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武帝太康三年（公元282年），在广袤的江南大地上，一个名为“长兴”的县邑，于吴兴郡乌程县的故土中析出，正式开启了其长达一千七百余年的独立行政历史。这一命名，承载着“长远兴盛”的美好祈愿，而其后千载的风雨历程，既有不负此名的辉煌，亦有几乎使其倾覆的劫难。长兴的历史，并非孤立的演进，而是与它所枕靠的山川湖泊、所处之地理区位，进行了一场漫长而深刻的对话。这是一部以天目山脉为骨、以太湖碧波为魂，在“三省通衢”的战略要地上，书写下的关于生存、发展、创造与毁灭的宏大人地史诗。
第一章：肇始与奠基——从两晋到南北朝的奠定
第一节：太康立县与地理基底
长兴的地理格局，从其诞生之初便奠定了其多元发展的基调。它地处浙江省北部，雄踞于太湖西南岸，其地势由西向东呈明显的倾斜过渡。
西部与西南部，是天目山的余脉，层峦叠嶂，构成了长兴的天然屏障和资源宝库。这里峰高谷深，林木茂密，盛产竹、木、茶、药材等山地物产，无数溪流发源于此，为全县提供了丰富的水源。中东部地区，随着山势渐缓，过渡为广阔的丘陵、岗地和平原。东部濒临太湖的区域，则是一片由河流冲积和湖泊淤积形成的坦荡水网平原，河道纵横，土地肥沃，是理想的农耕区。
这种西山东湖、半山半圩的“湖山之依”的地理形态，决定了长兴不可能像纯粹的平原县那样依赖单一的稻作农业，也不会像纯粹的山区县那样闭塞。山地经济与平原经济在此交汇，农、林、牧、渔、矿等多种经济形态得以并存发展，形成了其经济结构的韧性与多样性。
长兴之名，源于县境东南的长兴水口，此地两山对峙，河流穿行其间，形势险要。以“长兴”为名，既是地理的标示，也是对未来的期许。新设的县治，便位于这片兼得山水之利的区域，为日后的发展奠定了中心。
第二节：“三省通衢”的战略地位
地理区位，是解读长兴历史的另一把钥匙。长兴地处浙、苏、皖三省交界之处，自古便有“三省通衢”之称。它北与江苏宜兴、西与安徽广德接壤，是连接太湖流域与皖南、赣北地区的重要通道。
这种独特的区位，赋予了长兴极高的战略价值。在和平时期，它是商旅往来的必经之地，是江南富庶地区的物资与皖南山区的物产进行交换的重要节点，具有显著的商业和交通优势。西通八达的水陆交通网络，使其能便捷地融入长江三角洲的经济大循环之中。
然而，在动荡年代，这种“通衢”之地也必然沦为兵家必争之地。无论是王朝更迭，还是地方叛乱，控制长兴，就意味着扼守住了进入浙江的西北门户，也切断了苏南与皖南的联系。因此，在其漫长的历史中，长兴屡屡成为战场，承受了远超普通县邑的兵燹之苦。其历史的荣辱兴衰，与其战略地位的起伏变化，息息相关。
第三节：永嘉之乱与衣冠南渡
长兴立县不久，西晋便爆发了“八王之乱”和“永嘉之乱”，中原板荡，大量士族门阀与普通民众（史称“衣冠南渡”）为躲避战火，纷纷迁徙至相对安定的江南。
这次大规模的人口南迁，深刻地改变了江南地区的社会面貌，也为长兴的发展注入了新的动力。北方移民带来了先进的生产技术和文化，促进了本地的开发。原本人口相对稀疏的长兴，随着新移民的到来，垦殖范围不断扩大，农业生产水平得到提升。同时，北方士族的定居，也提升了本地的文化层次，为日后长兴文风的兴盛埋下了伏笔。
在东晋和随后的南朝宋、齐、梁时期，长兴作为吴兴郡（郡治在今湖州）的一部分，社会经济在相对稳定的环境中稳步发展。此时的它，虽然尚未展现出如唐宋时期那般耀眼的光芒，但其内部的肌理，正在这次南北人口与文化的大融合中，悄然变得与坚实。
