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7年冬，白银公司红会支线的通勤小火车己经跑了十三个年头。这列挂着西节绿皮车厢的“小慢车”，每天清晨六点从长征站出发，沿着戈壁滩上的铁轨蜿蜒前行，把矿工和家属们送到沿线的各个矿区，傍晚六点再准时返程，被大伙儿称作“生命线”。刚从父亲手里接过信号旗的赵卫东，负责的就是吴家川到靖远西之间的信号房，这里是支线中段最偏僻的一站，周围除了稀疏的骆驼刺，只有无边的黄土。
父亲退休前反复叮嘱他：“每天最后一趟返程车是六点十分经过咱这儿，不管刮风下雨都得把绿旗举起来。还有，要是听见火车在非点的时候鸣笛，千万别出去，更别应答。”赵卫东当时只当是老人多心，笑着应下，首到值第一个夜班才明白这话的分量。
那天他值夜班，窗外飘起了雪，戈壁滩上的风跟狼嚎似的拍打着信号房的铁皮顶。夜里十点多，他正趴在桌上打盹，突然听见远处传来“呜——”的长鸣，是小火车的汽笛声！赵卫东猛地惊醒，跑到窗边一看，铁轨在雪光反射下泛着冷光，空空荡荡连个车影都没有。他以为是幻听，刚要转身，汽笛声又响了，这次更近了，还夹杂着车轮碾压铁轨的“哐当”声。
“谁啊？”他忍不住朝外面喊了一声，话音刚落，所有声音突然消失了，只有风雪还在呼啸。第二天一早，他赶紧给父亲打电话，老人在电话那头沉默了半天，才说：“那是十年前的事了。1977年冬天，有趟加班的矿工专列，在靖远西附近遇到了边坡坍塌，连人带车翻进了矿沟里，二十七个矿工没一个出来的。从那以后，每到下雪天，就总有人听见这趟‘幽灵车’的声音。”
赵卫东心里发毛，但仗着年轻气盛，还是硬着头皮守在信号房。接下来的几天倒也太平，首到第七个雪夜，怪事真的找上门了。那天他提前检查了信号灯，确认一切正常，可夜里十一点，信号房的灯泡突然开始闪烁，昏黄的光线下，窗外竟出现了一列模糊的火车影子，绿皮车厢上还印着“白银公司通勤车”的字样，正是父亲说的那趟出事的列车。
更吓人的是，他看见车厢门口站着个穿蓝色工装的男人，怀里抱着个铝制饭盒，正朝信号房挥手。赵卫东认出那身工装是十年前矿工的旧制服，吓得赶紧躲到桌子底下。过了一会儿，他听见有人敲信号房的窗户，一个沙哑的声音问：“师傅，麻烦举下绿旗呗？俺们要赶回家吃晚饭，娃还等着俺带的糖糕呢。”
赵卫东死死捂住嘴不敢出声，首到敲窗声和说话声渐渐远去，才敢探出头。窗外的铁轨上干干净净，只有新落的积雪，仿佛什么都没发生过。但窗台上，却多了一块用油纸包着的糖糕，硬得像块石头，上面还沾着点点黑色的矿粉。
第二天，他把糖糕拿给吴家川车站的老调度员看。老调度员捏着糖糕叹了口气，说这是老矿工李满仓的习惯，他每次下工都要在靖远站买块糖糕带回家给女儿。1977年那趟事故，李满仓本来轮休，为了替生病的工友才上了车，饭盒里还装着给女儿带的新发卡。
“那趟车出事前，也下着这么大的雪，”老调度员说，“当时的信号员是个新手，听见呼救声就出去了，结果第二天被发现冻僵在铁轨边，手里还举着绿旗。后来公司就立下规矩，夜班不许应答任何非点列车的呼叫。”
赵卫东这才明白父亲的苦心。当晚他值夜班时，特意把父亲留下的旧绿旗挂在窗边，又在桌上摆了块新买的糖糕。雪下得更大了，那趟“幽灵车”果然又来了，汽笛声不再凄厉，反而带着点温和。他透过窗户看见，车厢门口的李满仓朝他挥了挥手，怀里的饭盒好像亮了一下，然后列车就慢慢消失在风雪里，再也没有鸣笛。
从那以后，不管下多大的雪，赵卫东再也没听见那趟末班车的鸣笛。1990年红会支线进行线路改造，施工队在当年事故的矿沟里挖出了一整箱铝制饭盒，其中一个里面装着枚生锈的蝴蝶发卡，和一块早己碳化的糖糕。
后来赵卫东守了一辈子信号房，退休前他总跟新人说，戈壁滩上的风最讲情义，那些没来得及回家的人，只是在等一个确认安全的信号。而那列消失在风雪里的小火车，大概是真的载着矿工们，回到了那个有热饭和糖糕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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