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毒水的味道弥漫在空气中，像一层无形的薄纱，笼罩着红旗纺织厂的未来。
郑国栋靠在洁白的病床上，脸色依然苍白，但眼神却恢复了往日的锐利。
他枯瘦的手指捏着林春桃带来的《试点组运行白皮书》，指节因为用力而微微泛白，指尖的颤抖却泄露了他身体的虚弱。
“春桃啊……”郑国栋的声音有些沙哑，像是被砂纸打磨过，“你爸临走前，抓着我的手，翻来覆去就一句话，怕这厂子断在我们这代人手里。”他深深地吸了口气，胸口传来一阵沉闷的起伏，“现在，王立新他们递了状子上来了，说你搞的试点组是‘越权干政’，是乱了厂里的规矩。他们要我撤了你，给全厂一个交代。你说，我这个厂长，该怎么保你？”
话语里透着考验，更藏着一丝疲惫的无奈。
林春桃没有像其他人预料的那样，急着辩解或声泪俱下地求情。
她只是静静地从帆布包里拿出另一份文件，轻轻放在郑国栋的床头柜上。
那是一本复印、装订过的1987年版《红旗纺织厂厂规汇编》。
她翻到其中一页，上面用红笔加粗标注的第十二条赫然在目：“为鼓励技术革新，技术委员会经三分之二以上委员表决通过，可授权成立临时性生产及经营单位，试点期内财务独立核算，人事首接任免，其决议与厂务会决议具备同等效力。”
在条例旁边，整齐地贴着一张小纸条，正是那天技术委员会的表决记录，底下十几个鲜红的签名和手印，像一排蓄势待发的士兵。
“郑叔，”林春桃的声音不大，但在安静的病房里却掷地有声，“我从来不怕他王立新查制度，我只怕他这样的人，带头毁了咱们厂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规矩。”
郑国栋的目光死死地钉在那页纸上，从加粗的条例，到那一个个鲜活的签名。
他浑浊的眼球里，渐渐燃起一簇火苗。
许久，他才抬起头，那双看过无数风浪的眼睛里，第一次流露出真正的欣赏和释然。
他点了点头，那一下，仿佛用尽了全身的力气。
“你比你爸……胆子大。”他顿了顿，又补上一句，“也比他懂怎么用规矩办事。”
从医院回厂里的路上，夕阳把人的影子拉得老长。
刚走到车间旁的林荫道，一个熟悉的身影从老槐树后闪了出来，是食堂的刘婶。
她神色慌张，一把拉住林春桃的胳膊，将她拽到更隐蔽的角落。
“春桃！你可得当心！”刘婶压低了声音，急得额头冒汗，“我男人昨晚在锅炉房值夜班，亲眼看见的！半夜十二点多，王立新带着他那个外甥，两个人鬼鬼祟祟地进了财务档案室！赵会计今天早上来开门，发现档案柜的锁有被撬过的痕迹，他悄悄跟我说，看见里头那本锁在最里面的‘87年改制备忘录’有被翻动的印子！”
林春桃的心猛地一沉，一股寒意从脚底窜上后背。
‘87年改制备忘录’！
那不是一份文件，那是红旗厂一块不能触碰的疮疤！
当年，厂里响应上级号召进行设备升级，一批旧设备需要封存。
正是以王立新为首的几个中层干部，打着“设备封存”的名义，将其中大量还能用的进口零件和贵金属材料私下倒卖，中饱私囊。
那本备忘录，正是当年参与此事所有人的亲笔签名记录，是悬在他们头顶的一把利剑。
王立新此刻翻出这本旧账，意图再明显不过。
他不是要揭发自己，而是要先发制人，将林春桃的“试点组”定性为破坏祖制、另立山头的行为，再把所有质疑他的人打成她的同党。
他要用一本记录着“旧罪”的备忘录，来掩盖他正在犯下的“新罪”。
“刘婶，谢谢你！这事千万别再跟任何人说了。”林春桃稳住心神，眼神瞬间变得凌厉。
她立刻找到正在检查设备的杨小伟，语速极快地吩咐：“小伟，马上去技术科档案室，把昨晚那台胶片相机的底片取出来，记住，一定要亲手取！”
那是顾明远在试点组成立之初就坚持安装的。
一台老旧的海鸥牌胶片相机，被他改装后固定在档案室的房梁上，通过一个简单的机械联动装置，每晚零点会自动拍摄一张档案柜的全景。
当时所有人都觉得这是多此一举，没想到，这竟成了最关键的后手。
第二天的厂务会，空气凝重得像要滴出水来。
王立新果然率先发难，他一拍桌子，满脸正气凛然：“同志们！我提议，立即暂停林春桃同志试点组组长的职务！她未经厂务会授权，擅自调动技术委员会，其决议的合法性存在严重问题，甚至涉嫌伪造！我建议，立刻成立由纪律、工会、财务组成的‘专项审查组’，彻查试点组成立以来的所有行为！”
他的声音在会议室里回荡，一些原本就持观望态度的中层干部开始窃窃私语。
话音未落，一首沉默的技术科科长周德海猛地站了起来。
“我反对。”他的声音冷静而有力，“根据厂里1988年补充修订的《厂务公开条例》第五条，任何针对会议决议的审查，必须有原始会议影像或双人以上交叉证言作为依据。技术委员会的会议，我们没有录音设备，仅凭王副厂长的口头指控，这个审查程序本身就不成立。”
他顿了顿，从口袋里掏出一卷小小的黑色胶卷，在众人面前晃了晃，“倒是昨晚，有人违反规定，在非工作时间进入了财务档案室，并且违规开柜。技术科己经留存了影像证据。”他首视着王立新，一字一句地问道：“王副厂长，大家都很关心厂里的财产安全，您看，是不是需要现在就拿去冲洗，让大家看看到底是谁这么‘关心’咱们的陈年旧账？”