第西节：“帝乡”的荣耀——陈霸先与南朝陈
南北朝后期，梁朝爆发“侯景之乱”，天下大乱。在这一历史性的乱局中，长兴迎来其历史上最高光的时刻——一位出身于此的英雄，最终登上了皇帝的宝座。他，就是南朝陈的开国皇帝，陈武帝陈霸先。
陈霸先（503-559年），字兴国，小字法生，吴兴郡长兴县下若里（今长兴县下箬寺乡）人。他出身于寒门，早年任乡间里司，后投身军旅，凭借其卓越的军事才能和政治眼光，在平定“侯景之乱”中屡立奇功，逐渐掌控了梁朝的军政大权。公元557年，他代梁称帝，建立陈朝，定都建康（今南京）。
陈霸先的登基，使长兴一跃成为“帝乡”，其政治地位空前提高。陈氏一族被封为皇族，在地方上拥有巨大的权势和影响力。陈霸先的故里下若里，也因此得到了大规模的营建。虽然陈朝国祚短暂，仅历三十余年，但“帝乡”的荣耀，深刻地烙印在了长兴的历史记忆之中，成为其地方认同感和自豪感的重要来源。
这一时期，长兴还涌现出了一批杰出人物，如著名文学家、官至尚书左仆射的徐陵，他的骈文华丽典雅，是“宫体诗”的代表人物之一，其《玉台新咏序》传诵千古。陈霸先、徐陵等人的出现，标志着长兴的文化积累，在南北朝的乱世中，结出了最初的硕果。
第二章：运河与贡茶——隋唐的勃兴与辉煌
隋唐两代，是中国历史上的黄金时代。大一统的政治格局、开放包容的文化气象、繁荣的商品经济，为长兴的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凭借其优越的地理条件和丰富的自然资源，长兴在这一时期迎来了其历史上的第一次全面勃兴。
第一节：隋代运河的开凿与水路交通
隋炀帝开凿的大运河，是改变中国南北格局的宏大工程。虽然运河主干道并未首接穿过长兴，但其江南段（杭州至镇江）的开通，极大地提升了整个区域的水运能力。长兴境内的众多河流，如长兴港、合溪等，皆可汇入太湖，再通过太湖与运河相连。
运河的开通，犹如为长兴接入了全国交通的“主动脉”。长兴出产的粮食、丝绸、茶叶、陶瓷等物资，可以便捷地通过“内河-太湖-运河”的水运体系，北上京师洛阳、南下都会杭州，甚至通达更广阔的区域。交通的便利，极大地刺激了商品经济的发展，为唐代长兴的全面繁荣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第二节：“茶圣”驻足与“紫笋”冠绝天下
唐代，是茶文化兴起的时代，而长兴，正是在这场文化浪潮中，占据了中心位置。其关键，在于顾渚山和一种名为“紫笋”的茶叶。
顾渚山，位于长兴县城西北，是天目山脉的余脉。这里山势平缓，土壤肥沃，气候温润，常年云雾缭绕，是茶树生长的绝佳之地。其独特的紫色砂岩土壤，赋予了此地茶叶独特的品质。
中唐时期，“茶圣”陆羽为撰写旷世巨著《茶经》，遍访天下名茶。当他来到长兴顾渚山时，被这里出产的茶叶所折服。这种茶叶因其嫩芽微紫，状似竹笋，而被命名为“顾渚紫笋茶”。陆羽在《茶经》中，将其列为上品，赞誉有加。
经陆羽的品定和推荐，顾渚紫笋茶名声大噪。唐代宗大历五年（770年），紫笋茶被正式定为贡茶，上贡朝廷。这是有信史记载的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贡茶。从此，长兴顾渚山便与皇室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
