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阳，初雪。
晶莹的雪花悄无声息地覆盖了太学的琉璃瓦和苍松翠柏，却丝毫无法减弱“译经院”内那场关乎帝国文化战略的辩论的热度。暖阁内，炭火烧得正旺，茶香与墨香混合，与窗外清冷的雪景形成鲜明对比。
辩论己持续了整整三天。议题核心，仍是佛经翻译中的“格义”问题——如何用中原固有的儒家、道家概念，去比附、翻译佛经中的术语，以及其中涉及的冲突。
“荒谬！绝不可再以‘无为’译‘涅槃’！”一位年轻气盛的儒家博士愤然道，“道家之‘无为’，乃顺应自然，不妄为；佛家之‘涅槃’，乃寂灭解脱，超脱轮回！二者形似而神非！长期混用，必使学子概念混淆，非驴非马！”
“阿弥陀佛！”天竺高僧竺法兰缓缓摇头，“言语道断，心行处灭。佛法真义，本非言语可尽诠。‘格义’之法，虽非至善，然乃引中土士人入门之方便法桥。若一味执着于名相差异，恐拒人千里之外。”
“方便法门，亦不可偏离根本！”严佛调再次挺身而出，他手中拿着一卷刚刚由格物院几位算术博士协助校验修订的《佛说数经》新译本，“诸位请看！此经中涉及大量宇宙时空、数量概念之论述，旧译模糊，甚至错误百出。今借格物院《算经》之理校勘，以‘刹那’、‘劫波’对应时间刻度，以‘三千大千世界’之数理模型阐释宇宙广袤，岂不更加精准明晰？此非‘格义’，而是‘格物’以助‘格义’！既合佛法本真，亦显我汉家格物精神！”
他又拿起另一卷稿本：“再如这‘五戒’之‘不杀生’。若只简单对应儒家‘仁’，略显空泛。今可注解为：仁者爱人，亦爱万物，乃天地好生之德；格物之学亦证，万物相连，杀伐过甚，破坏生态（如过度渔猎），反噬自身。故此戒，合仁心，亦合天理！如此阐释，儒家博士可接受？佛门大德可认可？”
严佛调的方法，巧妙地将佛学概念纳入诸葛亮倡导的“格物致知”体系，用汉家固有的理性精神和实用主义来理解和阐释佛法，既避免了生硬的比附，又为其赋予了新的、能被士人理解和接受的内涵。
阁内一时陷入沉默。儒家博士们沉吟不语，仔细品味着这种新颖的阐释方式。僧侣们则低声交流，觉得此法虽非传统，却似乎更能让佛法在中土扎下深根。
就在这时，阁门轻启，诸葛亮在费祎的陪同下，悄然步入。他并未打扰众人，只是静静走到一旁坐下，示意辩论继续。
众人的目光汇聚到丞相身上，等待着他的裁断。
诸葛亮羽扇轻摇，目光扫过案几上那几卷引发争论的经卷，缓缓开口，声音平和却自带千钧之力：
“义理之辩，愈辩愈明。然，译经非为清谈，乃为致用。佛学东来，如异域新木，移栽中土，需适应水土，方能枝繁叶茂。强以其原生形态塞入，必遭排斥；全然削足适履，又失其本真。严法师所言‘格物以助格义’，甚善。”
他拿起那卷《佛说数经》新译：“以我汉家擅长的算学、格物之理，理清其宇宙时空之说，使其清晰可解，此乃‘以夏变夷’，化其为我有。善。”
又指向关于“五戒”的注解：“以‘仁’释‘不杀生’，以‘礼’释‘敬三宝’，然需辅以格物实证、人情事理，使其不流于虚玄，而能指导日用伦常。此亦善。”
“然，”他话锋微转，目光变得锐利，“凡涉及悖逆人伦（如绝对出家弃亲）、荒诞不经（如某些神通幻术）、或易被巫觋利用惑乱民心者，当坚决剔除，或存而不译，或严加批注，阐明其不合中土国情之处。译经院之责，非照单全收，乃择善而译，创我‘新汉佛学’。”
他最终定调：“传令：译经之事，依严法师之法，广邀格物院精通数理、地理、医道之博士参与勘定注疏。最终译本，需经‘译经勘定局’三方（儒、释、格物）共审通过，方可刊行。刊印时，需附序言，阐明此经乃经大汉丞相府核准之‘正译’，其义理合于王化，有益世道人心。”
“谨遵丞相钧令！”阁内所有人，无论儒释，皆心悦诚服，躬身领命。一场可能演变为文化冲突的危机，再次被诸葛亮以高超的智慧和强大的权威，引导向融合与创新的轨道。
窗外，雪落无声。译经院内，梵钟再次敲响，与太学的钟声交织回荡，仿佛预示着一种崭新的、融合了汉家理性精神与天竺智慧的文化产物，正在帝国的中心孕育成熟，并将随着帝国的扩张，传遍西海，泽被苍生。这钟声，既是文明的交融，也是帝国文化软实力无声的扩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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