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帝国疆域前所未有的扩张，从倭岛到高原，从中亚到地中海东岸，无数语言各异、风俗迥异、律法不同的民族和城邦被纳入“大汉天下”的体系之内。如何有效治理这庞杂无比的帝国，避免其陷入分裂与混乱，成为一个日益紧迫的课题。武力征服与经济利诱可定一时，长久之治，则需依赖于一套行之有效、且能超越文化隔阂的规则体系。
洛阳，丞相府。
诸葛亮召集了廷尉、御史中丞、鸿胪寺卿、以及万国格物院中精通各国律法习俗的学者，进行一场关乎帝国未来的重要廷议。案头堆满了来自安西、安东、南海、吐蕃等各都护府收集的当地习惯法、宗教律典文本。
“诸位，”诸葛亮开门见山，羽扇轻点案上卷帙，“今疆域万里，民夷杂处。若以汉律绳之西夷，恐水土不服，激起变乱；若一味因俗而治，又恐政令不一，国将不国。故，需制一部《新汉律·西夷篇》，以为天下准绳。”
廷尉率先发言：“丞相明鉴。臣以为，夷狄之地，多有‘血亲复仇’、‘神明裁判’、‘奴役滥杀’等陋习，与我汉家‘仁恕’、‘证据’、‘生命至上’之根本相悖。此等恶俗，必须明令废除，概以《汉律》中杀、伤、奸、盗诸律论处，方能彰显王化，保护黎庶。”
一位来自天竺的学者（己归化）则提出异议：“廷尉大人所言虽善，然急切间恐难推行。譬如某些部落，视血亲复仇为荣誉，若骤然严禁，恐适得其反。是否可暂缓，或设定年限，徐徐图之？”
鸿胪寺卿补充道：“且各地商事纠纷繁多，度量衡、货币、契约方式皆不相同。需有统一之《商律》细则，公平处理胡汉商人纠纷，方能促进贸易，安定人心。”
万国格物院的学者则从“格物”角度提出建议：“律法之行，需赖精确之度量、清晰之记录。我格物院可制定标准度量衡器（尺、斗、秤），强制推行于互市、税收。推广廉价纸张与印刷术，用于印制律文、契约、案卷，使律令公开透明，有据可查。此乃‘格物’助‘律治’。”
诸葛亮仔细聆听着各方意见，沉吟良久，方缓缓道：“诸位所言，皆有之理。治大国如烹小鲜，不可不慎。《西夷篇》之制定，当遵循以下原则：”
“其一，底线原则：凡戕害人命（除战场及依法判决）、淫女、掠人为奴、大规模欺诈、背叛帝国者，无论胡汉，概以《汉律》核心条款严惩不贷！此乃不可逾越之红线！”
“其二，兼容原则：对于民间细故，如财产继承、婚姻聘娶、债务纠纷等，可酌情吸纳当地良俗善例，经都护府勘定，编入地方法规，报备中央。如吐蕃之‘赔命价’（用财物赔偿命案，替代部分死刑），若其部落皆认可，且能止歇仇杀，可有限度采纳，但需置于官府监管之下，防止富者横行。”
“其三，渐进原则：设立‘教化过渡期’。于各都护府广设‘律学讲堂’，招募胡人子弟，学习《汉律》精义，培养通晓胡汉律法之吏员。以案例判决，引导民众知法、守法。”
“其西，实用原则：即刻颁布《大汉通用商律》，统一度量衡、货币兑换、契约格式、仲裁程序。于各大商埠设立‘市舶司’、‘平准署’，依律管理市场，处理纠纷。”
“其五，证据原则：大力推广格物院之标准度量、计时、绘图、笔录技术。办案断案，需重物证、书证、人证链，逐步废除‘神明裁判’等陋习。”
诸葛亮的总结，勾勒出了一套既坚持核心原则、又灵活包容、注重实效的帝国法律融合框架。它并非生硬的照搬，而是一种先进的法治文明对多元文化的整合与提升。
廷议之后，一套庞大的立法工程迅速启动。《新汉律·西夷篇》及《大汉通用商律》的草案被飞速制定出来，经由快马和信鸽，发往各都护府征求意见，同时开始在安西、吐蕃等地试行。
效果并非立竿见影，冲突和阵痛在所难免。但在帝国强力的保障和巨大的经济利益驱动下，这套更加理性、公平、规范的律法体系，开始逐渐展现其生命力。胡商发现与汉官打交道更有规则可循，底层民众发现汉官真的会依据律法惩治欺压他们的贵族头人…“汉律”二字，开始超越“汉军”的威慑，成为一种新的、关于秩序和公正的象征，在万邦之中悄然流传。帝国的统治，正在从军事占领和经济控制，向着更深层次的法治与文化整合迈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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