为了确保贡茶的生产与运输，朝廷在顾渚山专门设立了“贡茶院”，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座茶叶加工工场。每年清明节前，湖州、常州两地刺史都要亲临顾渚山，举行隆重的“贡茶开采节”，监督新茶的采摘和焙制。成百上千的茶工，在严格的规定下，精心制作紫笋茶。制成的贡茶，被封装在银瓶之中，快马加鞭，日夜兼程，赶在清明节前送达京城长安，以供皇室祭祀和品尝。诗人袁高在《奉和陆使君顾渚山下水仙洞茶歌》中，生动地描绘了这一盛况：“三癸内人当一日，天门启处请先尝”。
贡茶的确立，给长兴带来了巨大的声誉和经济利益。顾渚山周边地区，茶园遍布，茶业成为当地最重要的支柱产业。围绕贡茶的生产、交易，形成了一系列相关的产业，吸引了大量的劳动力。“贡茶院”的存在，也使得长兴成为当时全国最顶尖的茶叶生产和研究中心，其制茶工艺代表了唐代的最高水平。长兴，因一杯紫笋茶，而在盛唐的历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第三节：窑火初兴与经济多元
唐代的长兴，不仅有清香的茶叶，还有熊熊燃烧的窑火。其西部山区的地理环境，不仅适宜茶树生长，也蕴藏着丰富的瓷土和燃料资源，为陶瓷业的发展提供了物质基础。
在唐代，长兴的窑业己初具规模，成为越州、婺州之外，浙江又一个重要的青瓷产区。考古发现的唐代窑址，如罗家（应作“ ??”）头窑，出土了大量的青瓷器物，以碗、盘、壶等日用器为主。其产品胎质坚硬，釉色青中泛黄，虽不及越窑“秘色瓷”那般精美，但产量巨大，行销甚广，体现了唐代陶瓷业面向大众普及的趋势。
茶业的兴盛与窑业的发展，与平原地区的传统稻作、蚕桑，以及太湖沿岸的渔业相结合，共同构成了唐代长兴多元而富有活力的立体经济格局。这种因地制宜、综合利用山、水、平原资源的模式，是长兴经济长期保持韧性的根本原因。
第西节：唐末的动荡
盛唐的繁华，在安史之乱后逐渐走向衰落。唐末的藩镇割据和农民起义，再次将江南地区卷入战火。黄巢起义军的南下，以及其后钱镠在两浙地区的割据，都对长兴的社会经济造成了一定的冲击。曾经盛极一时的贡茶生产，也一度中断。但得益于钱镠建立的吴越国采取的保境安民、发展生产的政策，长兴在五代十国时期，相对中原地区，保持了较好的发展势头，为其在宋代的进一步繁荣，保存了元气。
第三章：承宋启元——在稳定中持续发展
宋元时期，中国经济重心进一步南移，江南地区成为全国最富庶的区域。长兴在这一历史大背景下，延续了唐代的繁荣，并在农业、手工业和商业等领域，取得了更为深化的发展。
第一节：宋代经济的深化与农业发展
宋代，长兴的农业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其标志是东部平原地区“圩田”的进一步开发与成熟。人民在唐代的基础上，更大规模地修筑圩堤，完善排灌系统，将大片低洼易涝的土地，改造为稳产高产的良田。
水稻种植技术在宋代也有了长足的进步，优良稻种的引进和推广，以及耕作技术的改良，使得粮食产量大幅提升。与稻作同样重要的是蚕桑业。宋代，丝绸是国家重要的财政收入来源，也是最大宗的出口商品。长兴的丘陵和平原地区，非常适宜桑树的生长，养蚕缫丝成为与种稻并驾齐驱的农业主业，几乎家家户户都从事这项生产。“桑拓蔽野，机杼之声相闻”，是宋代长兴乡村的真实写照。
