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铁柱站起身，又敬了个礼，"林厂长，我不求您原谅他，只希望……希望您能去看看。医生说，时间拖得越久，醒来的希望就越小。"赵铁柱的军靴在水磨石地面上踏出清脆的声响，那声响从会议室门口一路延伸到走廊尽头，像是在我紧绷的神经上反复拉锯。首到楼下传来吉普车发动的轰鸣。
送走赵铁柱，我独自在办公室坐了很久，窗外的天色渐渐暗下来，工人们陆续下班，厂区变得安静，
我才缓缓抬起头，视线落在桌面上那枚黄铜厂徽上——麦穗簇拥着齿轮，是去年市里评先进工作者时发的，此刻却在暮色里泛着冷光。
办公室的木门没关严，留着一道指宽的缝隙，能看见走廊里的日光灯管忽明忽暗地闪烁。刚才赵铁柱敬礼时带起的风，似乎还萦绕在鼻尖，混着他军装上洗不掉的硝烟味和阳光暴晒后的皂角香。这种味道让我想起陆振军的衣柜，永远叠得方方正正的军绿色衬衫，领口总沾着点野外驻训时的尘土。
我伸手想去够那封信，指尖在距离信封两寸的地方停住了。牛皮纸的边缘被磨得发毛，右下角有块深褐色的污渍，像是干涸的血迹。上周三车间的小李被机器蹭破了手，血滴在报表上就是这样的颜色，当时我还拿着碘酒给他消毒，笑他小伙子干活毛躁。可现在，这相似的颜色却让我的指尖泛起细密的冷汗。
窗外的天色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暗下来，先是淡蓝色褪成灰紫色，接着被墨色一点点吞噬。厂区里的广播喇叭响起收工的音乐，《咱们工人有力量》的旋律欢快得有些刺耳，混杂着自行车铃声、饭盒碰撞声和工人们的说笑声，像一锅煮沸的粥。可这些声音穿透窗户进来时，都像是被蒙上了一层厚厚的棉花，变得模糊而遥远。
我起身走到窗边，推开那扇掉漆的木窗。晚风带着车间冷却后的机油味涌进来，吹得桌上的报表哗啦啦作响。楼下的自行车棚渐渐挤满了车，张师傅推着他那辆除了铃铛不响哪儿都响的二八大杠，正和旁边的年轻工人说笑，手舞足蹈地比划着什么。两年前我刚接任厂长时，张师傅总说"女人家管不好厂子"，首到我顶着压力改了三班倒的制度，让工人们每月多休两天，他看我的眼神才从怀疑变成了信服。
这些日子过得太匆忙了，忙着熟悉生产线，忙着和供销商周旋，忙着把原主林晚晚留下的烂摊子一点点拾掇起来。我几乎快要忘记自己曾经也是军区大院里那个娇生惯养的林晚晚，忘记陆家老太太摔在我面前的那只青花瓷碗，忘记离婚协议书上陆振军那笔力千钧的签名。可这封信像枚深水炸弹，把沉在记忆底层的碎片全炸了上来。
走廊里的灯彻底灭了，最后一个离开的工人关掉了总闸，整栋办公楼陷入突如其来的黑暗。只有远处家属区的窗户透出零星的灯火，在暮色里连成模糊的光斑。我摸索着回到办公桌前，指尖终于触碰到了那封信。牛皮纸的质感粗糙而温热，像是还带着陆振军的体温。
拆开信封的瞬间，一股淡淡的纸墨香飘出来，混着点潮湿的霉味。这是部队里特供的稿纸，抬头印着"八一"军徽，右下角印着"内部用笺"。陆振军的字迹比我记忆里潦草了许多，有些笔画像是被风吹得歪歪扭扭，大概是在颠簸的军车上写的。
"晚晚：当你看到这封信时，我应该己经在边境了。"
第一行字就让我的呼吸顿了半拍。去年秋天边境冲突的消息传回来时，我正在车间核对生产报表，广播里播音员的声音带着抑制不住的激动，说我军取得重大胜利。那天晚上我加完班，在厂门口的馄饨摊坐了很久，看着锅里翻滚的白汽，突然想起陆振军说过他们侦察连的行军灶，煮出来的面条永远带着点沙土味。
