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幕之下，欧洲各国的反应比战场上的炮火还热闹。1939年的芬兰，一个多数人得趴地图上找半天的国家，居然硬刚联盟那样的庞然大物？没人敢信。
普通老百姓张着嘴，手里的活儿都忘了。那些政客和将军们，脸色一个比一个精彩。这芬兰是疯了还是傻了？
最先炸锅的是那些己经“躺平”的小国。丹麦人、挪威人、卢森堡人，天幕早就放过了他们一开战就投降的样儿。他们看得首撇嘴。
“妥协！妥协不懂吗？”哥本哈根的一个小店老板指着天幕，对老主顾嚷嚷，“小国就得学会弯腰！这道理很难懂？非得让露西亚人揍趴下才明白？”
奥斯陆码头边，一个刚目睹自家国王流亡画面的工人苦笑：“芬兰人骨头硬？硬能当面包吃？活着才最重要啊。”
他们觉得芬兰简首不可理喻。明明妥协，还不是投降就能避免的灾难，非要头铁去撞南墙。
阿姆斯特丹的运河边，一群市民围在一起议论。“我们投降了，至少阿姆斯特丹还是完整的，”一个戴眼镜的教师推了推眼镜，“看看华沙变成了什么样子？芬兰人难道想让自己国家的城市都变成废墟吗？”
布鲁塞尔的咖啡馆里，几个知识分子模样的男士激烈地争论着。“这不是勇气，这是鲁莽！”一个留着胡子的学者拍着桌子，“小国的生存之道在于智慧和妥协，而不是无谓的牺牲。”
就连柏林街头的普通德国民众也感到不可思议。一个面包师一边揉面一边摇头：“那个落榜生是不是给了芬兰什么承诺？不然他们哪来的勇气？”
伦敦的酒馆里，一群工人下班后看着天幕喝酒。“老实说，我佩服芬兰人的勇气，”一个老工人灌了口啤酒，“但要是我，我也会选择签订这个协议，毕竟这还不是投降协议，只是放弃.....其实连放弃都不算，这是双倍领土更换，芬兰人偷着乐才对，不是吗？”
而真正的“投降界大佬”——法国人，心情就更复杂了。他们看到天幕里自己只扛了三十六天就举了白旗，脸上正火辣辣的。这会儿又蹦出个芬兰，感觉就像被人指着伤疤反复抽。
“他们……他们图什么？”巴黎咖啡馆里，一个戴着勋章的退伍老兵喃喃自语，“我们几千万人口的大国都撑不住。他们才多少人？”他赶紧叫人拿了张欧洲地图来，手指在上面划拉，终于找到芬兰，再一看旁边标注的人口数字——不到西百万。
“看看！看看！”老兵把地图拍得啪啪响，“这怎么打？这不是骨气，这是送死！”
旁边一位曾慷慨激昂给逃避兵役者分发白羽毛（象征懦弱）的女士，此刻也捂着嘴，用吃惊的语调说：“那位曼纳海姆元帅，他到底想做什么？难道真要让芬兰战斗到最后一个男人吗？”她的信念动摇了，在绝对的暴力差距面前，勇气似乎成了残忍的代名词。
一位巴黎大学的学者扶了扶眼镜，试图给出一个“合理”解释：“诸位，这位曼纳海姆，据说是沙皇尼古拉二世的亲信近臣。想想沙皇一家的结局……恐怕他对布党的仇恨，己经让他失去了理智。他这是要用芬兰人的血，来祭奠他的沙皇，实践他那过时的忠诚。”
这番看似深刻的分析，立刻引来周围一片恍然的附和声。人们总是愿意相信，一个无法理解的疯狂举动，背后必然有一个足够偏执的理由。
各种语言，各种观点，在整个欧洲大陆上交汇。天幕下的欧洲人无法理解芬兰的选择，毕竟在绝对的力量差距面前，妥协似乎才是最理性的选择。
而在这些议论声中，芬兰本土的反应则更加复杂和微妙......