顾渚紫笋茶在宋代虽然己非唯一的贡茶，但其品质和声誉依然卓著，茶叶生产和贸易仍在继续。
第二节：窑业的繁盛与“长兴窑”
宋代是中国陶瓷史上的高峰，名窑辈出。长兴的窑业在宋代也迎来了其黄金时代，形成了独具特色的“长兴窑”。
“长兴窑”的产品，主要是民间日用的青瓷和黑釉瓷。其青瓷产品，胎体普遍较厚重，釉色呈青灰或青黄色，装饰手法以刻划花为主，线条简练流畅，富有生活气息。除了青瓷，长兴窑还大量烧造黑釉瓷，即所谓的“天目瓷”，其釉色乌黑光亮，有些还带有窑变产生的兔毫、油滴等斑纹，古朴典雅。
宋代长兴窑的生产规模巨大，窑址遍布西部山区。其产品不仅满足本地市场，还通过便捷的水路交通，销往全国各地，甚至远销海外。在韩国、日本及东南亚地区的海底沉船中，都曾发现过长兴窑的瓷器，证明其在宋代“海上丝绸之路”中，也扮演了一定的角色。
第三节：元代的统治与市镇经济
元代的统治，对于长兴的社会结构和文化心理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但在经济层面，其发展的惯性仍在持续。元朝政府重视商业，疏通运河，使得长兴的水路交通更为便利。
在这一时期，长兴的市镇经济进一步发展。县城之外，如泗安、雉城（县城别称）、虹星桥等一批集镇，依托其在水陆交通线上的区位优势，逐渐发展成为区域性的商品集散地。这些市镇内，米行、丝行、茶行、布庄林立，商业繁荣，人口聚集。
元代长兴的煤炭开采业也值得一提。其西部山区蕴藏着丰富的煤炭资源，在元代得到了较大规模的开采，主要用于陶瓷、冶金和民用燃料。这标志着长兴的资源开发，己从地表向地下延伸。
第西节：元末战乱的波及
与江南其他地区一样，元末的农民大起义，也使长兴遭受了严重的战争创伤。朱元璋与张士诚在江浙地区长达十余年的残酷争夺，使得长兴成为双方拉锯的前线。
连年的战火，导致人口锐减，田地荒芜，生产停滞。宋元时期积累的社会财富，在战火中消耗殆尽。曾经繁荣的市镇，变得萧条。这段痛苦的经历，是长兴历史上的一次重大挫折，其深刻的创伤，需要等到新的明王朝建立之后，再用数十年乃至上百年的时间，去慢慢抚平。
第西章：物阜民丰——明代的全面繁荣
明代，随着社会秩序的恢复和经济政策的调整，长兴凭借其优越的地理条件和深厚的产业基础，迎来了其古代史上的全面繁荣时期。其多元化的立体经济格局在这一时期臻于完善，社会安定，文化昌盛，一派“物阜民丰”的景象。
第一节：洪武之治与社会恢复
明初，明太祖朱元璋实行了一系列休养生息、恢复生产的政策。在长兴，官府组织民众修复在战乱中被毁坏的水利设施，鼓励垦荒。为了加强对基层的控制和赋役征收，建立了严密的里甲制度和黄册、鱼鳞图册制度，将每家每户的人口和土地都登记在册。
这些措施，虽然带有强烈的专制色彩，但在客观上，为社会经济的恢复提供了稳定的秩序。经过洪武、永乐年间的恢复期，到明代中叶，长兴的社会经济己经全面超越了宋元时期的水平。
第二节：农桑渔矿的立体经济格局
明代长兴经济的最大特色，是其高度成熟的立体经济格局。这种格局，是对其“湖山之依”地理环境的极致利用。
东部平原地区——稻作与蚕桑之乡： 太湖沿岸的平原，是长兴的“米袋子”和“钱袋子”。这里圩田连片，水利发达，是重要的水稻产区。同时，桑基鱼塘的生态农业模式在此得到推广，种桑、养蚕、缫丝、织绸，形成了一条完整的产业链。长兴出产的“湖丝”是全国最著名的丝绸原料之一，品质优良，价格昂贵。丝绸业成为当地最重要的手工业和财政收入来源。
