研申请的“县域媒体研究”计划,另一份是港中大项目的个人陈述。
光标在屏幕上闪烁不定。她想起梧桐巷改造时,邻居们如何在保留老风貌和引入新生活中寻找平衡;想起自己拍的《老巷新生》里,那些既用智能手机支付、又坚持手工包饺子的面孔。
深夜,她给陈昊发消息,他正在北京协和医院实习。视频接通时,他白大褂上还挂着听诊器。
“怎么,选择困难症又犯了?”陈昊背景是医院走廊的喧闹。
晓冉把困惑和盘托出。陈昊安静听完,说:“我刚跟完一台手术,病人是卖煎饼果子的阿姨。她用攒了十年的钱,来做心脏搭桥。她说,得有个好身体,才能继续给晚自习的孩子做夜宵。”
他顿了顿:“晓冉,学问做得再高,最终不还是要落回到具体的人身上吗?”
这句话像一道光,劈开了迷雾。晓冉想起张教授说的“接地气”,想起港中大项目里“地方文化认同”,想起省电视台的“民生频道”,甚至互联网公司的“社区团购”。
它们看似不同,内核却都指向同一个词:人。
五一假期,晓冉没回家,一个人去了趟广州。明宇和楚悦带她逛了荔湾的老街,看了西关大屋,也去了珠江新城的高楼。在新旧交织的城市脉络里,她越发清晰地感觉到,自己最想做的,不是逃离“土气”,而是为那些看似普通的生活找到新的表达。
劳动节晚上,她坐在珠江边,给张教授发了封长邮件。婉拒了保研和港中大的机会,附上了一份自己构思的新计划——“基于社区媒介的城乡文化连接研究”。她想去那些正在经历巨变的县城和乡镇,记录普通人在时代变迁中的适应与创造。
邮件发出去后,她给家里打了个电话。接电话的是苏建军。
“爸,我可能…不去香港了。”
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然后传来父亲平静的声音:“想好了就行。家里支持。”
刘梅抢过电话:“不去也好!香港吃饭贵!回家来,妈给你包饺子!”
挂掉电话,晓冉看着江对岸的灯火,心里前所未有的踏实。她终于明白,重要的不是去哪里,而是带着怎样的目光出发。她的根在梧桐巷,但枝叶可以伸向更远的地方——不是为了逃离,而是为了更深刻地理解。
就像那棵老槐树,年年新绿,岁岁归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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