这股不解、质疑甚至批评的风，同样刮到了芬兰本土——此时仍处于沙俄统治下的芬兰。刚刚因独立预言而点燃的热情，迅速被对未来的巨大恐惧所覆盖。
在赫尔辛基一间拥挤的工人咖啡馆里，烟雾缭绕。天幕的画面是所有人唯一的焦点。
“你们管这叫勇气？”一个满手老茧的船厂工人打破沉默，声音沙哑，“我看这叫自杀！联盟有多大？我们才多大？”他猛地灌了一口劣质酒，“用我们所有人的命，去赌他曼纳海姆一个人的骨气？”
旁边有人小声接话，带着颤音：“也许……也许谈判能有用？我看联盟那边提出的条件，好像主要是换地……不是要灭了我们……”这话说得他自己都没底气，更像是在绝望中抓住一根浮木。
“换地？”另一个知识分子模样的人推了推眼镜，脸色苍白，“今天换一块边境的冻土，明天就会要赫尔辛基！布党的话能信吗？但……但是首接开战……”他咽了口唾沫，“我们会有多少人死？”
恐惧是会传染的。咖啡馆里弥漫着一种无力的恐慌。他们刚刚目睹了独立的希望，转眼间这希望就要变成一场灭顶的战争。对许多普通人来说，联盟是一个遥远但无比恐怖的巨物，与之对抗的念头本身，就足以让人窒息。
这种情绪在普通家庭里更首接。一个年轻母亲紧紧搂着刚会走路的孩子，指着天幕对她丈夫哭诉：“你看到那些未来的坦克了吗？看到那些飞机了吗？如果战争真的来了，你会被征召的！你会死的！然后呢？我和孩子怎么办？我们甚至连像样的防空洞都没有！”她的哭声引来周围一片压抑的沉默，不少女人偷偷抹起了眼泪。
街头巷尾，议论的方向开始转变。先前曼纳海姆是被寄予厚望的独立领袖，此刻在部分人口中，却渐渐成了不顾人民死活的战争贩子。
“他当然不怕！他是元帅！他待在安全的指挥部里！”
“他替沙皇打了二十年仗，他脑子里只有打仗！根本不在乎芬兰普通人的命！”
“他就是想给沙皇报仇，用我们的血！”
这股怨气在曼纳海姆的家乡地区积聚得最快，也最猛烈。最初的骄傲和自豪，在关乎亲人生死的恐惧面前，不堪一击。愤怒需要出口，而空置的老宅成了最显眼的靶子。
“砸了它！这个给我们引来灾祸的房子！”
“他不配做芬兰人的英雄！他是沙皇的鬼！”
更多的人聚集过来，石头和泥块像雨点一样砸向老宅的窗户和墙壁。木质的大门被撞得砰砰作响，愤怒的涂鸦——诸如“刽子手”、“叛徒”——被胡乱泼洒在墙面上。人群的情绪越来越激动，仿佛摧毁这座房子，就能摧毁那个令人恐惧的未来。
天幕中芬兰这样一个小国居然敢跟联盟相对抗的震撼画面，同样落在1914年那些散落于欧洲各地的芬兰流亡者中间。这群人，是芬兰独立运动中最激进、最不屈的火种。他们被迫离开故土，在异国他乡密谋着如何推翻露国的统治。
在斯德哥尔摩一间烟雾缭绕的廉价公寓里，几个这样的男人正紧紧盯着窗外的天幕。他们脸上的表情并非恐惧，而是一种近乎狂热的兴奋。
“看到了吗？！”一个胡子拉碴、眼神锐利的男人猛地一拍桌子，震得空酒瓶哐当作响。他是这群人的核心，名叫埃里克，曾因策划刺杀露国官员而被通缉。“就连天幕都在告诉我们，芬兰人不是孬种！不是那些丹麦佬、挪威佬，更不是那些只会投降的法国软蛋！”
“可是，埃里克，”旁边一个稍显年轻的同伴带着一丝忧虑开口，“那代价太大了……联盟可是出去了整整西十万大军，就算我们芬兰全民皆兵，战斗到最后一个人？我们的民族会不会就此……”
“代价？！”埃里克粗暴地打断他，声音因激动而嘶哑，“没有自由的民族，和死了有什么分别？沙皇掐着我们的脖子一百年了，呼吸一口属于自己的空气，哪有不流血的？！联盟比沙皇更狠，那我们就要比对付沙皇时更硬！天幕这是在给我们启示，是在告诉全世界，芬兰人的骨头有多硬！”
他的眼中燃烧着熊熊火焰，那不是绝望，而是看到终极证明般的狂热。天幕预言的惨烈，在他眼中不是警告，而是一曲悲壮的、值得追求的赞歌。
在巴黎的一家咖啡馆角落，另一批芬兰流亡学生同样陷入了激烈的争论。一个戴着眼镜、看似斯文的学生猛地摘下眼镜，用力擦拭着。
“曼纳海姆……他们竟然说他是在为沙皇报仇？荒谬！”他的声音压抑着愤怒，“他们根本不懂！这不是为了效忠哪个皇帝，这是为了我们自己！是为了芬兰这个名字能堂堂正正地刻在欧洲地图上，永不消失！天幕证明了，哪怕对手是巨人，我们最终也能站着死，而不是跪着生！这本身就是一种胜利！”
“但我们需要策略，”另一个更为冷静的声音试图分析，“不能只是硬拼。我们必须思考，如何才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这样极端的政治环境下生存下去，而不是我们真的流尽最后一滴血……”
“思考？当熊扑过来的时候，你还有时间思考怎么用最优雅的姿势倒下吗？只有一种姿势——举起你的矛，对准它的心脏.......”
这些最坚定的独立者们，从这骇人的预言中，汲取到的不是恐慌，而是一种近乎殉道者的决心和扭曲的荣耀感。普通民众看到的是家破人亡的惨剧，他们看到的却是一个民族用最极端的方式向世界宣告自己的存在。他们坚信，唯有如此极致的抗争，才能配得上未来芬兰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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