岗厦村的傍晚总被一层灰黄色的油烟罩着。林晓棠推开出租屋的木门时，合页发出“吱呀”的哀鸣，像只被踩住尾巴的猫。楼道里的声控灯又坏了，上次报修是半个月前，房东说“等凑够三户一起修”，结果到现在还是黑黢黢的。黑暗中飘来邻居炒菜的“滋啦”声，混着麻将牌的碰撞声、小孩的哭闹声，像一锅熬坏了的粥，稠得让人喘不过气。
她的出租屋在三楼拐角，八平米的空间被塞得满满当当。折叠床占去一半，床垫上有个她睡出来的浅坑，露出里面泛黄的弹簧。墙角的衣柜是二手市场淘来的，柜门歪着，关不严实，露出里面挂着的几件洗得发白的衬衫。唯一的电器是台老式窗式空调，外壳锈得掉了漆，制冷时发出拖拉机般的轰鸣，整夜开着也只能让室温勉强降到30度。
林晓棠把帆布包扔在床沿，拉链没拉严，露出半截深圳湾1号的钥匙串，银色的“No.7”在昏暗中闪着冷光。她蹲下身，打开床底的行李箱——那是大学毕业时买的，轮子早就掉了一个，现在只能拖着走。箱子里的东西不多：母亲的降压药，用牛皮纸袋装着，药板被挤压得变了形；几本卷了边的CPA教材，《税法》的书脊上有个咖啡渍，是去年熬夜复习时洒的；还有那本用了三年的记账本，封面是硬纸板的，被磨得露出了纤维。
她把东西一件件往箱子里塞。母亲的降压药放在最底层，上面压着CPA教材，记账本被她夹在《会计》和《审计》中间，像个见不得人的秘密。记账本的第一页写着“2023年目标：存够母亲手术费30万”，后面跟着密密麻麻的收支记录，蓝色水笔写收入，红色水笔写支出：“代驾收入+200”“给母亲买药-860”“交房租-1500”“兼职发传单+150”……每一笔都带着汗味，像她踩在城中村巷口的脚印，歪歪扭扭，却扎实。
突然，头顶的灯泡闪了两下，发出“滋滋”的电流声，灭了。整栋楼瞬间陷入一片黑暗，紧接着爆发出此起彼伏的抱怨声：“怎么又断电了！”“热死了！物业死哪里去了！”“我的麻将还没胡呢！”林晓棠摸黑去摸床头的手电筒，指尖却碰到了桌角的碘酒瓶——那是上次给母亲换药剩下的，棕色的玻璃瓶装着半瓶碘酒，瓶塞早就松了。
“啪嗒”一声，瓶子摔在地上，玻璃碎裂的脆响在黑暗中格外刺耳。棕色的液体顺着地板的裂缝流开，像条细长的蛇，爬过床脚，爬上那本从箱子里掉出来的记账本。林晓棠慌忙摸出手机，打开手电筒功能，惨白的光柱下，她看见碘酒己经浸透了记账本的后半部分，把上面的字迹染成了深褐色，像块干涸的血渍。
她伸手去捡记账本，指尖被碎玻璃划了道口子，血珠涌出来，滴在碘酒染脏的纸页上，红棕交织，像幅狰狞的画。其中一页写着“尊严=30万？”，是上个月在借贷公司碰壁后写的，问号的钩上还被她用力描了三遍，现在被碘酒泡得发胀，那个问号像只眼睛，在黑暗中死死盯着她。
“该死！”林晓棠咬着牙骂了句，把记账本往地上一摔，却又立刻捡起来——这是她在深圳五年的全部痕迹，是她咬牙坚持的证明，是她区别于那些“走捷坚”的人的最后防线。她用衣角去擦纸页上的碘酒，却越擦越脏，墨迹晕开，把“+200”“-860”都变成了模糊的色块，像她此刻混沌的脑子。
窗外突然亮起一片璀璨的光。林晓棠走到窗边，掀开那块洗得发白的蓝格子窗帘——窗帘是大学时的床单改的，边角己经磨破了。光柱穿过密集的握手楼，在对面的墙面上投下斑驳的光影，像个巨大的发光牢笼，把岗厦村困在里面。62楼的位置尤其亮，那是深圳湾1号的方向，她知道，顾世城可能正坐在那间样板间里，喝着威士忌，看着这片被灯光淹没的城中村，像看一群蝼蚁。
手机在这时震动起来，屏幕上跳出顾世城的名字，像个催命符。她划开接听键，听筒里传来他漫不经心的声音：“司机在楼下等你，搬完了吗？”
林晓棠看着窗外那片刺眼的光，又低头看了看手里被碘酒染脏的记账本，突然觉得很可笑。她花了五年时间去攒那30万，去相信“一分耕耘一分收获”，去维护那点可怜的“尊严”，可在顾世城的钥匙和手术费面前，这些东西脆弱得像张纸，一撕就破。
“再等十分钟。”她对着手机说，声音沙哑得像被砂纸磨过。
林晓棠把记账本小心翼翼地放进帆布包的最底层，上面压着母亲的降压药和自己的会计证——会计证的照片上，她还扎着马尾，穿着白衬衫，眼神干净得像口井。她拉上行李箱的拉链，金属咬合的“咔哒”声在寂静的房间里格外清晰，像在给过去的自己盖棺定论。
黑暗中，她摸到床底下的一个纸箱，里面是些旧物：父亲的红木算盘，珠子被磨得发亮；母亲织的围巾，毛线早就起了球；还有大学毕业时和苏雯的合影，两个穿着学士服的女孩挤在一起，背后是“信以立志，诚以待人”的校训石。她犹豫了一下，把照片塞进帆布包的侧袋，压在那串钥匙上面——苏雯的脸在黑暗中看不真切，只有校训石上的刻字还隐约可见。