"这次任务很危险，可能回不来。"
钢笔在纸上划过的力度突然加重，"危险"两个字的最后一笔划破了纸背。我想起两年前他去参加跨区演习，临走前一晚在电话里说"等我回来"，我当时正因为原主又在外面惹了祸被林国栋训斥，没好气地回了句"死在外面才好"。电话那头沉默了很久，久到我以为信号断了，才听见他低声说"好，我一定活着回来"。
"我知道自己没资格求你原谅。当初那样对你，是我这辈子最后悔的事。"
办公室外的槐树被晚风掀起枝叶，沙沙声像是有人在低声啜泣。我记得第一次在军区联谊会见到他的样子，穿着笔挺的礼服军装，站在角落里给老首长递茶杯，侧脸的线条在水晶灯下显得格外硬朗。后来他告诉我，那天他注意到穿红裙子的我，像团烧得正旺的火，可听说我是林司令的女儿，就赶紧缩到了人后——他总说自己是山沟里爬出来的穷小子，配不上金枝玉叶的林家小姐。
"所以当苏晴出现，说你只是为了攀附军官时，我信了。"
苏晴这个名字像根细针，猝不及防刺进太阳穴。那个总穿着白连衣裙、说话柔声细气的女军医，总在训练场外等陆振军，会"不小心"把烫伤药掉在他宿舍门口，会在庆功宴上借着敬酒往他怀里倒。我撞见他们在操场边说话的那天，苏晴正踮着脚给他整理衣领，而他没有推开她。
"首到那天，在巷子里，看到你和首长站在一起，我才明白自己错得有多离谱。"
那天我被陆家赶出来，拖着行李箱走在军区家属院的巷子里，林国栋的吉普车在身后缓缓跟着。我回头时，正看见陆振军站在巷口的老槐树下，军大衣的领子立着，遮住了半张脸。他看着我上了父亲的车，眼神里的失望像淬了冰，可他不知道，我拒绝林国栋安排的住处，在工厂宿舍住了三个月，每天啃着干硬的馒头画生产图纸。
"这两年，我申请调去了最艰苦的边防部队。不是惩罚自己，是想成为配得上你的人。"
信纸边缘突然洇开一小片水渍，我才发现眼泪掉了下来。去年冬天厂里发年终奖，我给自己买了件驼色呢子大衣，在百货大楼的试衣镜前，突然想起陆振军说过我穿深色好看。那天回家的路上，遇见以前军区家属院的王阿姨，她说陆营长主动申请去了帕米尔高原，那里海拔五千米，冬天能冻掉耳朵。
"每次站岗，看着边境线上的星空，我都会想起你的眼睛。冰冷，但比任何星星都亮。"
我把脸埋进掌心，指缝里漏出压抑的呜咽。上个月去市里开表彰大会，夜里住在招待所，拉开窗帘时突然看见漫天繁星，密集得像是谁打翻了装碎钻的匣子。那一刻我脑子里闪过的第一个念头，竟然是想告诉他这里的星星也很亮，随即又自嘲地笑了——我们早就没关系了。
"晚晚，如果这次我能活着回来，能不能给我一个机会？"
钢笔水在纸上晕开一团墨渍，把"机会"两个字糊成了黑块。车间主任刚才汇报工作时说，下个月要新上一条生产线，需要去上海培训半个月。我原本计划下周三就动身，可现在，上海的黄浦江和陆家嘴的霓虹，突然变得没有意义起来。
"如果回不来……祝你幸福。你值得世界上最好的一切。"
最后一句的字迹抖得厉害，像是写字的人手在剧烈颤抖。信纸的末尾没有日期，只有"永远欠你的，陆振军"七个字，签名旁边画了个歪歪扭扭的星星，和他以前在我笔记本上画的一模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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