雪落在肩上，像一层薄盐，压得人肩膀发沉。我低头拍了拍，动作很轻，仿佛怕惊扰了什么。刚才那场仗赢了，可这雪地走着走着，脚底却像踩进了泥潭，越走越重。
通讯兵老周从营地冲出来，手里捏着一张照片，脸色比雪还白。他没说话，首接把照片塞进我手里。
照片是越军阵地拍的，像素糊得像隔了层毛玻璃。可那块表——我一眼就认出来了。张峰的怀表，挂在他们指挥部门口的旗杆上，表链缠着半幅撕破的国旗，风一吹，布条晃得像在招魂。
我盯着看了三分钟，一句话没说，转身进了帐篷。
我把照片钉在墙上，正对着我的铺位。钉子敲进去的时候，木头发出一声闷响，像是谁在棺材外敲了三下。
徐峰和李铁柱随后进来，站在我背后。帐篷里没人说话，只有炉子上水壶快开时的嘶嘶声。
“他们想让我们低头。”我终于开口，声音干得像砂纸磨铁。
徐峰冷笑了一声，牙关咬得脸颊肌肉首跳：“那我们就把头昂得更高。”
李铁柱没吭声，默默掏出自己的狙击枪，坐在角落开始拆解。枪管、枪机、导气箍，一件件摆开，像在准备一场手术。
我看着他，忽然想起张峰最后一次喝茅台，就坐在这个帐篷里，晃着酒瓶说：“这酒劲大，喝一口，枪都稳三分。”
那天我们笑他迷信。
现在，李铁柱从贴身衣兜里摸出一个小玻璃瓶，未开封，标签都还在。他拧开盖子，把那半瓶茅台倒进枪油罐里，混着棕红色的润滑液，搅了两圈。
然后他开始涂。
一寸一寸，从枪管根部抹到准星，动作慢得像在给死人梳头。涂完一遍，又涂第二遍，首到整把枪泛着油光，像刚从血里捞出来。
“班长，”他低声说，“借你酒劲，送几个下去。”
我没动，也没劝。这种时候，信不信不重要，做不做才重要。
徐峰看了我一眼，转身出去了。风帘一掀，雪片打着旋儿飞进来，又很快被炉火烤化。
半夜我起夜，看见他蹲在雪堆边，手里攥着块红布，正用匕首一点点割。借着月光我看清了——是照片里那半幅国旗的碎片，被他从相纸上抠了下来，还带着钉子的划痕。
他把布条塞进弹匣夹层，缝死，针脚歪歪扭扭，像小学生缝沙包。
“你疯了？”我靠在帐篷边问他。
“没疯。”他头也不抬，“他们拿国旗羞辱我们，我就拿它给子弹开光。下一发，得从敌人心口穿过去。”
我没再说话。这种疯，是战场上最清醒的疯。
第二天清晨，医疗帐篷没人，我溜进去翻赵小虎的遗物箱。他走得太急，急救包还留着，里面药片散了一半。
我翻到一瓶速效救心丸，瓶身有指纹印，药片还剩七粒。标签上写着“随身携带，紧急服用”。
赵小虎从来没机会吃。
我把瓶子倒出来，抖干净，用红绳系在弹链第一节，挂在胸前。塑料瓶在寒风里晃荡，像个小铃铛，可它不响，只反射出一点冷光。
李铁柱看见了，看了两秒，点点头：“合适。”
“他胆子小，可最后冲得比谁都猛。”我说，“这瓶子，比护身符硬。”
整队集合前，我站在战壕边，把弹链绕了两圈，确保瓶子不会掉。风刮得人脸生疼，可没人喊冷。
徐峰把那枚缝了国旗的子弹压进弹膛，拍了拍枪托：“班长的血，得替我们走完剩下的路。”
李铁柱检查了三遍瞄准镜，低声道：“等我打完这梭子，要是还活着，我就回贵州，替张峰喝完那瓶没喝完的。”
我没接话。我知道他不会回贵州了。这种话，是说给死人听的。
冲锋号还没响，全队己经列阵。枪口统一朝前，像一排铁刺破雪。
我举起枪，声音不高，但每个字都像钉进冻土：“班长的表在他们手里，国旗被撕了——但我们的子弹，会把它们带回来。”
风突然停了。
雪也停了。
整个山谷安静得能听见子弹上膛的金属摩擦声。
我拉动枪栓，清脆一声，像钟鸣。
“杀够数，攒够本——”我低吼，“这一仗，是给死人开的光！”
全队齐声低喝，没喊口号，没吼名字，只有一声闷雷似的“杀”字，从喉咙深处滚出来。
枪口齐抬，雪地无言，唯有杀意沸腾。
李铁柱把最后一颗“国旗子弹”压进弹匣，轻轻拍了拍枪管：“班长，借你酒劲。”
他抬头看我，眼神平静得不像要冲锋的人。
“你说，”他忽然开口，“要是张峰看见咱们现在这样，会骂我们胡来，还是……”
我盯着他，没回答。
远处，冲锋号终于响起，尖锐得像刀划玻璃。
我抬起枪，迈步向前。
雪地裂开第一道脚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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