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1年深秋，上海公共租界的雨总是带着一股子潮湿的铁锈味。
李恒泰站在仁济医院的走廊里，看着穿白大褂的洋医生用烧红的烙铁按压在伤员溃烂的腿上，皮肉焦糊的气味混着福尔马林的刺鼻气息扑面而来。
他身后的管家低声提醒：“少爷，这批南洋来的橡胶商己经付了双倍定金，您没必要亲自来看这批货的保险勘察。”
李恒泰没有回头，目光落在那名伤员紧咬着牙关渗出冷汗的额头上：“这批货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些人。”他指着病房里此起彼伏的呻吟，“你看他们，枪伤本不足以致命，却都败在了‘发炎’二字上。”
“我希望我们的霉菌能迅速大规模生产。”
三个月后，在法租界一处废弃的面粉厂里，李恒泰见到了陈敬之培养的“青霉”（这是改良版的霉菌）。玻璃培养皿里的绿色绒毛像极了发霉馒头表面的菌斑，却让留洋归来的细菌学博士眼里闪着狂热的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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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先生您看，”陈敬之用接种环挑起一点透明液体，“葡萄球菌在这种霉菌分泌物里，六小时内就会全部死亡。”他指着对比培养皿，“这是没有接触青霉的对照组，己经长满了致命菌落。”
李恒泰捻着胡须的手指顿了顿。
这位国家有名的商人，见过太多因伤口感染死去的码头工人和士兵。
去年南洋货轮上的猩红热疫情，三天就夺走了十七条人命。
他想起陈敬之在《申报》上刊登的寻资启事，当时被同行笑称为“研究发霉东西的疯子”。
“需要多少银圆？”李恒泰的声音打破了实验室里培养箱的嗡鸣。陈敬之愣住了，他原本准备了三页纸的说服词，此刻全堵在了喉咙里。
这个决定在李家掀起轩然大波。
现在什么都需要钱，怎么能投一些不确定的事物。
李恒泰却在深夜翻出陈敬之带来的德国期刊，上面刊登着弗莱明关于青霉素的初步研究。
虽然只是实验室阶段的发现，但商人的首觉告诉他，这东西比黄金还值钱。他给陈敬之送去了新的显微镜和恒温箱，附带一张字条：“只管研究，不问花费。”
实验室的日子比想象中更艰难。陈敬之带着两个学徒，在闷热的培养室里熬过了整个夏天。
他们尝试了三十多种霉菌菌株，最终发现从本地发霉的柑橘皮上分离的青霉菌，抗菌效果最为显著。
提取过程如同炼金。酒精提纯法得到的淡黄色液体，在动物实验中展现出惊人效果——感染了链球菌的小白鼠，注射药液后竟能奇迹般存活。但当他们在圣约翰医院找到自愿受试的病人时，却遭遇了第一个挫折。
那是个患了产后败血症的年轻母亲，高烧不退，皮肤己经出现瘀斑。陈敬之颤抖着注射了青霉提取物，却因剂量计算失误，病人出现了严重的过敏反应。虽然最终抢救过来，但医院立刻终止了合作。
“我说什么来着？”李恒泰的一个股东说，“这是草菅人命！再闹下去，巡捕房都要找上门了！”
李恒泰沉默地看着窗外，法租界的梧桐叶己经黄了。
他让人送去了更精密的天平，还从德国领事馆请来了药剂师。“再试一次，”他对陈敬之说，“这次用战俘营的伤兵。”
1902年冬，淞沪护军使的军营爆发了大面积的伤口感染。
零下二度的寒夜里，李恒泰带着陈敬之闯进了挤满伤兵的临时病房。 amputated（截肢）堆在角落，脓臭味隔着口罩都能闻到。
“用这个。”李恒泰把装着青霉液的保温箱放在军医面前。穿制服的医生冷笑：“李老板是来做慈善，还是来推销你的发霉药？”
争执间，一个腹部中弹的士兵开始抽搐，血压计的指针跌向零。陈敬之抓住最后机会，用生理盐水稀释药液后注入静脉。所有人都屏住呼吸，看着那个年轻士兵的脸色慢慢从灰败转为潮红。
三天后，这个被军医判定“没救”的士兵，居然能喝下半碗稀粥了。消息像长了翅膀，传遍了上海的医院。圣约翰的院长亲自登门，提出合作开展临床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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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模化生产是更大的难题。陈敬之发现，在浅层培养皿里，青霉菌的产率极低，根本无法满足需求。李恒泰看着实验室里密密麻麻的培养瓶，突然想起了自家茶厂发酵茶叶的大木桶。
“用这个试试。”他让人定制了二十个橡木桶，内壁铺上消毒过的麻布。
当陈敬之将青霉菌液喷洒在的培养基上时，奇迹发生了——木桶壁上长出的绿色菌丝，产率是培养皿的三十倍。
1903年春，“青霉灵”正式在上海药房上架。深蓝色的玻璃瓶上，印着李恒泰亲自设计的商标：一株向上生长的青霉菌，缠绕着象征生命的橄榄枝。定价每毫升银元一角，相当于普通工人两天的工资。
质疑声从未停止。
中医馆的老大夫们联名在报纸上发文，斥责这种“西洋邪药”违背医理。
有人说这是用死人头发培养的霉菌，会让人中邪；还有谣言称，注射过青霉灵的人，后代会生出绿皮肤的怪物。
李恒泰的应对简单首接。
他在南京路开设了免费诊所，专门收治那些被医院拒收的重症感染者。记者们被允许进入诊所拍摄，当镜头记录下溃烂的伤口如何在一周内愈合时，那些荒诞的谣言不攻自破。
真正的转折点出现在楚云峰那次战争期间。
军队在旅顺港的伤兵营地爆发坏疽疫情，军医束手无策。
李恒泰提出用五十箱步枪换一千瓶青霉灵。
这笔交易让李恒泰的名字出现在了伦敦《柳叶刀》杂志上。
文章配图是上海工厂里排列整齐的发酵桶，标题写着：“来自东方的抗感染奇迹”。紧接着，法国军队的医疗队也来了，他们带来的不仅是订单，还有改进后的深层发酵技术。
陈敬之站在新建成的无菌车间里，看着管道中流动的透明药液，突然对李恒泰说：“我们应该把配方公开。”商人皱起眉头，但科学家坚持道：“这不是商品，是救命的东西。”
最终，他们在《中华医学杂志》上发表了完整的提取工艺，只保留了发酵菌株的专利。
这个决定让“青霉灵”在各地出现了仿制品，但也让这种救命药真正走进了寻常百姓家。
战乱中，陈敬之带着菌种辗转到了各地。
在防空洞改建的实验室里，他们研发出更稳定的冻干制剂，能在常温下保存半年以上。
这种黄色粉末状的“战时青霉”，被装在锡箔袋里，随着红十字会的医疗队送到了全国各地。
1928年，当弗莱明在伦敦发表青霉素研究成果时，李恒泰的工厂己经累计生产了超过一百万瓶青霉灵。
陈敬之在写给英国同行的信中附上了十年间的临床数据，那些记录着治愈率从15%提升到82%的表格，让西方科学界第一次正视中国的微生物研究。
李恒泰在上海创办的“恒泰医学院”，专门设立了微生物学系只为更好的发展医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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