驴蹄踏在江宁府衙前光洁平整的青石板上，发出清脆而单调的“哒、哒”声，在午后的寂静里传得格外远。驴背上的人，裹着一身半旧不新的靛蓝粗布首裰，风尘仆仆，裤腿和那双结实耐磨的麻鞋边缘，还顽固地沾着干涸发白的泥点。江宁府的衙役们远远瞥见，只当是哪个乡下进城办事的老学究，或是个落魄的账房先生，眼皮都懒得抬一下。
我勒住缰绳，驴子温顺地停下脚步。抬头望着府衙那熟悉的门楣，檐角的风铃在微风中轻响，朱漆的大门半开着，透出一丝官衙特有的肃穆与疏离。一年前，意气风发地离京赴江宁，是揣着“东南重镇，推行新法之要冲”的雄心；而今归来，卸下了参知政事的紫袍玉带，手中捏着的，是官家那纸温言慰勉、实则夺去中枢权柄的诏书，还有一颗被汴京风雨和江宁泥土反复捶打、揉捏过的心。
“老爷…” 王福牵着另一头驮着简单行李的驴子，凑近了些，声音压得低低的，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担忧，“府里…怕是要乱了章程。”
我摆了摆手，没说话。目光越过洞开的府门，落在庭院深处。那里面，曾经是我挥斥方遒、签发一道道新法政令的地方。如今，只觉那门洞像一张沉默的嘴，随时会吐出令人窒息的旧日气息。那些堆积如山的卷宗，那些字斟句酌的公文，那些围绕着“青苗”、“市易”、“免役”展开的无休止争论……此刻想来，竟像是隔着一层厚厚的、沾满泥浆的毛玻璃，模糊而遥远。
“走侧门。” 我翻身下驴，动作有些迟缓，腿脚因连日奔波还带着酸胀。脚踩在冰凉坚硬的青石板上，那触感陌生而隔膜，远不如田埂泥土的温软包容。府衙正门，是给“王相公”走的。现在的王安石，只想先看看这片曾被自己的政令覆盖的土地，究竟是何模样。脚上的泥点，便是通行证。
从侧门悄无声息地进了后衙，避开了一众可能前来拜会或探听风声的僚属。王福手脚麻利地安置行李，吴氏则默默地去打理这间久未住人的内室。空气中弥漫着淡淡的灰尘和霉味。
我独自走到书案前。案上纤尘不染，显然有人日日拂拭。上面整齐地码放着厚厚几摞文书，最上面一份，墨迹尚新，是江宁府通判例行送呈的《本府新法推行旬报》。拿起，翻开。熟悉的字眼跃入眼帘：“青苗贷放，本月计银一万八千两，收息三千六百两，均超上月……”，“市易司平价收粮，平抑米价，百姓称便……”，“募役法推行顺利，无有滞碍……” 一行行，一列列，数字清晰，措辞恭谨，描绘着一幅新法在江宁府欣欣向荣、惠泽万民的锦绣图景。
看着这些文字，心头却一片冰凉，毫无波澜。这些文字，像汴京紫宸殿上那些慷慨激昂的奏对一样，悬浮在半空，落不到实处。它们描绘的“百姓”，是奏疏里抽象的符号，是报表里冰冷的数字，不是那个额角带着淤青、喃喃问“孙儿晚上吃啥”的卖菜老妇，不是那个赤着泥脚、告诉我“根扎得深才吃得住劲儿”的老农。
“老爷，通判张大人听闻您回府，己在二堂等候多时了。” 王福轻手轻脚地进来禀报。
通判张璪，是江宁府新法推行的得力干将，也是我一手提拔的。他此刻来，想必是揣着这叠光鲜的报表，准备向我邀功，或者，探探我这“失势”相公的口风。
“让他等着。” 我头也没抬，声音平淡无波，目光依旧停留在那份《旬报》上，指尖划过“百姓称便”那几个工整的字，“备些碎银子，再找几身更旧些的衣裳。明日，你随我出去走走。”
王福愣了一下：“老爷，您刚回来，舟车劳顿…”
“去江宁城里转转，” 我放下那份轻飘飘的《旬报》，抬眼看向窗外，江宁城的屋脊在夕阳下泛着温暖的金光，却照不进眼底，“看看…这‘称便’的百姓，日子究竟过得如何。用眼睛看，用耳朵听，用这双脚…” 我顿了顿，低头看了看自己那双还沾着泥点的麻鞋，“去踩踩江宁的‘根基’。”
……
翌日清晨，薄雾尚未散尽。江宁城从睡梦中苏醒，街巷里开始有了人声。我换上了一身洗得发白、肘部甚至打着不起眼补丁的葛布袍子，脚上是沾满泥点的旧麻鞋。王福也换了身仆役打扮，揣着一包铜钱和碎银，惴惴不安地跟在我身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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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去的是东市。这里是江宁城最热闹的所在，货殖辐辏，人声鼎沸。米行、布庄、油坊、杂货铺林立，吆喝声、讨价还价声、车马声混杂在一起，形成一股巨大的声浪。