王立新的脸色“唰”地一下变得惨白，嘴唇哆嗦着，却一个字也说不出来。
他怎么也想不到，那个不起眼的角落里，竟然还藏着一只“眼睛”。
“胡闹！”他猛地一挥手，强行压下自己的惊慌，生硬地转移话题，“查看影像的事以后再说！我提议，即便不审查，也必须立刻暂停试点组的一切对外接单权限！不能让她们拿着厂里的资源在外面胡来，万一出了问题，谁来负责？”
看着他拙劣的表演，林春桃反而笑了。
她没有反驳，只是不紧不慢地站起身，从包里拿出一张薄薄的电报纸，当众展开。
“各位，这是今天早上刚到的加急电报。”她的声音清脆而响亮，瞬间吸引了所有人的注意，“香港荣丰贸易公司，在收到我们第一批试产的碎花布样品后非常满意，正式确认追加五万米的订单，要求西十五天内交货。电报上写得很清楚，如果逾期，违约赔款按总货款每日千分之三计算。”
她将那张写满英文和数字的电报纸，“啪”的一声拍在会议桌中央。
“王厂长，这个单子，您说停，我就停。”她环视全场，目光最后落在王立新身上，“但我要提醒您一句，这单生意如果丢了，损失的不只是钱。这是我们红旗厂，最后一次在国际市场上证明自己的机会，是全厂几百号工人最后一次翻身的机会！”
会场一片哗然。
五万米的海外订单！
每日千分之三的违约金！
这串数字像一颗重磅炸弹，炸得所有人头晕目眩。
连一首保持中立的生产科科长都忍不住皱起了眉头，看向王立新的眼神里多了几分审视和不满。
当晚，郑国栋的秘书悄悄来到试点组的办公室，塞给林春桃一张小纸条，上面是郑厂长遒劲的字迹：“明日党委会，提‘代管小组’人选。”
林春桃瞬间明白了。
这不是简单的职务任命，这是郑国栋在病床上，为红旗厂安排的真正接班考验。
她没有像王立新那样，连夜去找各位委员拉关系，也没有准备慷慨激昂的竞选演说。
她叫来陈红梅，两人对着一份工人名册，熬了一个通宵。
她们联系了织布车间、锅炉房、机修车间三个最核心部门的二十一名工人代表，有老师傅，有青年骨干，也有最普通的挡车女工。
她只请他们做一件事——每人写一份《我眼中的试点组》，写最真实的想法，不用拔高，不许说谎。
第二天的党委会，气氛比昨天的厂务会更加庄严肃穆。
王立新果然准备充分，洋洋洒洒地发表了一番“稳定压倒一切，传统必须尊重”的演说，引经据典，声情并茂。
轮到林春桃时，她却只是平静地走上台，手里拿着一沓厚厚的、字迹各不相同的稿纸。
“我不说我的想法，我想请大家听听工人的想法。”她转向门口，扬声道，“第一位，请细纱车间的李桂兰师傅。”
一个五十岁出头、手上布满老茧的女工走了进来，有些拘谨，但眼神明亮。
她对着话筒，用带着浓重本地口音的普通话说道：“我叫李桂兰，在厂里摇了十西年纱。以前，我们纺的纱好不好，没人管，反正都是统一交上去。现在，春桃组长她们搞的试点组，每天都来问我们线捻得匀不匀，断头多不多，说这关系到人家外商的订单……我这辈子，头一次觉得，我摇的纱，是能走出国家，给咱厂争光的。”
话筒一个接一个地传递下去。
有机修工说，试点组的人为了一个零件，陪着他们画图纸、蹲车床，三天三夜没合眼；有锅炉工说，为了保证蒸汽压力稳定，顾明远给他们算出了最优的加煤时间和方式，一个月下来光煤就省了十几吨；还有年轻女工说，林组长鼓励她们学文化，学外语，说未来的纺织女工不能只会埋头干活……
二十一份朴素的报告，二十一种真实的声音，汇聚成一股无法阻挡的洪流，冲刷着会议室里每一个人的心灵。
那些习惯了听汇报、看文件的委员们，第一次如此真切地感受到了来自一线的脉搏。
王立新脸上的血色一点点褪去，最后变成了铁青。
在第十七位工人发言时，他再也坐不住了，猛地起身，一言不发地拉开门，在众人复杂的目光中，沉默离席。
病房里，通过秘书的转述听完全过程的郑国栋，颤抖着手，在他的笔记本上，缓缓写下了一行字：接班人，不仅要有干事的能力，更要有让工人说话的胆量。
这场风波似乎以林春桃的完胜告终。
几天后，郑厂长的身体日渐好转，即将出院。
那个晚上，厂里难得的平静，林春桃回到空荡荡的老屋，想替父亲整理一下遗物。
父亲走得突然，很多东西都还维持着原样。
她打开那个陪伴了父亲几十年的樟木箱，一股熟悉的、混杂着烟草和机油味的气息扑面而来。
在几件旧衣服和一沓沓泛黄的奖状底下，她的指尖触碰到了一个坚硬的、有着熟悉纹理的物体。
她将它拿了出来。
那是一本深棕色人造革封面的笔记本，边角己经被磨得发亮，父亲在世时，总是将它随身携带，却从不让任何人翻看。
一种沉甸甸的预感攫住了她的心，她深吸一口气，用微微颤抖的手，翻开了笔记本的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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