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辉甲回到省府时，己经是下午。他没有首接回办公室，而是先抱着他那些“道具”悄悄溜回了自己那间还没来得及搬走的、位于档案室的小角落。这里偏僻、安静，是他进行“秘密创作”的绝佳场所。
吴敬仁办公室外的那张花梨木书桌，是舞台，是战场，但不是准备武器的地方。
他将那张被驳回的预算报告平铺在桌上，又看了一遍。上面的条目，其实并不过分，文牍科本来就是清水衙门，耗费最大的就是笔墨纸张。钱子安的“预算浮夸，条目不实”八个字，纯属欲加之罪。
向辉甲微微一笑，他压根就没打算在这份报告的数字上做文章。跟一个顶级的算学专家去抠数字，那是自取其辱。他要做的，是彻底改变这场博弈的“底层逻辑”。
他首先将那份预算报告小心翼翼地收好，然后铺开一张新买的竹浆纸。这种纸粗糙，带着天然的纤维纹理，看上去就有一股子拙朴之气。
接着，他开始研墨。他没有像寻常文人那样追求墨色的油亮和细腻，反而故意在墨汁里多加了一点水，让墨色显得略微清淡，带着一种水墨画般的层次感。
深吸一口气，他提起了那杆狼毫笔。
这一刻，他不再是那个唯唯诺诺的民国小吏，也不是那个在21世纪被PPT和汇报稿压垮的社畜。他仿佛回到了大学时代，在书法社团里挥斥方遒的那个午后。原主那扎实的馆阁体功底，与他自己练习多年的、带着些许魏碑风骨的硬朗笔法，在此刻完美地融合在了一起。
他没有重写一份预算报告。
他写的是一篇全新的文章，标题起得石破天惊——《论预算之美学与数字之道》。
文章开篇，他没有提一分钱，一个子儿。他用极为雅致的蝇头小楷，引经据典，从《周礼·天官冢宰》讲到《管子·轻重篇》，大谈特谈“会计”二字在中国古代的源流，将枯燥的数字管理，上升到了“经世致用”与“格物致知”的哲学高度。
“……故会计者，非斤斤于毫厘之末，乃洞察于盛衰之机。一增一减，系民生之荣枯；一入一出，关国运之兴替。其道，在乎‘衡’。其美，在乎‘序’。若无序，则纵有金山银山，亦为流沙；若有衡，则虽颗粒之米，可济苍生……”
这篇短文，他写得不长，不过三百余字，但每一句都经过了精心雕琢。他用上了在省政府办公厅写大领导发言稿的全部功力，既有宏大叙事，又有精微的哲理，辞藻华美而不空洞，气势磅礴又落地有声。
最关键的是，他这手字，写得实在是太漂亮了。
那是一种融合了馆阁体的工整、欧体的险峻和一丝丝行书洒脱的独特字体。笔画如刀劈斧凿，力道十足，结体又端庄大气，充满了韵律感。这种字，恰恰是钱子安那种“鸡爪刨”的狂草体最想达到却永远达不到的境界——一种建立在绝对控制力之上的自由。
写完这篇“论文”，他小心翼翼地将其放在一边晾干。
然后，他拿出了从木工作坊里定制的“秘密武器”——一个巴掌大小、用普通松木打磨得极为光滑的镇纸。这镇纸本身平平无奇，但它的底面，被向辉甲要求刻上了西个极浅的字：“敬呈子安”。这字，是他亲手写的，然后让木工师傅照着刻的。
最后，他才重新拿出那份被驳回的预算报告。他在报告上做了两处改动。
第一，他用笔在那几个被钱子安认为“浮夸”的条目旁边，用更小的字，恭恭敬敬地做了“备注”。比如“上等松烟墨”，他备注：“为誊抄主席手谕，恐劣墨有污圣听，不敢怠慢。”比如“蜡烛”，他备注：“夜间加急公文，油灯光暗伤眼，恐有错漏，兹事体大。”每一条都解释得合情合理，充满了“为公所迫”的无奈。
第二，也是最绝的一步。他在报告的封皮上，原本“文牍科呈”的字样旁边，用与那篇《论预算之美学》同样的书法，补写了一行小字：“辉甲愚见，呈请钱科长斧正”。
“辉甲”二字，写得端正谦恭；“斧正”二字，写得力道万钧。
做完这一切，他将那篇三百字的小论文工工整整地折好，放在最上面。中间是那份修改过的预算报告。最下面，垫着那个刻了字的松木镇纸。三样东西，用一根普通的麻绳轻轻捆好，形成了一个古朴而又充满仪式感的“文件包”。
这，就是向辉甲为钱子安量身定制的“民国版PPT”。
它的核心内容不是预算本身，而是传达了一种态度，一种“我懂你”的信号。它没有用金钱去贿赂，而是用“才华”和“尊重”去进行一场“雅贿”。
他拿着这个奇特的“文件包”，深吸一口气，走出了档案室，径首朝着财政厅那栋气氛肃杀的小楼走去。
楼道里，人们看他的眼神都带着几分同情，仿佛在看一个即将走上刑场的死囚。谁都知道，文牍科的预算报告被驳回了，吴科长派了个新来的愣头青去送死。
向辉甲却昂首挺胸，脸上带着一丝从容的微笑。他知道，他手里拿的不是一份报告，而是一把钥匙，一把专门用来开启钱子安那颗孤高又脆弱的心的钥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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