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年3月18日的新加坡，夜色像一块浸了水的黑布，沉甸甸地压在玄武监狱的铁丝网上。探照灯的光柱在灰墙上来回扫动，把巡逻狱警的影子拉得老长，金属靴底敲击地面的“哐当”声，在寂静的夜里格外刺耳。
安达集团总裁张万霖穿着灰蓝色的囚服，佝偻着背在纺织车间劳动。粗糙的棉纱蹭得他手腕发红，这双手曾经戴着百达翡丽的限量款腕表，拍着桌子决定过数亿的生意，如今却要重复着穿针引线的机械动作。监工的电棍在远处晃了晃，他下意识地加快了速度，后背的旧伤隐隐作痛——那是上周和狱友抢肥皂时被打的。
“5873，动作快点！”监工的吼声像鞭子一样抽过来。“5873”是他的囚号，自从被判五十八年徒刑，“张万霖”这个名字就成了禁忌，连同他曾经的财富、地位、人脉，都在铁门关上的那一刻，碎成了粉末。
他抬头看了眼墙上的挂钟，时针指向晚上八点。按照监狱规定，再过半小时就能收工。今天下午，狱警忽然把他从普通牢房调到了单人禁闭室，说是“配合调查”，可除了搜走他藏在鞋垫里的半截铅笔，什么也没问。刚才又被突然带到纺织车间，周围的狱友看他的眼神都怪怪的，像在看一个死人。
“不对劲。”张万霖的心跳开始加速。他想起三天前，律师最后一次会见时，脸色惨白地说：“印尼那边的事……捅到国际法庭了。”
印尼的事。张万霖的手猛地一抖，棉纱缠成了死结。去年，他为了讨好米国的“合作伙伴”，偷偷给印尼反华势力捐了一批军火，还帮他们洗钱，以为神不知鬼不觉。可上周在牢房里听新闻，说印尼爆发大规模排华骚乱，死伤惨重，国际刑警正在追查幕后黑手——他当时就觉得脊背发凉。
“5873，出来！”两个狱警走过来，一左一右架住他的胳膊。他们的手套是新的，黑色的乳胶手套，在探照灯下泛着冷光，这不是普通狱警的装备。
“你们要干什么？我还没干完活！”张万霖挣扎着，声音里带着哭腔。他看到车间外停着一辆白色的面包车，车窗贴着黑膜，看不到里面的人。
“配合调查。”左边的狱警面无表情，力气大得惊人，攥得他胳膊生疼。
被推上面包车时，张万霖闻到了一股消毒水的味道，混合着淡淡的血腥味。后座上坐着个穿白大褂的男人，戴着口罩和护目镜，手里拿着一支装满透明液体的针管，针尖在昏暗的光线下闪着寒光。
“你们是谁？我要见典狱长！我要见米国大使！”张万霖的嘶吼卡在喉咙里，因为一个冰冷的东西抵住了他的后颈——是注射器的针头。
“安达集团资助印尼反华势力，造成372名华人死亡，1200人受伤，国际法庭特别裁决：执行注射死刑。”白大褂的声音像手术刀一样冰冷，“这是新加坡政府和国际刑警组织的联合决定，没有上诉权。”
张万霖忽然笑了，笑得眼泪都流了出来：“米国呢？他们答应过保我的！我帮他们搞垮叶氏，帮他们控制马六甲海峡，他们不能这样对我！”
没有人回答他。后颈传来一阵刺痛，像被蚊子叮了一下，接着是强烈的眩晕感。他想抬起手，却发现胳膊软得像面条，视线开始模糊，白大褂的脸变成了好几个重影，狱警的黑色手套在他眼前晃来晃去。
“我是棋子……我只是颗棋子……”他喃喃自语，忽然想起刚入狱时，那个老狱警对他说的话：“你连象棋里的小兵都不如，小兵还能过河，你就是堆垃圾。”
原来老狱警说得对。他以为自己是执棋的人，其实从一开始，就是别人棋盘上的弃子。米国用他搅乱东南亚局势，用完了，就把他当替罪羊推出去，既平息了国际社会的怒火，又能彻底撇清关系——多划算的买卖。
面包车驶进监狱深处的一个小院，这里没有探照灯，只有几盏昏暗的路灯，照着一栋孤零零的小楼，像座废弃的教堂。张万霖被拖下车时，双腿己经失去了知觉，只能像麻袋一样被拖着走。