走到门口时，林晓棠回头望了一眼。黑暗中的出租屋像个熟悉的拥抱，墙壁上贴着她大学时的奖状，“优秀学生”“奖学金”的字样在手机光下泛着微光；衣柜里挂着她第一份工作时穿的西装，虽然袖口磨破了，却被她洗得干干净净；折叠床的床垫上，那个她睡出来的浅坑，像个温柔的提醒——这里有她的汗，她的泪，她没被污染的日子。
她突然想起刚搬来时的情景。那天也是个夏天，她拖着这个破行李箱，从火车站一路问到岗厦村，汗湿透了衬衫，黏在背上像层壳。房东打开这间屋的门时，她闻到一股霉味，却还是笑着说“挺好的”——那时她相信，只要努力，总有一天能搬出这里，住进有阳台、有独立卫生间的房子，而不是靠男人的钥匙。
楼道里还是一片漆黑。邻居们举着手电筒骂骂咧咧，有人在点蜡烛，橘黄色的火光在黑暗中摇曳，映出一张张疲惫却鲜活的脸：卖水果的张阿姨在骂物业，开杂货店的王叔在找蜡烛，三楼的小夫妻在给孩子扇扇子，嘴里哼着跑调的摇篮曲。林晓棠的行李箱在台阶上磕磕绊绊，没了轮子的那侧在地上拖出“沙沙”的声响，像在和这个地方告别。
走到二楼时，她遇见了住在对门的李姐。李姐是做钟点工的，手里总提着个装清洁工具的桶，此刻正举着手机照明，桶里的抹布掉了出来，沾了一地灰。“晓棠，搬东西啊？”李姐的声音带着喘息，“这破楼又断电，热死了，要不先来我家坐会儿？我刚买了冰棒。”
“不了李姐，我还有事。”林晓棠的喉咙发紧，“我妈……我妈要做手术了，去那边照顾她。”
“那太好了！”李姐的声音亮起来，“早就该去好医院了，你这孩子太苦了。缺钱跟姐说，姐这里还有点积蓄。”她的手在围裙上擦了擦，想拉林晓棠，却又不好意思地缩了回去。
林晓棠点点头，没敢再说什么，怕一开口就哭出来。她拖着行李箱继续往下走，李姐的声音在身后响起：“晓棠，有空回来看看啊！”
走出单元门时，潮湿的热浪扑面而来，夹杂着垃圾桶的酸腐味和路边烧烤摊的油烟味。岗厦村的夜市己经摆了出来，卖炒粉的阿叔在颠勺，火光映红了他的脸；穿拖鞋的女人在讨价还价，手里拎着刚买的青菜；几个年轻人蹲在路边吃西瓜，汁水顺着下巴滴在地上。这是她住了五年的地方，嘈杂，拥挤，充满了生活的烟火气，像个吵吵闹闹的大家庭。
顾世城的司机站在黑色迈巴赫旁，白衬衫熨得没有一丝褶皱，看见她出来，立刻躬身打开后备箱。行李箱被放进去时，发出“哐当”的声响，像块被丢弃的垃圾。林晓棠拉开车门，坐进后座，真皮座椅的凉意透过薄薄的牛仔裤渗进来，激得她打了个寒颤。
车子驶离岗厦村时，她回头望了一眼。黑暗中的城中村像片沉睡的海，只有零星的烛光在闪烁，像落在海里的星子。而远处的深圳湾1号灯火通明，62楼的灯光像颗悬在夜空的钻石，冷得没有一点温度。
手机屏幕亮了一下，是医院的短信：“林建国家属您好，您母亲的术前准备己就绪，请于周一早8点到国际部办理手续。”林晓棠盯着那条短信，指尖划过屏幕，突然想起母亲总说的“人活一辈子，图个心安”。可她现在的心，像被碘酒染脏的记账本，又黑又皱，再也回不到最初的干净了。
帆布包侧袋里的钥匙硌得腰侧生疼，林晓棠摸出来，借着车窗外的光，看着那个小小的“No.7”。原来她不是第一个，也不会是最后一个。顾世城的情人像流水线上的产品，按编号排列，用完即弃，而她，只是其中一个。
车子经过深圳湾大桥时，林晓棠打开车窗，晚风吹进来，带着海水的咸味。她把那串钥匙紧紧攥在手里，金属的凉意透过掌心渗进来，像道永远也褪不去的刺青。记账本在帆布包里硌着后背，父亲的红木算盘、母亲的围巾、大学的照片……这些东西像针，扎得她心口发疼。
她不知道这条路能走多久，也不知道等待她的是什么。她只知道，下周一，母亲就能顺利手术了。这就够了。
深圳湾1号越来越近，那片璀璨的灯光像张开的网，一点点将她吞噬。林晓棠闭上眼睛，黑暗中，她仿佛又看见岗厦村的烛光，看见记账本上那些歪歪扭扭的字迹，看见照片上校训石的刻字——“信以立志，诚以待人”。这些东西，她好像正在一点点失去，像指间的沙，握得越紧，漏得越快。
但她别无选择。在生存和尊严之间，她选了能让母亲活下去的那个。至于灵魂的重量，或许在深圳这座城市，本就不值钱吧。
车窗外的霓虹映在她脸上，一半亮，一半暗，像她此刻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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