晨光未透，我立于书房窗前，指尖轻抚案上新拟的《文人讲稿》。纸页尚温，墨迹未干，昨夜所思，今朝皆化作笔下之言。
诗会尚未开，然文人己有抵制之势。街头巷尾，流言西起，更有甚者，焚稿以示决绝。我知，若不正其视听，新政未行，便己先败。
我转身，步入“乾坤阁”。阁中光影浮动，书卷如星，浩瀚如海。我凝神静气，调出“舆情分析”模块，只见三地文馆、书院、茶楼之中，反对之声如潮水般涌动。我沉吟片刻，唤出几位亲信文人，于书房密议。
“今文人之怒，非因新政，而因恐惧。”我言，“恐惧礼崩，恐惧失权，恐惧自身不再为尊。”
一名文臣皱眉：“可若不改，国将不兴。”
我点头：“正因如此，我们须以文服人。”
我翻开《文化兴国策》，忽见一页纸角微卷，背面一行小字：“梅者，洁也。”我沉思片刻，提笔稍改，写入讲稿：“诗如梅，洁而不孤，承古而新。”
文臣们默然，片刻后，一人轻叹：“此句若传，或可化坚冰。”
第二日，我召集支持新政的文人，命其撰写《礼法新解》系列文章，分别张贴于三地文馆、书院、茶楼。文章以“礼为何物”为题，引经据典，阐明“礼非桎梏，而是秩序之基”。
文章一出，民间议论纷纷。有人称其“离经叛道”，亦有人称其“醍醐灌顶”。我命人暗中观察，见有文人驻足抄录，亦有士子低声争辩，然流言之势，己稍缓。
然保守派未罢休，旋即反击。有文人撰文驳斥，言“新政欲毁祖制”，更有诗稿传唱，称“林羽不过赘婿，妄改礼法”。
我未怒，只命人将反对文章悉数收拢，逐一细读。夜深，我于书房翻阅，忽见一文，言辞犀利，却逻辑严密。我沉吟良久，提笔批注：“其言虽偏，然理未全无。”
翌日，我命人将此文连同批注，一并张贴于文馆门前。此举一出，舆论哗然。有人称我“虚怀若谷”，亦有人讥我“自曝其短”。
然此举却引发文人之间更深层次的讨论。礼为何物？礼当守否？如何守？如何行？
争论之声，不再止于“新政毁礼”，而深入“礼之本质”。
我知，舆论之风，己悄然转向。
与此同时，我另辟蹊径，策划文化展览与演出，以百姓可感可知的方式，展现新政之貌。
我调出“乾坤阁”中盛华朝节庆资料，结合现代舞台设计，构思出一场融合古今的演出。然地方官员多有阻挠，拒提供场地与资源。
我未强求，转而联合民间艺人与商会，以“百姓自发活动”之名，在三地文馆后院设展。
展览以“礼之新者，亦可为古”为主题，陈列古今节俗、诗词、书法、礼仪之演变。画师绘出“古今并列图”，一边是传统礼法场景，一边是新政下的文人聚会。
我于画旁题字：“礼之新者，亦可为古。”
百姓驻足，或指指点点，或沉思不语。有孩童在画前模仿古人揖礼，笑闹声中，旧礼与新风悄然交融。
演出当夜，月色如水，文馆后院灯火通明。台上，文人吟诗，舞者翩翩，乐声悠扬。
我立于人群之后，静观其变。
忽有老者轻叹：“此非毁礼，乃礼之再生。”
我心微动，回首望去，只见他须发皆白，神情却温和。
演出毕，百姓散去，我独留于院中。风吹梅枝，花瓣飘落，沾于《文化兴国策》上。
我拾起花瓣，夹入书中，合上书页，灯火微晃，映出我眉间一抹沉静。
夜风穿窗，纸页轻动，我立于窗前，目光如水。
风起，梅香浮动，几点新蕊映着月色，悄然绽放。
然就在此时，一名文臣匆匆入院，神色凝重。
“林大人，”他低声禀报，“有人在文馆门前贴出新诗，言‘诗亡国亦亡’。”
我未动，只问：“可有署名？”
“无。”
我点头，转身步入书房，提笔修改《诗会开场词》，添入一句：“诗以载礼，礼以承文。”
笔锋落定，我望向窗外，夜色深沉，然心中清明。
文化推广，远非易事。然若连尝试都不曾有，又何谈未来？
灯火未熄，我独坐书房，掌灯未灭。
风起，纸页轻动，窗外梅枝轻晃，几点新蕊映着月色，悄然绽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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