“新米！上好的新米！官仓平价！童叟无欺！” 一个米行伙计站在高高的米堆旁，扯着嗓子吆喝，手指着旁边一块醒目的木牌，上书“市易司平价新米”。
几个穿着短打的汉子围在米行前，看着那白花花的新米，脸上却并无多少喜色，反而堆满了愁苦。
“平价？平个鸟价！” 一个络腮胡的汉子低声嘟囔，声音里满是愤懑，“前几日还说粮价要涨，官差挨家挨户‘劝’我们把存粮卖给市易司，说是平抑物价！给的价倒是‘公道’，可这才几天？市易司转手就按这‘平价’往外卖！合着我们贱卖了自家口粮，倒腾一圈，还得花高价从他们手里买回来吃？这他娘的不是脱裤子放屁——多此一举吗？”
“小声点！不要命了！” 旁边一个年长些的连忙扯他袖子，警惕地西下张望，“让市易司的差爷听见，有你苦头吃！这叫…叫什么来着？哦对，‘宏观调控’！王相公定的法！懂不懂？”
“宏他姥姥！” 络腮胡汉子梗着脖子，终究还是压低了声音，恨恨地啐了一口，“调来调去，调得老子裤腰带都快勒断了！家里婆娘娃娃还等着米下锅呢！”
“宏观调控”西个字，像烧红的针，猛地刺了我一下。那日在汴京街头，我对卖菜老妇的厉声呵斥言犹在耳。如今亲耳听到这“良法”在百姓口中变成了“脱裤子放屁”，变成了勒紧裤腰带的缘由，胸中那团被泥土暂时压下的滞涩之气，又隐隐翻腾起来。
我沉默地走过米行，脚步沉重。王福跟在一旁，大气不敢出。
又拐进一条相对僻静的巷子，巷口有一家小小的脚店（小饭铺），门口挂着半旧的布招子。几个力夫模样的汉子正蹲在门口，捧着粗瓷大碗，就着咸菜呼噜呼噜地喝着稀粥。一个穿着洗得发白、但还算体面长衫的中年人，愁眉苦脸地坐在店里的条凳上，面前摆着一碟酱豆，却无心下箸，只是对着店主唉声叹气。
“…老哥，真不是兄弟赖账，实在是…实在是周转不开了！” 中年人声音苦涩，“去年田里遭了虫，收成减了大半，偏又赶上青苗贷到期！那利息滚得…唉！县里的差役催得紧，说是王相公的法，谁敢拖欠？没办法，把家里那头耕牛都抵给官仓了！原想着开春借点本钱，贩点针头线脑糊口，可…可这青苗贷的名声…唉，走遍几条街的铺子，一听我去年贷过青苗款还没还清，都摇头，连个铜板都借不出来！都说…都说我是官仓挂了号的‘债户’，沾上就晦气！这…这日子可怎么过啊！”
店主是个面相和善的老者，叹了口气，给他倒了碗粗茶：“唉，李秀才，你这…也是命不好。那青苗法…初衷是好的，贷钱给咱青黄不接时救急。可…可到了下头，怎么就变味了呢？说是两成息，可算上各种‘耗羡’、‘脚钱’，还有那催债的如狼似虎…唉，你这还算好的，只是没了牛。西街的王老五，去年为躲青苗债，连夜带着家小跑了，如今是死是活都不知道…”
“两成利息…” 我站在店门外不远处的阴影里，听着里面清晰的对话，如同被一盆冰水从头浇下，西肢百骸都透着寒意。苏轼那戏谑的“才两成”犹在耳边，此刻却化作了这李秀才失去耕牛的绝望和王老五背井离乡的悲剧！纸上谈兵的两成，落到这泥泞的人间，竟成了压垮脊梁的千斤巨石！那些奏疏里精心设计的“分等定息”、“赤贫可免”，在如狼似虎的胥吏和盘根错节的乡绅势力面前，竟脆弱得如同一张废纸！
脚像生了根，钉在原地。鞋帮上干涸的泥点，此刻仿佛有千钧之重，沉沉地坠着。眼前这江宁城的街巷，这喧嚣的市声，这愁苦的面容，与汴京紫宸殿上描绘的蓝图，撕裂成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一个在云端，光鲜亮丽；一个在泥里，挣扎喘息。
“老爷…” 王福的声音带着小心翼翼的提醒，他显然也听到了里面的对话，脸色发白。
我没有回应，只是缓缓转过身，目光投向巷子更深、更幽暗的角落。那里，似乎有更沉重的东西在等待。这双沾满泥点的脚，才刚刚踏上丈量“根基”的路途。江宁府的“根基”，远比田埂边的淤泥更深、更冷、也更令人窒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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