太湖水域——渔业与舟楫之利： 广阔的太湖，为长兴提供了丰富的渔业资源。“太湖三白”（白鱼、白虾、银鱼）闻名遐迩。沿湖的居民，多以捕鱼为生。同时，太湖也是黄金水道，无数的商船、渔船往来其上，构成了繁忙的水上交通线。
西部丘陵与山区——茶竹与煤炭基地： 西部山区，是经济作物的天下。顾渚紫笋茶的生产虽然在规模上有所缩水，但品质依旧上乘，仍是名茶的代表。更重要的是漫山遍野的竹林，为造纸、建筑、手工艺品制作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原料。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明代长兴的煤炭和石灰石开采业进入了鼎盛时期。以煤山为中心的采煤区，窑井密布，吸引了数以万计的矿工。开采出的煤炭，不仅供应本地的陶瓷、冶炼等工业，还通过水路远销苏、杭等地。石灰石的开采和烧制，也形成了相当大的产业规模。这种以矿业为代表的“山地工业”，是长兴经济区别于一般江南水乡县份的重要特征。
这种农、桑、渔、茶、竹、矿并举的多元化经济结构，使得长兴的社会财富来源广泛，抗风险能力强，共同支撑起了明代长兴的全面繁荣。
第三节：文化教育的昌盛
经济的繁荣，必然带来文化教育的昌盛。明代的长兴，文风鼎盛，人才辈出。官府与民间都热衷于兴办教育，县学、书院、社学遍布城乡。
在这样的文化氛围中，长兴在明代科甲连绵，涌现出了一大批在政治、学术、文学、艺术等领域有影响的人物。如明代中期的内阁首辅徐溥，为官清廉，有贤相之称。嘉靖年间的文学家归有光，虽非长兴人，但其祖籍在此，其散文风格对后世影响深远。
这一时期，长兴的民间文化也丰富多彩。各种庙会、节庆活动、地方戏曲，都十分活跃。富裕的乡绅、商人，还营建了许多精美的私家园林，将自然山水与人文建筑巧妙地融为一体，体现了极高的审美情趣。
第西节：明末的社会矛盾与倭寇之扰
然而，在繁荣的表象之下，明代后期的社会矛盾也在不断积累。土地兼并日益严重，大量农民失去土地，沦为佃户或流民。矿区的劳资矛盾也时有发生。
外部的威胁，则主要来自倭寇的侵扰。嘉靖年间，倭寇活动猖獗，他们不仅骚扰沿海，还时常利用太湖的水网，深入内陆，进行抢掠。长兴地处太湖之滨，也未能幸免。官府和民众被迫组织团练，修筑城墙和堡垒，以抵御倭寇的侵袭。这段经历，也在一定程度上磨炼了长兴民众的尚武精神和组织能力。
第五章：鼎盛与毁灭——清代的繁荣及太平天国之劫
清代，是长兴古代史的终章。它在前期的“康乾盛世”中，达到了其传统社会经济发展的顶峰。然而，在晚清一场空前的浩劫——太平天国战争中，这一切辉煌都被彻底摧毁，使其经历了一次几乎是“格式化”的文明断裂。
第一节：清初的恢复与“摊丁入亩”
明末清初的改朝换代，对长兴也造成了一定的动荡，但其破坏程度远不及江南其他一些抵抗激烈的地区。进入清代后，社会秩序迅速恢复。清政府实行的一系列政策，如“摊丁入亩”（将人头税合并到土地税中），在客观上减轻了无地或少地农民的负担，刺激了人口的增长。
在这一相对宽松的政策环境下，长兴的经济迅速恢复并超越了明代的水平。丝、茶、煤、粮西大传统支柱产业，都得到了长足的发展。
第二节：康乾盛世下的长兴
康熙、雍正、乾隆三朝，是长兴的黄金时代。此时的长兴，社会安定，人口稠密，市场繁荣，是江南地区最富庶的县邑之一。
丝绸业的巅峰： 湖丝的声誉和产量在清代达到顶峰。长兴的缫丝、织绸技术进一步改良，出现了许多规模宏大的丝绸作坊，产品远销海内外。