推开门，一股福尔马林的味道扑面而来。房间里摆着一张铁床，墙上挂着心电图仪器，屏幕是黑的，像只死去的眼睛。他被扔在床上，手腕和脚踝被皮带牢牢固定住，白大褂拿着另一支针管走过来，里面的液体是淡黄色的。
“第一针是麻醉剂，第二针是肌肉松弛剂，第三针……”白大褂顿了顿，似乎在看表，“是氯化钾，会让你的心脏骤停，没有痛苦。”
张万霖的眼睛瞪得很大，却流不出眼泪。他想喊，想骂，想告诉全世界米国的阴谋，可喉咙里只能发出“嗬嗬”的声音。他看到白大褂的口罩动了动，像是在笑。
“忘了告诉你，摩根士丹利的人昨天来过，说你在瑞士银行的秘密账户，己经被他们‘代为处理’了。”白大褂用酒精棉擦拭他的手臂，“你的女儿下个月要结婚了，新郎是个普通人，他们不知道岳父是谁，这样挺好。”
针头刺入皮肤的瞬间，张万霖忽然想起女儿小时候的样子，扎着羊角辫，抱着他的腿喊“爸爸”。他想抬手摸摸女儿的头，可手臂像灌了铅，怎么也动不了。
心电图仪器发出“滴滴”的声响，屏幕上跳出一条平首的线。白大褂摘下手套，扔进旁边的垃圾桶，动作熟练得像在扔掉一块用过的纸巾。
“处理干净点，明天早上要上报国际法庭。”他对门口的狱警说，语气平淡得像在说天气。
狱警点点头，开始拆卸固定带。张万霖的眼睛还睁着，望着天花板上的裂缝，那裂缝像条蛇，慢慢爬过他的视线，最后变成一片黑暗。
凌晨三点，玄武监狱的广播突然响起，播放着新加坡的国歌。牢房里的犯人大多没醒，只有几个辗转难眠的，迷迷糊糊地听着。没人知道，5873号囚犯己经变成了一具冰冷的尸体，正被装进黑色的塑料袋，准备送去火化。
火葬场的烟囱在夜色里冒出一股青烟，很快被风吹散，像从未存在过。
同一时间，新加坡叶氏庄园的书房里，我正看着电脑屏幕上的加密邮件。发件人是国际刑警组织亚洲区负责人，内容只有一句话：“尘埃落定。”
丽娜端来一杯温牛奶，放在我手边：“印尼那边传来消息，骚乱己经平息，我们资助的华人医院，己经收治了两百多个伤员。”
我关掉邮件，靠在椅背上。窗外的月光很亮，照亮了院子里的鸡蛋花树，花瓣上的露珠像眼泪。
“张万霖的女儿，安排好了吗？”
“嗯。”丽娜翻开笔记本，“我们以‘匿名慈善基金’的名义，给她在新西兰买了套房子，还有一笔信托基金，足够她安稳过一辈子。她不知道钱是谁给的，只说是‘父亲的老朋友’。”
我拿起牛奶喝了一口，温热的液体滑过喉咙，却暖不了心底的寒意。张万霖罪有应得，但他的女儿是无辜的。就像一战时那些死于战火的士兵，他们的家人也不该为战争买单。
“女性亚洲商会的成立典礼，准备得怎么样了？”
“艾玛丽娜和美惠子明天就到。”丽娜笑着说，“她们带了个惊喜，说是麻省理工的校友们研发了一款新的卫星定位系统，想在典礼上演示，精度能达到一米以内。”
我笑了。想起三天前在京城，大爷爷叶剑民握着我的手说：“对付豺狼，要有猎枪，但也别忘了给受伤的羔羊包扎。”
现在，猎枪收起来了，包扎的绷带也准备好了。
凌晨西点，天边泛起鱼肚白。我走到窗边，看着第一缕阳光爬上叶氏庄园的屋顶，把瓦片染成金色。远处的港口传来汽笛声，悠长而有力，像在诉说新的一天开始了。
电脑屏幕上，安达集团的清算报告己经生成，资产清零，债务清偿，只剩下“注销”两个字，像墓碑上的刻痕。
我关掉电脑，准备去睡一会儿。明天，还有很多事要做——迎接远道而来的朋友，参加商会的成立典礼，看着那些和我一样的女性，在亚洲的商界里，写下属于我们的名字。
至于张万霖，他就像棋盘上被吃掉的那颗废子，掉进了垃圾桶，再也不会有人想起。这世界就是这样，总有人在黑暗里消失，总有人在阳光下前行。
我们，要做那个在阳光下前行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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