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沈漪，嘉靖年间黄冈县衙一名典吏，兼理缉捕、刑狱与案卷。自小便习惯纸墨，却也习惯看尽血迹。白日里抄写供状、编缉狱册，夜里还要随捕快巡夜缉查，既掌笔，亦管刀。有人说典吏最是阴职，脚踏生死两界，终日与冤孽为伴。我却明白：若无人替这些冤死之人留笔一字，他们便真要沉入岁月深井，再无一丝声息。
嘉靖三十三年六月初九，连下五日大雨，天光昏沉，街巷泥泞。那一日，我方才从大狱回衙，就见皂隶慌慌张张来报：“东门陶家告有红衣女鬼显形，立井边连哭三夜。”我闻言只觉荒唐，衙门里每日断人死生，寻常的鬼怪传闻听得多了，原不会放在心上。可那陶家是老木匠出身，老成本分，断无好生胡言之理，且此言传得甚广，连邻里寡妇都跑到公堂嚎啕：“小人亲眼见那红衣女人，头发披散，面皮惨白，脚底赤血，一动不动站在井沿！”
捕快头目周金牙是个急性子，当夜就点起十来个皂隶，要带我一同查验。我收拾了刑狱钥匙、案牍册子，也提了柄油纸灯，雨中随他们去了陶家。那院子极旧，后头确有一口老封井，井盖以黄泥新封，泥封之上水渍未干，显然最近才动过。周金牙看一眼，便皱眉：“这口老井多少年不动，怎会泥封新结？”
几名壮丁上前，撬起井盖，立时一股酸臭扑鼻而来，火把探下去时，见水面缓缓荡着一抹红影，像是红绸漂浮。众人屏气，命人打捞，绳索拉起时水声淅沥，捞出来的竟是一具女子尸首，约莫十七八岁，脸色死白，双目圆睁如铜铃，眼珠己微微凸起，舌头耷拉，嘴中被塞满荒草，颈上勒痕深可入骨，双手死死交叉抱在胸前，穿一身艳红嫁衣，却无首饰，连鞋子都没有。更怪的是，她脚底全是泥污和干涸血痕，十指指甲尽碎，像是曾拼命往外爬。
一众人看得倒抽冷气，陶家木匠老泪纵横，跪下磕头：“大老爷，典吏爷，小人不识此人，真不识啊！”
那尸身虽无名，死状却不似寻常。我吩咐带回衙门，做尸验。验尸官翻看尸身时，指着脚趾甲说：“这些是生前挣扎所致，绝非投井自尽。”我心中己起疑，便翻开黄冈县失踪簿册，果真查到三年前曾记载一女子失踪之案，户籍写“陶兴报失”，名叫陶玉儿，年十七，当日称“出门未归”，因无人目击、无尸无物，且家属并未坚持深查，便草草以可疑失踪结案。
我看完档案，心头一紧。再问陶木匠，他只推说“不认识”，可脸色发白，目光飘忽。第二日，我去附近街坊走访。正对陶家屋的一位瘸腿老人，听见我打问，忍不住小声道：“那红嫁衣我见过，三年前，玉儿要出嫁那天穿的。”
“出嫁？”我奇道。
老人咳了两声，叹道：“可那天没花轿，也没吹打，只听她在院里哭得像杀猪一样，哀哀求陶家开门，后来就再没人见过她。”
我回衙向顾县令禀报，顾县令神色凝重：“再去查陶家族谱。”可陶家族谱上，根本查无“玉儿”名字，连嫁妆登记都不曾写。若她未记名，便是无籍庶女，哪怕死得冤，也不会被追认入宗法，只算失踪。这样的把戏，我这些年见得太多，家中有寄养孤女，若死，便索性不认，省得坏了门风。可她偏偏穿着红嫁衣被丢进井里，若非报复，必是遮丑。
顾县令当堂审问陶家，木匠支支吾吾，终于泪流满面说出实情。那陶玉儿原是他远房表妹，自幼寄住陶家，长大后两人私下有情，曾议纳为妾，可陶母嫌她是外姓孤女，穷寒无品，死活不许她进陶家门。某夜，陶母拿来一袭红嫁衣，哄她穿上，说是成全她的体面，玉儿哭着穿了，却被关进旧仓，夜半被强塞入井里，活活闷死。
陶木匠哭道：“我……我原不想杀她，可我娘说，若留她名入宗，便是辱没祖宗。那日……我只得听命，盖了井盖……”说到这里，己声嘶力竭。
顾县令大怒：“不忠不孝，杀人灭口，尚敢冠以祖训！”
即刻传唤陶母到堂，那七旬老妪拄着竹杖而来，竟丝毫不惧，冷笑道：“一个孤女罢了，怎能乱我儿正妻血脉？嫁衣给她穿了，算不负她！”堂下百姓闻之，人人侧目，有老妇当庭骂她：“你还不如畜生！”
案情既明，陶木匠被收监，以谋害庶室弃尸罪待斩，陶母则以胁逼杀人，判发配充役。顾县令顾及玉儿阴魂无所归，命我起草冤状，将玉儿之名补录入陶家簿册，按庶妾礼入祠立碑，迁葬重冢。碑上刻：“陶门冤女玉儿之墓”，并命县中女子皆可来焚香祭奠，以慰亡魂。
那夜雷雨大作，三声霹雳震得县城瓦裂。有人说是天声相应，替冤女招魂。我在公堂中伏案书写勘验卷宗，听见风中似有女子啼声随雨丝飘荡，忽远忽近。我不敢回头，只凝视那一行朱批：“红衣为冤，不可见喜；嫁衣为凶，最是哀情。”
此案至此结定，县衙又归于平静，可我的笔记下她的名字，也记下她死前求生的那声哭。笔落之时，恍若见那井边红衣，仍在夜雨里摇晃，一双碎血的脚，似要跨过生死来寻一个公道。
衙门可断阳间，纸笔却能听阴魂。冤者虽死，卷中留名，或可稍慰其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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