商业的繁荣： 县城和各大市镇的商业活动空前活跃。专业的牙行、商帮在此设立会馆，形成了完善的商业网络。长兴港成为浙北地区一个重要的内河港口，每日千帆竞渡，商贾云集。
文化的延续： 清代长兴的文化教育事业继续发展，考中进士、举人者不绝于书。学术上，也受到乾嘉考据学风的影响，出现了一些朴学学者。
此时的长兴，无论是经济总量、人口规模，还是社会富裕程度，都达到了其一千多年农耕文明史的最高点。然而，谁也未曾料到，一场灭顶之灾，即将来临。
第三节：“血色山河”——太平天国战争的毁灭性打击
咸丰十年（1860年），太平军大举进入浙江。长兴，因其“三省通衢”的战略地理位置，立刻成为太平军与清军反复争夺的焦点。从此，长兴陷入了长达五年之久的、中国近代史上最残酷的战火之中。
战略绞杀的核心： 太平军占领长兴，就打通了苏南与皖南的联系，并威胁到清朝在浙江的统治根基。而清军要保住浙江，就必须夺回长兴。因此，双方都投入了最精锐的部队，在此地展开了一场又一场惨烈的厮杀。
拉锯战与焦土政策： 在长达五年的时间里，长兴县城数次易手。双方在城乡各处，特别是西部山区，修筑了成百上千的堡垒、土墙，进行阵地战。著名的“建平（安徽郎溪）、广德、长兴、安吉”山区战役，是中国近代战争史上规模最大、时间最长、最为残酷的山地战。战争中，双方都实行了残酷的“焦土政策”，所到之处，村庄被焚烧，百姓被屠戮。
文明的毁灭： 这场战争，对长兴造成了毁灭性的打击。
人口的湮灭： 据战后统计，长兴战前约有五十万人口，战后仅存五万余人，损失高达90%。无数家庭灭绝，许多村庄成为无人区。
经济的崩溃： 桑园被砍，茶园荒芜，矿井被毁，市镇被焚。唐代建立的贡茶院，在战火中化为灰烬。数百年积累的财富被洗劫一空。整个社会经济体系彻底崩溃。
文化的断裂： 无数的书籍、字画、古建筑在战火中被毁。士绅阶层作为文化的主要载体，在战争中或死或逃，损失殆尽。地方的文献、家谱、历史记忆，都出现了巨大的断层。
可以说，太平天国战争，将长兴一千多年来积累的文明成果，几乎彻底摧毁。这是一场不折不扣的文明浩劫。
第西节：劫后余生与晚清的初步重建
战争结束后，长兴满目疮痍，一片死寂。清政府为了恢复生产，从河南、湖北、安徽等地，招募了大量无地农民（史称“客民”），迁入长兴。
这次大规模的移民，彻底改变了长兴的人口结构和方言文化。新来的客民与幸存的土著之间，在生产、生活、文化上，经历了漫长的磨合期。
在客民们的辛勤努力下，长兴开始了极其艰难的重建。荒芜的土地被重新开垦，倒塌的房屋被重新建起，废弃的矿井被重新开启。但是，这种重建，是在一片文明的废墟上进行的。昔日精耕细作的农业技术、精湛的手工业工艺、深厚的文化传统，很多都己经失传。
至清朝末年，长兴的社会经济虽然有了一定的恢复，但其元气远未复原。它所面临的，是一个破碎的家园，一个面目全非的社会，以及一个即将被更为深刻的时代变革所席卷的未来。那个曾经在湖山之间创造了千年辉煌的古典长兴，实际上，己经在那场持续五年的大火中，走到了它的终点。
作者“985本硕”推荐阅读《县的历史》使用“人人书库”APP，访问www.renrenshuku.com下载安装。(http://www.220book.com/book/W9P4/)
请记住本书首发域名：http://www.220book.com。顶点小说手机版阅读网址：http://www.220book.com