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雄港的汽笛声还没散尽，我己经坐在“三井物产”台湾分社的办公室里。檀香木办公桌的玻璃板下压着张台湾地图，红色的铅笔在屏东、嘉义、台南画了圈——这些地方的糖厂，上周刚被日军以“支援前线”的名义，征走了三成的蔗糖，实际上都流入了三井的私人仓库。
“苏明哲在外面等了半小时，”佐藤夫人挺着孕肚进来，和服下摆沾着路上的尘土，她将份卷宗推到我面前，“这人是林少猫的同乡，当年就是他带日军抄了林少猫的老巢，现在在台南做糖厂督办，手里握着所有抗日志士的名单。”
我的指尖划过卷宗上“林少猫”三个字，异能穿透泛黄的纸页，看到光绪二十五年的台南：火把照亮了夜空，日军的刺刀挑着婴儿，女人的哭喊像被撕裂的绸子，而苏明哲穿着日军的制服，正用台湾话劝降躲在甘蔗地里的村民，他的腰间挂着林少猫的人头，眼睛还圆睁着。
“让他进来。”我往窗外瞥了眼，糖厂的烟囱正冒着黑烟，几个台湾工人扛着甘蔗走过，背上的鞭痕像条丑陋的蛇——那是昨天没完成采摘量，被日本监工打的。
苏明哲进来时，鞠躬的幅度几乎要趴在地上。他穿着套不合身的日本西装，袖口短了截，露出里面打补丁的衬衫，皮鞋擦得锃亮，鞋跟却歪了，走起路来一瘸一拐。“古田先生，您可要为我做主啊！”他的声音带着刻意的谄媚，闽南语混着生硬的日语，“那些抗日分子把我家的糖都烧了，还放话说要扒我的皮！”
我的异能扫过他的记忆：
- 昨夜，他确实被人砸了家门，但没烧糖，只是泼了桶粪水——那是几个台湾村民干的，因为他把村里的灌溉水引去了日本人的甘蔗田。
- 他的床底下藏着箱金条，是去年克扣台湾蔗农的工钱买的，打算等风声紧了就逃去日本。
- 他最担心的不是抗日分子，是日军的“焦土政策”——前天，台南州知事己经放话，要是再有人抗日，就烧掉整个屏东的甘蔗田。
“苏督办是自己人，”我往他面前推了杯清酒，酒液里浮着层油花，“三井物产在台湾的生意，还要靠你多照应。那些抗日分子，不过是些乌合之众，翻不了天。”
苏明哲的眼睛亮了，像看到骨头的狗，他端起酒杯一饮而尽，酒液顺着嘴角流到脖子上：“先生说的是！那些刁民就是欠收拾！当年林少猫多厉害，还不是被我引进山的？”他突然压低声音，“先生要是信得过我，我手里有份‘清乡名单’，都是些跟抗日分子有牵连的，您交给皇军，保证能领一大笔赏钱。”
“名单我要。”我往他记忆里的内宅瞥了眼，正房里，个穿碎花旗袍的女人在给孩子喂奶，乳房着，被孩子嘬得通红；西厢房里，个穿学生制服的少女在绣花，针脚歪歪扭扭，显然心不在焉，“不过我更感兴趣的是，你怎么让林少猫的部下信了你。”
苏明哲的脸瞬间涨得通红，像被泼了滚烫的酒。他的记忆里闪过个穿红衣的女人，是林少猫的妻子，被他绑在柱子上，日军轮奸时，他就站在旁边数着人数，首到女人断气，眼睛还死死瞪着他。
“都是为了皇军……”他的声音开始发颤，酒杯在手里抖得厉害，“林少猫不识时务，跟皇军作对，就是死路一条。”
“晚上去你家坐坐。”我合上卷宗，檀香木的味道盖过了他身上的汗臭，“听说你太太是屏东的美人，女儿也长得出挑，正好尝尝台湾的家常菜。”
苏明哲的眼睛突然亮了，像抓住了救命稻草。他慌忙点头，西装的纽扣崩开了颗，露出里面松垮的肚腩：“好好好！我这就让人回去准备！太太做的凤梨酥，在台南是出了名的！”
暮色像块浸了血的布，罩在台南的甘蔗田上。苏明哲的宅院藏在片竹林后面，朱漆大门上挂着块“模范奉公”的匾额，是日本驻台总督亲笔写的。门内的庭院里，几个台湾佣人正跪着擦石板。
“先生里面请！”苏明哲弓着腰带路，客厅的墙上挂着他和日军少将的合影，照片里的他穿着和服，笑得像只哈巴狗。
苏太太端着茶出来时，碎花旗袍的领口开得很低，露出被奶水浸得发涨的乳房。她的眼睛不敢看我，只是盯着地上的榻榻米，脚边的孩子突然哭起来，她慌忙解开旗袍喂奶，被孩子咬得发紫，她却像没感觉似的，只是机械地拍着孩子的背。
“这是内人秀琴，”苏明哲搓着手笑，“这是小女阿月，刚从台北女子学校回来。”
阿月穿着白色的学生制服，头发梳成两条辫子，垂在胸前。她的眼睛很亮，像藏着星星，看到我时没有像她母亲那样低头，反而首首地盯着我的西装纽扣，嘴角抿得很紧——她的记忆里，有本藏在床板下的《抗日宣言》，是林少猫的旧部偷偷塞给她的。
“苏小姐读过书，见识就是不一样。”我往她面前的和果子指了指，“台北的学校教日语，也教汉文吗？”
阿月的手指猛地攥紧了裙摆，制服的布料被捏出褶皱：“先生说笑了，在台湾，当然是学日语要紧。”她的声音很脆，却带着刻意的僵硬，像块没烧透的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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