绍统十八年深秋，当南国的广州城正为共和国的诞生而万众欢腾之际，在帝国北方广袤而荒凉的土地上，另一股势力正在绝望与不甘中进行着最后的集结。帝国的中枢己然崩塌，龙椅空悬，但旧时代的幽灵并未轻易散去。在残破的汴梁城之外，那些依然效忠于赵宋皇室、视共和为 “无父无君之乱政” 的残余力量——主要由部分北方边军、勋贵、以及极端保守的士大夫组成，正试图在漫天风沙与凛冽寒风中，擎起一面褪色而残破的龙旗，做一场力挽狂澜的最后幻梦。
消息是经由九死一生的信使，穿越了军阀混战、盗匪如毛的中原大地，才抵达这塞上边城——陕北榆林府的。信使带来的，是汴梁城破、绍统皇帝“龙驭上宾”的噩耗，以及狄青集团在北方日趋孤立、内部火并的混乱局势。这消息如同一道霹雳，击中了聚集在此地的前陕甘总督杨昌浚、蒙古郡王僧格林沁、以及一批从汴梁逃出的宗室子弟和守旧文官。
短暂的震惊和悲恸之后，一种病态的亢奋在这群孤臣孽子中弥漫开来。在他们看来，绍统帝驾崩而无子嗣，正是 “天命更始” 的征兆，而南方“僭越”称共和，更是 “乾坤颠倒，人伦尽丧” 。他们坚信，只要迅速拥立一位赵氏正统血脉，就能 “重整纲常，凝聚人心” ，与南方的“乱党”和北方的“权奸”抗衡。
目光落在了随宗室逃难而来的、年仅三岁的镇国公赵樾身上。他是己故某位亲王的幼子，血统上算是绍统皇帝的堂侄，在混乱中成了 “最合适” 的象征物。在榆林镇守使衙门临时布置的“行在”内，一场仓促而简陋的“拥立大典” 举行了。杨昌浚、僧格林沁等人率领残存的文武官员，对着懵懂无知、尚需乳母抱持的幼童三跪九叩，涕泪交加地宣布：
“恭请镇国公承继大统，续延赵宋国祚，定年号‘宣统’，诏告天下，共讨国贼，光复旧物！”
就这样，一个年仅三岁的宣统皇帝，在这塞北孤城中，被一群走投无路的旧时代遗老，推上了历史的前台。这场仪式，没有紫宸殿的庄严，没有万国来朝的盛况，只有边塞的狂风呼啸和参与者脸上那种混合着虔诚、绝望与自我感动的扭曲神情。它更像是一场精心编排的悲剧序幕，而非一个新时代的开端。
榆林府地处要冲，但也易攻难守，且靠近势力错综复杂的山西。保皇派深知，以他们微弱的力量，根本无法在中原立足。经过激烈争论，他们决定采纳僧格林沁的建议：全军西撤，退入黄河“几”字弯内的河套平原，以宁夏府 为临时都城。
“河套之地，水草丰美，易守难攻，且连接漠南蒙古，可为我臂助。昔年西夏据此可抗宋辽金，今日我等亦可据此徐图恢复！” 僧格林沁指着简陋的地图，声音沙哑却充满一种游牧民族式的坚韧。
于是，这支由残兵败将、宗室眷属、老旧文官和少量追随的百姓组成的奇特队伍，开始了悲壮而又狼狈的西迁。队伍中，有铠甲破旧但眼神倔强的边军老兵，有乘坐骡车、面色惶恐的王府女眷，有捧着儒家经典、一路哀叹“礼崩乐坏”的老学究，更有拖家带口、不知前路在何方的流民。队伍浩浩荡荡，却又凄凄惶惶，如同历史上无数次王朝末路的迁徙重演。
他们最终抵达了宁夏府。在这里，杨昌浚等人勉强搭建起一个微型朝廷，设立了简陋的六部架子，任命了一大堆有名无实的官员。他们发行“宣统通宝”钱币，加征苛捐杂税，试图维持这个小朝廷的运转。然而，河套地区本就地瘠民贫，骤然增加如此多的“吃皇粮”的人，民生凋敝，怨声载道。所谓的“朝廷”，其控制范围不出宁夏府周边百里，政令如同儿戏。
保皇派打出的政治旗号是 “扶宋灭洋，光复旧物” 。这个口号充满了内在的矛盾与时代的错位。
* 他们的目标是恢复旧的帝国秩序，但这秩序正是导致帝国崩溃的根源。他们提不出任何解决当时尖锐社会矛盾的新方案，只能空谈“仁义道德”和“祖宗成法” ，这在内忧外患、民不聊生的现实面前，显得苍白无力。
* “灭洋”： 这更是一个无法完成的任务。列强的势力早己渗透内地，而保皇军自身装备落后、粮饷匮乏，连生存都成问题，何谈“灭洋”？他们甚至需要偷偷与某些外国商行交易，以获取急需的武器和药品，这无疑是对其口号的巨大讽刺。
他们的生存策略，实际上是依附于地方军阀和蒙古王公的庇护。杨昌浚等人不得不极力拉拢盘踞西北的“马家军” 和漠南蒙古各部，许以高官厚禄 ，换取其名义上的归附和不攻击的承诺。这种关系极其脆弱，各方势力不过是利用“保皇”这面破旗来为自己的割据寻找合法性而己。一旦无利可图，联盟顷刻瓦解。
退守河套的保皇政权，其存在本身，就是一幅帝国黄昏的凄惨缩影。
* 军事上： 所谓的“官军”，主要是杨昌浚的旧部和收编的土匪溃兵，装备着老式的抬枪、劈山炮，缺乏训练，士气低落。偶尔对周边地区进行 “征粮” ，形同土匪抢掠。与南方共和国的新军、甚至北方狄青残部的装备相比，差距犹如隔代。
* 政治上： 内部倾轧不断。僧格林沁代表的蒙满勋贵与杨昌浚代表的汉族官僚矛盾重重；随行的宗室则过着醉生梦死的生活，依然摆着天潢贵胄的架子，为一点微薄的供给争吵不休。
* 外交上： 他们向列强发出“求援”照会，希望获得承认和援助，但被列强视为“不合时宜的出土文物” ，根本不予理睬。南方共和国视其为 “前朝余孽” ，北方狄青集团则斥之为 “伪朝” 。他们彻底被孤立于国际社会和历史潮流之外。
那个被拥立的宣统小皇帝，在空旷的“皇宫”里，由几个前宫女照顾着，偶尔被抱出来，接受群臣形式上的朝拜。他完全不明白周围发生的一切，他的存在，仅仅是一个象征符号，一个旧时代不肯散去的执念的化身。
保皇军在西北一隅的挣扎，是一场注定失败的悲喜剧。他们试图用过去的方法应对全新的、前所未有的变局，其努力越是“悲壮”，就越显其不合时宜与迂腐可笑。他们就像堂吉诃德，挥舞着长矛冲向风车，自以为在捍卫骑士的荣耀，实则不过是时代浪潮褪去后，搁浅在沙滩上的一枚顽固的贝壳。
他们的存在，并未能延缓共和的步伐，也未能真正“光复”任何旧物，反而以其自身的窘迫和失败，更加反衬出帝制无可挽回的灭亡命运和共和道路的必然性。当南方的共和国在艰难中探索新生时，北方的这片土地，仍在帝制的残梦里徒劳地抽搐。历史的车轮，终将无情地碾过这最后的障碍，驶向一个他们无法理解、也无法接受的未来。黄昏的最后一丝余晖，即将被漫长的黑夜彻底吞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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