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西的春天，苏晓冉站在了人生的十字路口。保研名单公示那天，她看着宣传栏上自己的名字，心里却没有预期中的喜悦。
导师的办公室堆满了书，窗台上的绿萝疯长，几乎要吞没窗框。张教授推了推眼镜，把一份材料递给她：“晓冉，香港中文大学的交换项目，我觉得你很合适。”
那是一份全英文的申请表，港中大传播学院与剑桥大学的联合培养计划，研究方向是“全球化与地方文化认同”。晓冉的手指在光洁的纸面上，窗外传来校广播站模糊的音乐声。
“但你的保研资格也很稳妥，”张教授补充道，“留在本校，跟我做‘县域媒体研究’，更接地气。”
接地气。晓冉想起寒假在梧桐巷做的田野调查。她记录老周早餐铺的二维码如何改变邻里交往，分析张阿姨的微信群如何重构社区关系。那些带着烟火气的素材，比任何理论都更让她着迷。
可港中大项目的简介上，印着剑桥古老的图书馆和学术大咖的名字。那是她从未想象过的学术殿堂。
那晚和家里的视频通话，气氛微妙。刘梅在镜头那边擦着桌子，状似无意地说：“你王姨家的女儿，研究生毕业考了公务员，稳定。”苏建军则只是问：“香港冬天冷不冷？记得多带衣服。”
只有明宇在私聊里说了实话：“爸妈怕你走远了。但我觉得，你该去看看更大的世界。”
真正的冲击来自三月的校园招聘会。省电视台的展位前挤满了人，面试官翻着晓冉的简历，点头：“你的社区研究很扎实。我们新开的‘民生频道’需要你这样的人。”
另一边，一家新锐互联网公司递来橄榄枝：“我们正在做社区团购的数字化转型，你的调研能力正是我们需要的。”
晓冉站在喧闹的会场中央，感觉自己像一颗被各方拉扯的棋子。
转折发生在清明节假期。晓冉回宁州给爷爷扫墓，顺道去市档案馆查资料。在泛黄的旧报纸堆里，她偶然翻到一篇1998年的报道——《梧桐巷里的“洋博士”》。讲的是巷子东头李家儿子，改革开放后第一批公派留学生，学成后却选择回国，用学到的城市规划知识，参与了老城保护。
文章旁边配着一张黑白照片：年轻的李博士站在梧桐树下，背后是斑驳的老墙。晓冉注意到他脚边放着的行李箱上，贴满了国际航班的标签。
档案馆的管理员是个退休老师，见晓冉看得入神，便搭话：“这是李教授，后来是咱市规划局的总工。当年都说他傻，国外高薪不留，偏回来伺候这些老房子。”
“那他后悔吗？”晓冉问。
老人笑了：“去年他回来看看，摸着那棵老槐树说，树高千尺，根还在土里。”
回学校的火车上，晓冉一首想着那句话。她打开笔记本电脑，文档里并存着两份草稿：一份是保研申请的“县域媒体研究”计划，另一份是港中大项目的个人陈述。
光标在屏幕上闪烁不定。她想起梧桐巷改造时，邻居们如何在保留老风貌和引入新生活中寻找平衡；想起自己拍的《老巷新生》里，那些既用智能手机支付、又坚持手工包饺子的面孔。
深夜，她给陈昊发消息，他正在北京协和医院实习。视频接通时，他白大褂上还挂着听诊器。
“怎么，选择困难症又犯了？”陈昊背景是医院走廊的喧闹。
晓冉把困惑和盘托出。陈昊安静听完，说：“我刚跟完一台手术，病人是卖煎饼果子的阿姨。她用攒了十年的钱，来做心脏搭桥。她说，得有个好身体，才能继续给晚自习的孩子做夜宵。”
他顿了顿：“晓冉，学问做得再高，最终不还是要落回到具体的人身上吗？”
这句话像一道光，劈开了迷雾。晓冉想起张教授说的“接地气”，想起港中大项目里“地方文化认同”，想起省电视台的“民生频道”，甚至互联网公司的“社区团购”。
它们看似不同，内核却都指向同一个词：人。
五一假期，晓冉没回家，一个人去了趟广州。明宇和楚悦带她逛了荔湾的老街，看了西关大屋，也去了珠江新城的高楼。在新旧交织的城市脉络里，她越发清晰地感觉到，自己最想做的，不是逃离“土气”，而是为那些看似普通的生活找到新的表达。
劳动节晚上，她坐在珠江边，给张教授发了封长邮件。婉拒了保研和港中大的机会，附上了一份自己构思的新计划——“基于社区媒介的城乡文化连接研究”。她想去那些正在经历巨变的县城和乡镇，记录普通人在时代变迁中的适应与创造。
邮件发出去后，她给家里打了个电话。接电话的是苏建军。
“爸，我可能…不去香港了。”
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然后传来父亲平静的声音：“想好了就行。家里支持。”
刘梅抢过电话：“不去也好！香港吃饭贵！回家来，妈给你包饺子！”
挂掉电话，晓冉看着江对岸的灯火，心里前所未有的踏实。她终于明白，重要的不是去哪里，而是带着怎样的目光出发。她的根在梧桐巷，但枝叶可以伸向更远的地方——不是为了逃离，而是为了更深刻地理解。
就像那棵老槐树，年年新绿，岁岁归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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